广场
这是连续的第九个阴天。
在布拉格，一种克制的情绪已经绵延了整个秋季。喜悦和忧愁都得不到声张。每天都有经久不息的云层。偶尔的冷雨和风。大量的空白和潮湿的灰色，街道、墙壁、玻璃，长长的没有影子的时间。伞、霉菌。伏尔塔瓦河没有激流，也没有什么无端的声响和光。这种克制不断强化着这座城市的神秘和欲望。在城堡，在佩特任山，在哥特钟楼密布的尖顶，在红瓦、青铜之上，金十字之上，站立于屋顶的雕像，巴洛克的石头肌肉与衣褶之中，在有轨电车的前行和钢轨反复的战栗之上，在树的安静和叶子坠落带来的渺小的光明之中，在烟蒂熄灭之际，在啤酒泡沫高涨之际，也在这只昆虫滞重的飞行途中，在它的甲翅之上，大城孤悬。
终于，一只杯子在“卡夫卡广场”打碎了。
伏尔塔瓦河流过布拉格时有一个大弯折，老城在右岸。9世纪，这里已散落着人家和市场。1100年的记录中已有商业、军政活动，形成了“布拉格镇”。那时有13个城门。14世纪，查理四世建了“新城”，“老城”这个名字才开始用。
1717年，在老城广场北端，圣尼古拉斯教堂边上，卡布洛瓦（Kaprova）和梅瑟洛瓦（Maiselova）两条街的转角处，建造了一幢房子，作为神甫的居所。1787年，修道院解散，神甫走了，搬来了市民。那时，这座建筑名叫“塔楼”。1883年7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出生于此。“Kafka”在捷克语中意为“寒鸦”。
卡夫卡一家在这儿住了两年。
1897年，着过一场火，建筑被毁，唯一留下的只有门廊，一直到现在，嵌在新公寓的入口，像一道旧补丁。1965年，在两面墙的边界，钉上了捷克雕塑家卡尔·赫拉吉克制作的卡夫卡的青铜头像，在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地方。守着门前的一小块空旷，所谓“卡夫卡广场”（Náměstí Franze Kafky）。
杯子属于广场上昂贵的“卡夫卡咖啡馆”，打碎它的姑娘无措地看着迅速沉没的黑色液体和此刻布拉格最新鲜的碎片。圣尼古拉斯教堂台阶下，卖艺者的萨克斯有了一次不易察觉的停顿。广场另一边的饭馆儿，两个在门外抽烟的侍者，默默地微笑。
咖啡馆石头拱门之上，一幅黑白照片之中，是卡夫卡永远年轻的目光。
目光尽头就是老城广场。
一片古老建筑围绕的辽阔。宫殿屋顶熟透的颜色、老虎窗的灰尘、石头花纹里的雨迹，有人奔跑着制造巨大的肥皂泡，挥动手中的幻象和阴天。一队正在演奏的乐手，迅速消散的琴声和走不远的歌，几个扮成雕像的人，在童车里扮成婴儿的小丑，旋转的舞者，兜售纪念物的人，突然强烈的马匹的味道、蹄声，19世纪的车夫，大块的翻滚的烤肉已经金黄，下面的火，木柴爆裂的声音、浓烟，热红酒的蒸汽和黏稠。让这一切具有意义的是这些不断涌入的成群激昂的游客，他们不介意寒冷和没有太阳的天空，不必配合秋天的克制，他们拍照、呼喊，说着不同语言，带着占领者的盲目的力量，扑向布拉格。找不到消磨者和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早已被赶出了这个广场。
卡夫卡出生地
11世纪，这里是集市，是布拉格的旧镜子。大事小情都与广场相关，一个人的爱与恨，一座城的罪与罚。
伊凡·克里玛说：“无疑地，它具体展示了捷克历史的重负。”
广场沉着应对着涌入者。胡斯纪念碑流淌着青铜。胡斯，就是那个伫立的人，生于1370年，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先驱，曾任查理大学校长。因为反对教皇的赎罪券，1415年被教廷处以火刑。19世纪，他成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象征。雕像立于1915年，以纪念胡斯殉教500年。
1989年1月，一个冬夜，赫拉巴尔从他热爱的金虎酒馆儿出来，穿过老城广场回家。他看见胡斯塑像的阴影打在金斯基宫明亮的粉色墙上。那一刻有笛声传来，从塑像中心飘升。他被打动了，那笛声一如变革的前兆。
