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农业发展的新阶段
20世纪初由于农业改良的推行，长江上游农业得到比较明显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如蚕桑、茶叶、棉花以及漆、桐、蜡、蔗、烟、油菜、林木等都有极大的进步，另外还有开垦荒地、禁烟改种等，都反映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蚕桑业
20世纪初各地大兴蚕桑，可谓盛况空前，官民皆视此为要务。德阳知县赵渊捐赠桑苗5000株，遍种公地，以开风气；富顺知县徐樾捐银购桑苗分发四乡农民栽种，“县民竞植，多者至万余株”；成都知府高培焜拨官款3000两购桑苗种植；成都驻防八旗亦在营区空地种桑数万株；泸州士绅合资购桑苗七八千株，“遍植四乡旷地”；绵州孙某集股购地500余亩，“组织桑场，培植各种桑株，均已绿叶成荫”；东乡农务局购桑苗3万余株，“分种城乡各地”[401]。甚至一些企业同时也经营蚕桑，如1906年成立的面粉业禁烟改种纪念公司栽种“湖桑近十万株”[402]。川省农政总局也“先从蚕桑树艺入手”，规定凡有空地一律种桑，土瘠产粮少者亦改植桑，令各地方官将蚕桑之利写成白话刊发各乡，使“妇孺咸知其益”。总局以种桑之多寡定各属农政之兴废，“民间有种桑最多者，地方官以花红宠异之”[403]。1906年总局授江安道士陈惠元“衣被蜀民”匾额一方，奖励其在寺属田地种桑、寺房改作蚕室成效显著[404]。次年总局又因资阳农务局毛光灿“能于三、四、五化之蚕，究心试养，呈验茧丝质不让春蚕，洵属有裨实业”[405]而奖给匾额。1906年合江县试养山蚕成功，获茧百万余，川督认为这可使“民间共知利益，为各属树之风声”，令合江县织成绸料送农政总局检验，然后“通饬仿办，以资观感”[406]。1907年通省劝业道设立后，总办周善培对“蚕业力谋发展”，于是“健全机构，延揽人才，品种技术，实施改善”，设省蚕务总局，周氏主持，分设推广、养蚕、栽桑、茧丝四个部门“主持各项技术管理事项”。又在各蚕业发达县份设蚕务局，“不数年间，成效大著”[407]。又建有通省蚕病预防事务所，并在保宁、顺庆、潼川、重庆、嘉庆五府置分所，从事选种、预防蚕病等项工作[408]。
由于当局“殷殷以提倡蚕桑为先务”，因而“民间闻风兴起，讲求推广者年来已不乏人”[409]，“于种桑、饲蚕、缫丝等法颇知讲求，有蒸蒸日长之势”[410]。仅以巴县一地便可见一斑。据民国《巴县志》载：“清之季世，省设劝业道，以督兴实业，复以鼓励民蚕为首务，颁行教令，刊布浅说，殷勤劝诱，风动一时……四乡农户亦莫不购求桑种，争自树植……每至一乡，蔚绿深青，触目皆是。一二有志之士又复远游日本，近历嘉湖，勤求蚕术，博考新法，学成返里……或独立经营，或集资兴办，一县之内，蚕社林立。……百石之田，夷为桑土，盖自清末而蚕业始盛，利之所在，靡然向风矣。”[411]1909年上游有50余县广泛饲蚕，产茧30余万担[412]。当时蚕桑业比较发达的有简州、梓潼、筠连、阆中、西充、三台、巴县等，这些地区植桑面积都在5000亩以上，有的多达万亩，表3-20列出了一些蚕桑较发达的地区状况，反映了蚕桑业发展的大概情形。三台、万县、筠连种桑都在万亩上下，最多的是西充和巴县，分别种桑12.9万亩和16.5万亩；从种桑株数来看，以筠连和三台为最，分别达到676万株和918.9万株；从养蚕户数来看，资阳、仁寿、阆中、西充、三台、铜梁都在万户以上，其中西充达到5.4万户，三台15.9万户；从收茧量看，以乐山、西充、三台、合州等为多，皆在50万斤以上，其中合州近60万斤，西充67万斤，乐山78万斤，三台更达到94.6万斤。从上可见，三台蚕桑业可称为全域之冠。
表3-20
据统计，1910年全川植桑共达64万余亩，5198万余株，养蚕户数达56.9万户[413]。另外还有42个州县放养山蚕，其中以綦江、古蔺、合江、阆中等县最盛，全川放养山蚕户数2273户，收茧1.3亿个[414]。
（二）茶叶和棉花
