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经济理论的实用主义

对于一个在形式上符合逻辑性和简洁性标准的经济理论来说，既然既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被证实），也不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被证伪），那么，如何判断它的好坏优劣？经济学家们给出的答案是实用。

卢卡斯论实用标准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在《经济周期理论的方法和问题》（1980）一文中谈到经济理论的评价标准时说：

任何清晰程度足以对所研究的问题给出明确答案的模型，都必然是人为的、抽象的、明显“不真实”的。同时，并不是所有表达清晰的模型都同样有用。……我们需要把它们看作对现实的有用模仿来进行检验。……一个“好”的模型……将不会比“差”的模型更“真实”，但会提供更好的模仿。[46]

在卢卡斯看来，模型不能用“是否真实”或“是否更真实”的标准来衡量，因为所有模型都只能集中考察复杂现实中的某个或某些侧面，从而一定是“非现实”的，如果以现实为标准，一定是“假的”“错的”。因此，“实用”是评估经济理论好坏的唯一标准。

奥曼论实用标准

鲁道夫·奥曼（Rudolf Aumann）在《博弈论试图完成的是什么样的工作？》（1985）一文中，非常明确地说，对于一个科学理论来说，根本不能用“正确”或“错误”来描述，取舍只有“实用”这个唯一的标准：

科学理论不能以“真实”或“虚假”来评价。在建构一个理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了解真相，甚至也不是接近真相；相反，我们只是试图以一种有用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思想和观察结果。一个粗略的比喻是，一个科学理论就像是办公室中的一个文件系统，或者某种复杂的计算机程序。我们不会用“真实”或“不真实”来描述这类系统；相反，我们只讨论它是否有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只讨论它的有用程度如何。[47]

奥曼将理论比作“文件管理系统”，认为它们根本无所谓正确、错误之分，只有是否好用之别。奥曼说，文件管理系统要随着文件数量或复杂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经济理论也要随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的变化而变化，但判断取舍一个理论的标准，并不是它本身是否是“真理”，关键是它是否能更好地解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

奥曼进一步分析说，既然对于理论来说并没有正确、错误之分，那么，观点完全相反的理论就有可能并存，正如我们在进行文件管理时，常常是多个系统并存，有的按名称排序，有的按发件人排序，还有的按日期排序，等等，各有各的优点和用途。奥曼特别举例说，牛顿建立的经典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如果以真理性为标准，后者完全替代了前者。但是，物理学家们在“日常”研究中仍然主要使用前者，因为对绝大多数的研究来说，前者是对后者的“足够近似”，使用起来要简单方便得多。这个例子表明，即使是在真理性能够准确判断的情况下，也常常会因为“实用”而选择“被证伪”的理论，那么，对于根本无法准确判断真理性的经济理论，“实用”当然也就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了。

经济理论的实用主义，使我们能够理解在证券（及其他长期资产）定价方面观点几乎完全相反的法玛和希勒何以能在2013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们分别开创的有效市场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都是“有用的”。

弗里德曼论实用标准

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3）一文，是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经典文献，它充分体现了弗里德曼的实用主义思想。与奥曼一样，弗里德曼也把经济理论比作无正确错误之分、只有是否好用之别的文件管理系统。他还把经济理论比作语言。他指出，对于一门语言来说，形式逻辑可以用于判断它是否完整、是否存在矛盾，从而说明它“是否好用”，但无法说明它“是否正确”，因为对于一门语言来说，根本无所谓“是否正确”。对于经济理论来说，也完全一样。对于这一点，弗里德曼概括道：

实证科学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够对还没有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正确的）预测。[48]

弗里德曼在这里非常明确地表达了经济理论的评判标准不可能是真理性，而只能是实用性。对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坚持采取工具主义解读的劳伦斯·伯兰德在为《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词条“工具主义与操作主义”（Instrumentalism and Operationalism）中，对弗里德曼的实用主义进行了如下概括：

