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的变化与现代性社会理论

我想以区分知识生产模式、文化形式及制度架构来开始我的论述。在使用“知识的模式”一词时，其意义是把知识产品看做一套使用于制度的话语系统和认识论的话语系统。知识不是简单地自我生产，而是在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中产生的；它是一个与社会相关联的体系，是文化本身的理解与交融；或者，用福柯的话来说，是一个权力体系或广泛的实践体系（Foucault，1980）。大多数的社会生活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例如食物的生产、技能、交往体系、安全、自然资源的占有、运动及消费等等（Goldman，1999）。我把知识这一术语运用到集体学习机制这一宽泛的意义中，即发生在群体、机构及组织中的知识积累。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时候的知识就是指与学习机制相联系的文化形式和制度形式中的社会认知结构。这就涉及文化形式的问题，也就是知识的更深层的认知基础问题。

文化形式的概念是指一个社会获取知识本身并提供客观的参照架构的解释模式，马克斯·韦伯称之为价值取向，布迪厄称之为象征资本的社会努力。假如我们沿着韦伯、卡斯托里亚迪斯、托雷尼和哈贝马斯等形形色色的理论家的轨迹就会发现，文化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表现为理性原则、形象意义、文化价值领域等，如道德、信仰与艺术、历史叙事等领域。社会主要的文化形式存在于认知的、规范的及审美的结构中，而蕴藏在这些结构背后的就是布迪厄称之为象征资本的东西，和更早以前的社会学称为价值和标准的东西（有关布迪厄的论述参见第六章）。因此，文化形式比知识模式意义更宽泛，文化形式不仅包含认知结构，还涉及审美结构和道德结构。我使用文化形式这一术语时，主要指那些用来定义知识概念的基本结构的认知结构（见Holland and Quinn，1991）。

最后，制度架构是指财富的生产和积累的模式，人口、社会关系以及政府的规章制度。制度架构不仅关注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社会实践，而且还关注生活中的社会结构。

知识、文化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差异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三者的中心（并成为大学社会学理论化的基础）。在这种观点中，知识（主要通过大学制度）与文化的认知情结、社会实践及制度的结构息息相关。受曼海姆和默顿影响的主流社会学的方法易于把知识置于社会的边缘，他们要么把知识简单地理解为理念或意识形态的躯壳，要么理解为科学的附属品。以韦伯为例，韦伯对知识所扮演的角色很感兴趣，但他要么把知识归入智力化和有助于理性化的过程，即理性原则，要么置于价值复合化和明晰化环境中的认知价值圈之下。涂尔干把知识与文化混合起来，因此并不理解建构主义者对待二者的谨慎态度。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把知识简单地理解为生产模式的一种附带现象，另一方面，把知识作为阶级意识的准要素而加以保存。曼海姆把知识简单地理解为特殊群体的理念，最终，在古典传统中，帕森斯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和大学作为介于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之间，使两者能相互渗透的区域的亚体系的重要性。塔尔科特·帕森斯和杰拉尔德·普拉特在《美国的大学》一书中说：“大学就是认知文化的机构。”（Parsons and Platt，1973：148）但是帕森斯的理论的缺陷在于没能看到知识是如何竞争的，这样知识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也就容易产生冲突。

这正是阿兰·托雷尼在他1973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会的自我生产》中已经修正的地方。在书中他对知识、社会文化模式及积累进行了区分（Touraine，1977）。引用托雷尼在书中的一些观点，尽管他的许多观点都是从大学的视角而不是社会运动的视角来说的，但是我还是强调大学作为社会组织模式及“社会认识论”的重要性，即作为认知结构的知识总是比科学知识更重要（Fuller，1993，1994）。这一方法使我想起了乔治·格维奇（George Gurvitch）在《知识的社会架构》一书中对知识模式、认知体系及社会架构的区分方法（Gurvitch，1971）。然而，由于他的方法深受涂尔干的影响，认知体系的内部发展或社会学习过程便无立足之地。知识的认知倾向及建构主义在托雷尼的著作中被多次提及，对于他来说知识模式和文化形式是现代社会形成中的两个重要阶段。本书自始至终都非常依赖于作为科学的知识（Wissen）和作为认知体系的知识（Erkenntnis）的差异，因而，引入了一种把大学作为协调这两个知识层次的场所的理论化的概念。