上游外贸历来以茶为大宗，区域内消费的数量也十分可观，但由于烤制落后、经营不善，市场被印度茶夺去不少，锡良指出：“川省茶务于种植制造之法向未讲究，兼以茶商巧立名色，苛敛园户，搀杂伪叶，败坏商岸，出口日稀，行销日滞，自应力图整顿，以挽利权。”1906年商部曾印发印度等国茶的种制法书籍，书中凡播种、剪割、采晾、碾压、烘焙等技术“颇为详切”，当局将各书“檄发盐茶道暨通行产茶各属一体遵照办理”[415]。次年四川农政总局发布告示，称“亟应讲求者，莫如茶”，为抵制印度茶，必须“早自为计，广种茶株，考求制法”，以“坐取此自然无穷之美利”。决定于省会或通商码头设立制茶厂，“倘有绅商纠合公司购机置厂者”，当局皆“极力保护，办有成效，即从优奖叙，以资鼓励”[416]。1908年四川茶盐道又号召夺回印茶市场，要各属“痛除积弊，另辟新机……急起直追，不容或缓”[417]。1909年由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主持，设立官督商办的边茶股份有限公司，集股33万两，总公司设于雅安，川边地区的茶叶便由分散的自由经营变为统一管理[418]。还准备于西藏“繁盛各处，择要筹设支店”[419]。
在改良茶叶制作的同时，扩大了茶叶的种植面积，如崇庆、荥经、邛州、宜宾、屏山等地种植面积都在万亩以上，表3-21是1910年部分地区种茶及产量情况。
表3-21
据统计，1910年全川植茶面积30.2万亩，制茶户数约3万户，产细茶110.2万余斤（其中绿茶91.4万斤，红茶18.8万斤），粗茶701万余斤（其中绿茶372.6万斤，红茶328.2万斤），共计约811万斤[420]。
川省用棉多依靠外省，清末洋纱又成为入口大宗，“岁耗银二千余万两”，四川农政总局便积极“广为劝种”，“以挽利权”[421]，劝业道曾购浙江优质棉种2000斤，招募农民承领试种。成长期内，派员巡回调查指导，“如果栽培合法，并可酌予补助金”。还准备设棉业研究所、棉业研究会，召开棉业品评会等[422]。周善培这时引进了美国棉种，广泛播种。据1930年代调查：“现时农民，均认为种美棉如逢秋雨少之年，产量与缫花率恒高于土棉，是以年来种美棉者亦广。沱江流域之射洪县属太和镇柳树沱一带冲积土，及三台县属之石板滩附近，全为美棉区；其他如扬子江正干流域庆符、南溪、兴文、泸县、长寿及各棉区亦有小量单纯棉区；至与中棉混种之棉田，则几随处可见。”[423]在当局的倡导下，棉的种植有所发展，盐源3230亩，收获3.2万斤；荣县7517亩，收获7.5万斤；富顺1728亩，收获4.4万斤；内江3115亩，收获4.6万斤；仁寿达28万亩，收获1263万斤，为上游植棉之最。表3-22列出了种植5000亩以上的州县。植棉5000亩以上的有11个州县，万亩以上的有7个州县。据1910年的统计，川省植棉共67.9万亩，收获1889.6万斤[424]，平均亩产27斤。
表3-22
（三）其他经济作物
漆树、桐树、棬树：清末有43个州县种植漆树，绵竹、盐源、广安、大宁、太平、黔江等县种植面积都在万亩以上，其中尤以大宁为最，达25.8万亩，将近占全域的一半；其次是黔江，有12.4万亩。桐树的种植更广，分布在102个州县，产桐较多者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乌江流域、嘉陵江流域的60余县，其中尤以下川东地区最盛[425]。据统计，清末盐源、隆昌、古蔺、泸州、阆中、苍溪、南部、巴州、剑州、南充、西充、广安、邻水、巴县、永川、荣昌、铜梁、万县、大宁、太平、黔江等21州县都在万亩以上，而其中以黔江为最，达69万亩；其次是大宁和巴州，分别为42万亩和37万亩。棬树有70个州县种植，万亩以上的有庆符、苍溪、南充、巫山、大宁、太平、秀山、黔江8个县厅，以黔江最为集中，达70万亩，占全域棬树面积的67.2%[426]。表3-23是1910年统计的全川漆、桐、棬树的种植面积和收获量。三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达995万亩，收获总量449万斤，其中漆树55.5万亩，收获56.1万斤；桐树835.2万亩，收获204万斤；棬树104.4万亩，收获189万斤。
表3-23