科学理论不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其原因仅仅在于，只要它们是分析或预测中的有用工具，它们的正确性就是无关紧要的。对于那些认为经济理论的真理性很重要的经济学家来说，工具主义永远不会被视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方法。[49]

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选择实用主义而不是真理主义，不是因为真理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具有真理性的经济理论，那么，它一定是实用的。也就是说，这样的理论一定兼具真理性和实用性，当然要比仅具有实用性的理论更值得我们去信奉。但第3.2节和第3.3的讨论表明，经济理论既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被证伪，从而根本无法判断一个经济理论的真理性，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放弃真理主义。因此，实用主义是经济学家们无奈的选择。

判断有用性的实证检验

既然经济理论的标准是其有用性，而经济理论的最终目标是解释现实、指导实践，那么，有用性的标准就只能是解释和预测。由于解释的合理性仍需要由预测来检验，所以，两者常合称为预测检验。预测检验的基本依据是经验证据，所以也称为实证检验。

经济学中实证检验的重要性，正是弗里德曼（以及很多其他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应该是“实证经济学”的原因。由于任何经验证据既不可能证实也不可能证伪任何理论（也称为模型或假说），所以实证检验不是对经济理论真理性的检验，而只是对其有用性的检验，而且其结论也必然是模糊的。对于预测检验的重要性和模糊性，弗里德曼说道：

对一个假说的合理性来说，唯一有意义的检验，是将其预测与实际经验进行比较。如果预测“频繁地”或比来自另一假说的预测更为经常地与经验证据相矛盾，那么该假说就被拒绝；如果预测没有与经验证据相矛盾，那么该假说就会被接受；如果该假说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矛盾，那么我们就会对它充满信心。实际证据永远不可能“证实”一个假说，它最多只是未能驳倒该假说，而这正是我们说某一假说被经验证据“确认”（并不十分准确）的意思。[50]

对一个经济理论的唯一检验是预测，即将其预测结果与客观事实相比较，如果相符，即理论被“确认”。但弗里德曼强调说，这并不表明理论被证实，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不可能被证实。这表明弗里德曼也是同意休谟对归纳逻辑的批判的。

同时，弗里德曼说，相符也仅仅是“未能证明理论错误”，这表明弗里德曼也赞同波普尔的证伪观点，这也正是弗里德曼常被称为“证伪主义者”的原因。如果不相符，即理论被“拒绝”。但弗里德曼认为，拒绝一个理论需要“频繁”或者比替代理论“更多”地遇到不相符的情形。这表明他充分认识到了预测检验的模糊性，即如果仅仅凭借一两次出现的预测不相符就拒绝一个经济理论，可能就没有多少经济理论会存留下来，这与第3.3节提到的豪斯曼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引文中弗里德曼所使用的“更大信心”“不严格地说”等词语，也显示出他对预测检验模糊性的强调。

伯兰德在前面提到的词条“工具主义与操作主义”中，明确指出了弗里德曼工具主义的模糊性缺陷：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引出了许多问题。谁决定什么是“有用的”？一个经济理论需要预测哪些经验事实？……工具主义的支持者，总是可以回应批评者说，使用工具主义方法已经被证明非常有用。[51]

确实，经济理论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实用性，但任何研究者都可以以“有用”来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辩护，而且还可以提出相当多的经验证据来。这实际上是经济学中流派林立的原因之一，也是面对经济现象我们都在盲人摸象的体现之一。

假设的不相关性

弗里德曼对于经济理论实用性（预测检验）的强调，与对假设现实性要求的否定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不同侧面”。正因为如此，很多研究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文献，直接将其全文的核心思想概括为“假设不相关”。弗里德曼的如下这段话，说明了两者的一致性：

对于一个理论的“假设”来说，有意义的问题不应该是它们在描述上是否“真实”，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是真实的，而应该是它们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是否足够近似。这一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该理论是否有效，即它是否能够产生足够准确的预测。这样，两个被认为相互独立的检验就合二为一了。[52]