赫拉巴尔在《致杜本卡的信》中写：“杜本卡，我不禁想起布拉格的老城广场，那座胡斯纪念碑，自天鹅绒革命以来，永远都菌集着青年人，他们遍布台阶，甚至基底，任何可以坐的地方，你发现这些年轻人，在胡斯像面前的摇滚乐队，他们坐在台阶上抵着自己的膝盖写明信片，来自布拉格的问候。……这座纪念碑是一张期票，只能在天鹅绒革命期间才能兑换，当拉斐尔·库贝利克指挥他的交响乐团奏响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的一刻……”
一行铭文：“彼此相爱，愿真理抵达每一个人。”
广场两端，各有一座教堂。北边，圣尼古拉斯教堂建于1732到1737年，巴洛克风格。有美丽的湿壁画。南边，泰恩教堂，14世纪的哥特建筑，钟楼高80米，是老城的地标。1673年的管风琴是布拉格最古老的，也是欧洲17世纪管风琴的杰作。1601年，伟大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安葬在这里。斯美塔那的葬礼也是在这里举行。
祈祷的人
“她来到老城广场，这里有泰恩教堂严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筑不规则的长方形，以及巴洛克式的建筑。”她是特丽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女主角。1982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把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拍成电影《布拉格之恋》，丹尼尔·戴-刘易斯、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片中，托马斯在失去医生工作之后，就曾在这个广场清洗过玻璃。
米洛什·福曼在捷克电影学院曾是昆德拉的学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是他热爱的作品。考夫曼说：“米洛什在我之前曾想把这本书拍成电影，可是他的两个儿子还住在布拉格，这对他来说非常危险。他知道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所以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感兴趣。”
电影的编剧有三个人：考夫曼、昆德拉、让-克劳德·卡里埃尔。后者是法国作家，大师级编剧，与布努埃尔合作过《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与路易·马勒合作过《玛利亚万岁》，与施隆多夫合作过《铁皮鼓》。
考夫曼说：“我努力要把它拍出来，努力与让-克劳德合作，努力与昆德拉合作，努力还原昆德拉这部伟大作品。而这本书是哲学方式的，并有自己的音乐属性。我们扩展了故事线，加入了戏剧性，同时忠于原著，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以我们的方式忠实于他，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非常复杂，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包括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演员。”
出于政治原因，电影并不是在布拉格拍的，而是在法国和瑞士。其中苏联士兵入侵布拉格的情节，外景地在里昂。从博物馆借来20辆原装苏联坦克在街巷上往复来去。电影中，这组镜头与纪录片中的历史画面完美契合。
有一个桥段，比诺什在街头拍照，之后，冲洗胶卷，她拿出一张照片，是布拉格街头的民众。而那张照片上的人正是考夫曼和妻子、儿子。拍摄地是旧金山。考夫曼说：“它看起来就像是布拉格，这是我进入电影的方式。它被用来作为例证说明随处都在发生的事。”