蜡树：蜡树的种植逐渐普遍，分布在42个州县，其中以西昌、峨眉、洪雅、宜宾、仁寿等县为盛，都在千亩以上，其中宜宾近6000亩，仁寿近7000亩。以此为生者也日趋增多，名山、峨眉、洪雅、夹江、宜宾、仁寿、南部等县都在千户以上，其中峨眉4000多户，宜宾、南部二三千户。上述诸县除名山外，收获量都在100万两以上，其中峨眉达到276万两，宜宾达270万两。据1910年统计，全川蜡树4.8万亩，放蜡户数1.9万户，蜡虫种量579万两，收获量1676.5万两，值银87万两[427]。
甘蔗：种植区域有很大发展，面积进一步扩大，由清中前期的少数地区发展到97个州县，其中金堂、简州、资州、资阳、内江等12个州县都在万亩以上，一些主要种蔗区面积见表3-24。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沱江流域，如资州、资阳、内江等，其中内江高达15.2万亩。1910年全川种蔗50万亩左右[428]。
表3-24
叶烟：叶烟的种植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据调查，1910年成都县栽种5100亩，收获9088担；新都7895亩，收获14527担；郫县6.6万亩，收获13.2万担；什邡3.6万亩，收获5万担；成都平原北缘的绵竹达10.4万亩，收获13.8万担。川南种植也不少，犍为1.3万亩，收获1.6万担；彭山1万亩，收获1万担；青神1.6万亩，收获1.7万担。据统计，该年川省共种叶烟52.7万亩，收获69.3万担[429]。
麻：据统计清末上游产麻之地为76县，1910年全川种植苎麻6.8万亩，产496.8万斤，约合5万担；火麻9.7万亩，产614.7万斤，合6万多担。两合计16万多亩，产11万担[430]。
菜籽：这是上游农业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基本上每个州县都有种植，尤以盆地内种植最多，如华阳、新繁等都在10万亩以上，表3-25是种植5万亩以上州县的统计。据1910年调查，全川种菜籽共405.4万亩，收获227.2万担[431]。
表3-25
（四）保护森林和广种树木
由于上游“田少山多，素未讲求树艺”，特别是川北“连年荒旱，千里成灾，不但材木无所取资，即柴薪为日用所需亦将告竭”。农政总局认为“若不急兴林政，无以敦教养而裕民生”，于是通饬各府厅州县组织“居民亟兴林”，要求于不宜种粮之处、道路旁、荒地及一切隙地栽种树木，各州县官都不应“忍任赤地童山荒芜而不治也”[432]。在《农政通行章程》中又提出：“蜀富竹木，自古维然，天时地利，植物最便。凡山陵原隰，触目蔚然。丰草长林所在皆是，故树艺较他省为易，即较他省为急。”提出了发展林业的以下方案：第一，凡“所产树木以及茂林之未深入者，野草之未指名者，均应分别采取，以资博览，而收利用”；第二，无论草本木本，凡有经济价值者，都应“将利益宣示于众”，凡是“官道衙署公所及民间垣墙沟渠堤岸一带，尤宜种树，以资荫护”；第三，禁止妄砍乱伐。派人对成林地带严加保护，如有毁林者，严惩不贷；第四，提倡种植竹、果、橡、樟、楠、香杉等经济价值较高的树种[433]。各地认真推行，如宣传益处、订章保护、派员调查、集资广种等。据报道：“川省自开办农政局以来，民间渐知研求树艺，以拓利权。”[434]梓潼县令通饬“四乡保甲于各大路旁栽植桑柳各半，山林之间，树木葱笼者，亦令加意培植，以为林业基础”。灌县士绅倡设林业公会，“筹款广购树秧”。南川县范宝三筹合资组织林业公会，买地购树苗，栽植具有经济价值的五棓子树“已达四五万株”。万县张其炳集股1.5万元建立畜牧农林有限公司。这些都推动了林业的进步。
据1910年对川省森林面积的统计，35个州县森林面积在10万亩以上，表3-26是森林面积30万亩以上地区的统计。从表可知，30万亩以上州县共15个，其中江安118.6万亩，洪雅137.6万亩。川省共计森林面积1599万亩[435]，其分类如表3-27。
表3-26
资料来源：《四川第四次劝业统计表》第27表。
表3-27
在1599万亩中，用材林796.5万亩，占49.8%；薪炭林802.6万亩，占50.2%。全部森林中，私林1310.6万亩，占82%，其余分别为官林、公林、村社和寺庙所有。
（五）开垦荒地和禁烟改种