弗里德曼认为，对于一个经济理论来说，假设必然是非现实性的，而且越是好的理论，假设就越是远离现实，因为一个好的理论就是要“以尽可能少的假设解释尽可能多的内容”（explains much by little），而减少假设的方法只能是忽略研究者认为不重要的因素，仅仅保留那些他认为重要的因素。

弗里德曼举例说，如果要讨论小麦市场，一个完全“现实”的理论，就不仅仅需要考虑供求关系，还需要考虑交易使用的支付方式，交易中买卖双方的肤色、眼睛和头发颜色、过去的教育、父母和孩子的数量、姓名、家庭收入，小麦种植土壤的肥沃程度，所使用化肥的种类和数量，生产时的天气状况和日照时间，种植小麦的农民的年龄和性别（甚至其肤色、眼睛和头发颜色、过去的教育、父母和孩子的数量、姓名、家庭收入）等。很显然，没有任何理论能够穷尽一切因素，从而没有任何理论是“完全现实”的。要区分不同假设之间的“现实性程度”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复杂程度的假设所省略的因素都是无穷的。

因此，判断一个假设是否合适，唯一的办法是看整个理论的预测效果。对我们预测小麦的价格来说，小麦生产者的成本比他的眼睛颜色更有用，所以，在小麦价格理论中，我们忽略后者而包括前者。也就是说，要对这个理论进行检验，只需要检验其预测效果（即预测价格是否与实际价格相符），而不需要检验其假设是否符合现实，这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两个被认为相互独立的检验就合二为一了”的含义。

弗里德曼的研究实践

弗里德曼强调假设不相关，是因为他认为我们不能依据假设是否现实本身来判断一个经济理论的好坏优劣或者判断其结论的正确与否，他认为这些内容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实证检验。因此，只有结合他关于实证检验的观点，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假设不相关”观点，这也正是实证检验和非现实性假设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不同侧面”的原因。

不过，从弗里德曼自己的研究实践来看，他并没有能够彻底地坚持他的方法论，这在他对货币数量论的阐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弗里德曼虽然始终强调实证检验的重要性，但他的“货币数量的增长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是货币数量的增长”的确定性结论，并非来自基于经验证据的实证检验，而是来自基于特定假设的逻辑推导。这些假设中的货币供给外生假设和货币流通速度稳定假设（亦即货币需求稳定假设），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没有任何确定性的基础，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拒绝这些假设而拒绝其结论（参见第6—8章的详细讨论）。

弗里德曼的研究实践，反映出了所有经济研究者都面临的一种困境。人们都希望能够从经济理论中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结论，而研究者通常为了强调其理论的价值和逻辑完备性，不得不宣称结论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既然不能来自实证检验，就只能依赖于逻辑推理。但任何逻辑推理都是从特定假设前提出发的，因此，经济理论的确定性结论，就只能取决于其假设的合理性（或现实性），假设当然就不再是“不相关”的。这是众多研究者反对弗里德曼“假设不相关”方法论的原因。

也就是说，如果经验证据是我们取舍经济理论的标准，那么，它的假设确实是“不相关”的；但是，如果某一经济理论的结论严重依赖其假设，而我们又必须在经验证据之外来判断这一结论（以及整个理论）的合理性，那么，该理论的假设就不再是“不相关”的了。

必须接受模糊性

要真正坚持实用主义方法论，我们就必须接受经济理论的模糊性，即承认面对复杂的经济金融现象，我们都在盲人摸象，从而不可能得到任何确定性的结论。实用主义是经济学家们在模糊性不可避免背景下的无奈选择。正是因为任何经济理论既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被证伪，所以，才需要以有用性为标准来取舍经济理论。

弗里德曼的问题是，为了“自圆其说”而将一个本来只是模糊性的理论，提升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在弗里德曼2006年年底去世之后发表的《弗里德曼是谁？》（2007）[53]一文中，把弗里德曼有关货币和货币政策的观点称为“故意误导”（misleading, and perhaps deliberately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