电影中有一系列镜头凝视这些老城广场上的宗教建筑，其中就有泰恩教堂、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尖顶和雕像。
电影音乐是20世纪初捷克著名作曲家莱奥什·亚那切克的作品，忧郁、焦虑。片中，歌手玛塔·库比绍娃用捷克语演唱了甲壳虫乐队的《嘿！朱迪》。
昆德拉作为影片顾问协助了摄制工作，比如托马斯在特丽莎入睡时口中所念的那段诗就是他特别为影片而创作的。
“昆德拉告诉我，他曾在布拉格教编剧，米洛什曾跟他学习过。他说对于原著你必须有所突破。影片完成后，我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说，昆德拉告诉我要突破原著……我也这样做了。而到意大利的时候，报纸的标题说我背叛了米兰·昆德拉，这是断章取义。我从未以过于奇怪或性感的方式来更改原作。对于原著必须是以直接的爱和力量来靠近。昆德拉看过之后说，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是考夫曼的说法。
不过，昆德拉后来说，这部电影的精神同他的小说以及小说中的人物的关联非常有限。在这次经验之后，昆德拉不再允许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
米兰·昆德拉在捷克生活了45年，大部分时间在布拉格。
1975年离开时，移民官递给他一个地球仪，他慢慢转动着，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最后他问移民官：“您还有别的地球仪吗？”
1981年，他被归化为法国公民。1990年，他写作了最后一部捷克语小说《不朽》。晚年，他自称为法国作家。
在捷克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一种对昆德拉的“敌意”和“反感”，这被昆德拉的拥趸解释为“嫉妒”。对此，伊凡·克里玛曾说，“但是我认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依我看，它部分地是由于昆德拉用来表达他的捷克经验的那种简化和展览式的方式引起的”；“进一步说，他所表达的经验，人们也许会说，和他1968年前身为前制度的一名十分投入和受到嘉奖的追随者的身份很不协调”。此外，“当昆德拉获得他最深最广泛世界声誉的时候，捷克文化正处于困苦斗争之中。……昆德拉身处所有这些努力之外”。
昆德拉说：“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1989年，巴黎的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伊利·曼佐导演、根据赫拉巴尔小说《线上的云雀》改编的影片。观众很少。其中就有热泪盈眶的昆德拉和他的妻子薇拉。“我们注定是扎根于前半生的，即使后半生充满了强烈的和令人感动的经历。”
此刻，游荡是不现实的，只有穿过，汹涌的异乡人，他们手中类似盲杖的指着天空的自拍杆。对于广场的美，他们的感受更为强烈和正常。卡夫卡从未远离这个广场。除出生地之外，广场边还有过他的两个家。
广场的热红酒
一个，就是这幢16世纪的文艺复兴建筑，外墙遍布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的灰泥浮雕。这里曾是药房，起名“白狮屋”，一角仍有白狮塑像。现在的名字是“分钟屋”。1889年，卡夫卡一家搬来。他的三个妹妹埃莉（Ellie）、瓦丽（Valli）、奥特拉（Ottla）就在这儿出生。工作日，卡夫卡的父母都不在家，母亲为家族企业做事，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卡夫卡在写给米莱娜·杰森斯卡的信中描述，小时候，他就是从这里出门，由厨娘陪着，向东穿过广场，前往肉市大街的德意志男子小学读书。在这座楼，卡夫卡一直住到1892年。