知识的理论化需要考察现代性的认知变化。这就意味着不仅仅是知识模式的变化，同时也包含了文化和社会的巨大转变。认知变化涉及从知识层面的潜在学习变化到文化形式和制度创新层面的社会文化占有。认知变化因此就包含了文化模式和制度架构中的演化。这样一来，它就与仅仅只有模式变化的知识形成了对比：因为知识层面存在的不一定能渗透到社会文化模式中，即使渗透到了，还存在社会结构的制度创新中知识能否被接受的问题。社会学习并不以个人学习的方式进行（Habermas，1979；Strydom，1987，1992，1993；Eder，1999）。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一书中意识到了教育变化与社会变化的不对称，但是并没有对其作进一步的研究（Durkheim，1997）。

现代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在学习型社会中，高深知识积聚在知识模式的层面上，而且多数知识已整合成社会文化形式。然而，正如克劳斯·埃德（Klaus Eder）所揭示的，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在利用这些集体学习，因为学习并不总是导致发展，也就是说文化层面的变化并不必然引起社会变化（Eder，1999）。我那时就想，认知变化的理念应该指那些在学习中得到发展的主要社会变革，也即知识模式的变化导致新文化形式的产生和社会进化（从制度创新的意义上说）。桑托斯（Santos）发现认知变化的观念与在学习中得到发展和进化的观点相联系。他提出了法律、科学、政治中“范式变化”的观点，在这个观点中，解放并获得支配地位的知识凌驾于作为规章制度的知识之上，认知变化的观念与知识模式变化、文化形式变化、制度架构变化之间的汇合是相类似的。

历史上知识模式引发主要的社会变革只是偶然发生的，例如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的现代前期（early modern period）[1]阶段，我称之为古典的现代性阶段。知识的模式，或许可以定义为革命的知识，带来了地理、医药及天文的大发现，绘画、音乐及建筑的新技术，哲学争论及信仰的出现。知识上的这些进步对新文化模式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最终也辐射到社会的制度架构上，从而导致了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威模式的形成。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阶段发生的认知变化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从而也标志着现代前期阶段的结束并且构成了现代性的第一次大危机。现代前期阶段的文化现代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伴随着大发现时代的“新学”（New Learning）开始的知识模式的巨大变化。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古典现代性的基本文化模式、人文主义的文化整合观念以及文化和自然的完全统一的观念［图尔明（Toulmin，1992）称之为宇宙观——认为社会应像自然法则一样完美有序的观点］难以维持，古典的现代性也因此行将结束。大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知识模式的局限性——革命的、解放的和人文主义的知识——受到了19世纪后启蒙运动时代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改革的挑战。

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是自由的现代性时期，大约从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末。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以世俗主义和文化差异为中心的新的文化形式。由于世俗化和理性化，19世纪进入了一种文化想象（cultural imaginary），这种文化想象表现为权利自治的理想和追求知识。资产阶级或市民社会取代了宫廷社会（court society），在知识模式中，古典现代性的知识整合模式转变为面向知识自治的新人文主义的、实证论的和受启蒙启发的知识模式。这些在黑格尔和孔德的哲学中有所概括，在主张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分离的康德哲学中也有体现。尽管他们的知识观念差别很大，但是黑格尔和孔德都把历史看做是通过知识的形式进行的人性进步的自我塑造的历史。现代阶段，知识模式被保留下来并指向知识的自我立法。自由的现代性在颓废的危险情绪的背景中和围绕“一战”的文化焦虑中终结，这就形成了现代性的第二次危机：反对真理、自治和理性。

现代性的第二次危机导致自由的现代性的衰落和组织化的现代性的到来，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组织化的现代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Law，1994；Wagner，1994）。这个时期，出现了新的文化形式、社会整合的理想、大众社会替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是制度建设和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盛行于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知识模式是各不相同的、专门化的、在专家制定的学科界限内的知识模式之一，是更广阔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Wagner. et al，1991a，b）。组织化的现代性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并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殖民地解放运动、新社会运动以及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的出现，民主化，人口增长和迁移，生态危机和最近的全球化和复合化（complexity）的发展而结束。在这一时期，现代性进入了它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危机期。文化整合模式受到新的排斥与分裂形式的挑战，知识的模式、专业的自我立法受到岌岌可危的社会的普遍危机的挑战，而且消除差异的过程也破坏了与现代性有关的分化原则。

现在，危机开始消退，并让步于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尽管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轮廓还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说在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知识模式和文化形式。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再提到这一点，用以说明当代社会出现的现代社会认知变化的观念与现代前期社会出现的一些观念是相类似的。简单地说，它可以被当做是一场朝着社会自反性和社会多样性发展的运动，伴随这场运动而来的是开拓新的公共领域和赋予社会参与者获得知识权力。知识既不是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工具，也不是一个中性的范畴，而是渗透在现代文化模式和大多数制度架构中。在后面的叙述中我把大学看做阐释新知识模式的最重要场所之一，并把认知变化的观点和现代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