另一个，必须要再度穿过人群。
17年后，1913年11月，卡夫卡一家再次搬回广场，在北端，这幢临近巴黎街的房子，四层新巴洛克风格高级公寓——“奥佩尔特屋”，六个房间，大而舒适。卡夫卡的房间在四层的一角。1945年，这幢建筑在战争中损毁。1946年重修时，去掉了顶楼，包括卡夫卡的房间。
在这个不复存在的房间里，卡夫卡写了《饥饿艺术家》和未完成的《城堡》。从公寓的窗子，卡夫卡可以看到他生活过的几乎所有地方。有一次，他和他的希伯来语老师站在那窗前，看着窗外的广场，卡夫卡指着说：“那是我的中学，后面你可以看到大学，再远一点儿的左手是我的办公室。”他以手指画着圆环：“这个狭小的圈子囊括了我的全部生活。”
1914年8月，31岁时，卡夫卡第一次搬出父母家，先是住在妹妹瓦丽的公寓，此后，卡夫卡还住过妹妹埃莉的房子，也租过另外几处地方。
1918年10月，卡夫卡搬回父母家。此间，他多次进出疗养院。1922年，他开始创作小说《城堡》，从2月到6月，在奥尔佩特屋，他写作了《城堡》的第6章到16章。
这是卡夫卡最后的家。
赫拉巴尔所说的“粉色宫殿”——金斯基宫，广场12号，在胡斯纪念碑东边，洛可可风格，像一块过度装饰的点心，遍布奶油雕花和糖。建筑于1755至1765年，最初是葛兹伯爵的宅邸，1768年，被贵族金斯基家族买下，出身富贵。
1843年6月9日，奥地利小说家贝尔塔·冯·苏特纳出生在这幢建筑中，并在此度过童年。后来，她做了诺贝尔的秘书。1905年，她成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位女性。
这里也是德意志阿尔特斯泰特中学旧地。1893年9月，少年卡夫卡考入这所面向古典文学的文法类学校，学生大多数是犹太人。教学以德语进行，卡夫卡也学习和使用捷克语，他的德语带着捷克语口音，但他从未认为自己的捷克语说得流利。在“不可想象的无力感”中，他在这儿学习了8年，成绩优秀。在此，他与奥斯卡·波拉克建立了一生的友谊。1901年9月，卡夫卡通过了高级中学的结业考试。
1912年，他的父亲将采莱特纳街的店铺也搬到了虚荣的金斯基宫，在底楼右侧开了“赫曼·卡夫卡服饰品店”，一直经营到1918年。
1949年之后，金斯基宫成为国家美术馆的一部分。
“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这句话出自卡夫卡《致父亲的信》。多年后，有人在卡夫卡父亲店铺的原址，开了一间书店，黑底白字的招牌：“卡夫卡书店。”
店面不大，卖卡夫卡写的所有书，德语、捷克语、英语、法语，《审判》《城堡》《乡村医生》《在流放地》……卡夫卡的目光无所不在，来自这些书的封面，来自不断重复的几张黑白照片，来自被局部放大的眼睛，这些目光高挂在墙上，镶在镜框之中，贴在窗子的阴天里，印在明信片和包装袋上。
只有一张海报，画着卡夫卡的背影，黑色礼帽、大衣，他走在一条无法分辨白天与夜晚的街，他的头顶，布拉格的天空飘满了句子。
广场上的房子没有一座是简单的。
卡夫卡书店
卡夫卡书店的窗子
一墙之隔，13号。一幢早期哥特建筑。因屋角的石头铃铛，得名“石铃屋”。传言，13世纪由王室建造，传言，查理四世和他的母亲曾住在这儿。传言还有很多。1685年，重建时曾改为巴洛克风格，1961年再次恢复成哥特式。1949年，赫拉巴尔初到布拉格，他租住的公寓就在这里。
现在它属于布拉格城市美术馆，展览多是现当代艺术。
广场15号，“白色独角兽”，原是两幢相连的哥特房子，从16世纪到19世纪，风格随主人、时代变换。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在这幢建筑中，卡夫卡曾听过爱因斯坦的讲座。
现在，它是艺术空间。哥特式拱廊上方写着萨尔瓦多·达利和阿尔丰斯·穆夏的名字。穿行。属于达利的，画、陶艺、雕塑。属于穆夏的，鲜花、美人、绕指柔。都是匆忙的。
17号，“麒麟屋”，曾是贝尔塔·冯托娃夫人的文艺沙龙。一众知识分子经常在她家里聚集，他们读黑格尔、费希特、康德的作品，也举办讲座，关于精神分析、超限数、相对论。客人中有爱因斯坦，也有卡夫卡。
20号，“金独角兽屋”，诗人卡雷尔·波罗弗斯基1838年到1839年住在这儿，斯美塔那在这里办过音乐学校。
24号，“蓝鹅屋”是酒吧“班德”（Binder），德国画家卡尔·施皮茨韦格曾在此纵酒。
29号，“金天使屋”是著名的王子酒店所在地。这是德国诗人李利恩克龙每次到布拉格都要来的地方。
这个黑衣侍者有着和莫扎特咖啡馆一样的做派，带着一种“旧世界”的神色。所以，去喝一杯。
咖啡馆在22号，奢华的布拉格大饭店底楼。深色木桌、绛色帘帷、椅背、白桌布、银餐具、水晶杯。
在对的时间，可以听现场音乐，有时乐手穿旧时衣裳演奏莫扎特，有时是爵士乐。现在只有安静。
桌边的窗子很大，直对广场，直对老市政厅。
老市政厅始于1338年，是波希米亚的第一个市政厅，管理老城。1945年，被德军的炮火毁坏，塔楼保留了下来。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这样表达：“古城的市政厅建于14世纪，曾一度占据了整个广场的一侧，现在却一片废墟已有27年。华沙、德累斯顿、柏林、科隆以及布达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留下了可怕的伤痕。但这些地方的市民们都重建了家园，辛勤地恢复了古老历史的遗存。布拉格的人民对那些城市的人民怀着一种既尊敬又自卑的复杂心理。古城市政厅旧址只是战争毁灭的唯一标志了。他们决定保留这片废墟，是为了使波兰人或德国人无法指责他们比其他民族受的苦难少些。”
“诗人，远离家园，/内心被渴望穿透，/独自站着，/在旧城区的广场。/在那哥特式的墙上，/哈努什大师的钟/敲响了正午。”这是希克梅特的诗。
框在窗子里的还有天文钟，附着在老市政厅墙上。
1410年，钟表师傅卡丹的米库拉斯和查理大学的天文学教授扬·辛德一起制造了天文钟的机械部分和表盘。日晷表盘和哥特式雕塑是在1490年加上的。
有一则流言说，钟的制造者是工匠大师哈奴什。当时的掌权者对大钟非常满意，害怕哈奴什会在欧洲其他地方再造一座相同的天文钟，于是派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刺瞎了他的双眼。这并不是事实。
历经几个世纪，大钟停停走走，多次整修，加上了木雕像、使徒像，1865年大修时安装了金制报晓公鸡。1945年5月，德军的炮击严重毁坏了天文钟，直到1948年再次运转。
钟盘两侧有四个由齿轮驱动的塑像：一个照镜子的人，一个手握钱袋的人，一个骷髅一手旋转沙漏一手扯着铃绳，一个土耳其人。通常的解读，他们分别代表着虚荣、贪婪、死亡和欲望。整点将近时，骷髅将摇铃，大钟上方会有窗口打开，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将一一走过，面朝窗外，之后，会有金鸡报晓声，窗子关闭，骷髅左手的沙漏低垂，报时的钟声就响起了。
诗人塞弗尔特说起过童年的一次幻灭。有一天，他进入大钟的内部，悲哀地发现那些“平时我站在钟楼下面的人行道上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仰望、在我心目中已是半有灵性的圣徒，只是固定在木轮子上的半截儿身躯，是没有腿的！幻想破灭了，从此我再也不可能那般入迷地仰望大钟窗户里依次出现的行列”。
咖啡冷了，钟声未响。
而多年前，咖啡馆的名字并非“莫扎特”，而是“米莱娜”（café Milena）。米莱娜是卡夫卡的捷克语翻译和情人。
广场边的卖艺者
这是老城广场。这是米兰·昆德拉为电影写的诗。托马斯读给特丽莎的诗。
“你可以睡了/睡在我的怀里/就像一只小鸟/就像一间杂物室中/许多扫帚之中的一把……/就像一只小鹦鹉/就像一个哨子/就像一个小曲儿/由树林唱着……/在树林之中/在一千年前”
沉入人群。
“他孤立在过去的一旁，他孤立在未来的一旁。”昆德拉说。
这是连续的第九个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