清末农工商部发布《推广农林简明章程》，要求大力开发荒地，“先从查荒入手，由各该地方官就所属境内履勘清查官荒若干，民荒若干，大段片荒若干，畸零散荒若干，旧熟新荒若干，毗熟夹荒若干”，分别开发。至于大片荒地荒山可由绅商集股设立公司，“准其指定区域承领官荒，收买民荒，由地方官填给印照准令开办”。开办垦荒卓有成效者，“应从优奖励，或缮给匾额，或给予功牌奖札，或酌予虚衔顶戴，或按照异常寻常劳绩咨部汇案奏奖”[436]。清末上游大规模开垦荒地主要在川藏接壤处的川边进行，1904年因巴塘“野旷土沃不亚内地，矿产富饶外人垂涎”，川省便派人“前往先办开垦”[437]。翌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由川赴藏，“道经巴塘，察其土地膏腴，即招汉人开垦”，于茨梨陇筑垦场[438]。1906年赵尔丰平定土司叛乱，在川边改土归流，进一步扩大垦务，首先拨银6万两作为垦费[439]。次年，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从四川各州县资遣农夫赴川边垦荒，发布白话告示，晓谕好处：凡愿赴边地开垦之人，“各视其力之所及，自行认垦”，成熟之后，所垦之地即作为该垦户之产业，“但令照额完粮，不收地价”。于打箭炉设招待所，于各处开垦地设立监垦所，凡内地农夫前往，发给口粮和衣裤，到屯后再拨给造屋资金、农具、种子、耕牛等。据称：“边地尚易开垦，一年即可成熟，此项垫款，三年之后便可分年收回。”[440]当局还鼓励合资或集股设立垦务公司，“许以特别利益”，开垦时原有森林药材，“任其采伐销售”，开垦获利，“听由垦主提成，以便兴办地方公益之时，毫不抑勒，十年以内，不令升科”[441]。1908年又拨银100万元，以作川边屯垦、练兵、开矿、兴学等项费用[442]。由于缺少农技师，又聘日本农技师池田、小岛两人，送到川边指导垦务[443]。许多地区的农户“闻风向往”，携家出关认垦，仅定乡一处，至1910年垦出水旱地1200余亩，垦夫计70余户[444]。
其他地方的垦荒亦得到官府支持，如1908年职商吴天成设立富川垦务农林有限公司，出资10万两，各股东又认股18万两，由官府拨给“腹地官荒六处”进行开发。川督批示，若三年内办有成效，可推广办理[445]。此外还有汶川白龙池、南川金佛山垦务等。由于南川“所垦地每日渐扩充”，但处于边荒，官府便派军“移驻该地”，以为保护[446]。
在垦荒同时注意发展水利，在川边进行了可垦荒地和水源条件调查，兴修小水利，如在打箭炉修治永济渠等。1909年四川当局“饬属多开塘堰”，设立水利测绘所，一年间，仅蓬州、峨边两县便开堰3000余处，“灌田万亩有奇”[447]。
1906年清政府鉴于“自鸦片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弄得民弱国困，决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448]。在所订的《禁烟章程十条》中，第一条便称“罂粟妨农，为害最烈……中国如四川、陕甘……等处，皆为产土最盛之区……自当先限栽种”，一律改种粮食作物[449]。四川先从禁吸入手，于成都设立烟土买卖总行，设分行于各地，收买一切烟土；在水旱频繁之地，官府强令全部“改植谷食”，其余各地“则改种十分之五”[450]。1908年川督赵尔巽将十年禁绝缩短为两年，次年下令完全禁种鸦片，“如有违犯，地主和农民一并治罪”。1910年派出4个道台和48个委员分中、上南、下南、北、东五路检查各州县禁烟改种情况，“要勘明确无栽种”。有的地方还派军队将罂粟田铲平。到清覆没前，川省鸦片基本禁种，据重庆海关报告：四川输出的大宗烟片，“在1911年8月31日终于禁绝，这一桩大规模的买卖也就此完结”[451]。这样，700多万亩土地又得以重新栽种粮食或其他作物。据川督上报朝廷：“近年迭奉谕旨禁烟，并严定年限，民间渐知莺（罂）粟为害，势不得不弃而他图。奴才因是迎机开导，文告之外，加以演说，为定种桑保护之条，养蚕特别之利，各属闻风颇能兴起，山泽农民且有自铲烟苗而补种桑树者，群情趋向亦可见矣。”[452]但问题还有另一面，由于禁种鸦片，许多靠种鸦片为生的农民生计日蹙，有的甚至转为流民，因此川督指出：“现当禁种罂粟之际，亟宜多取外国外省关于民生用多销广之各籽种，详加试验，择其宜者布之民间，庶能广植佳种，抵补损失。”[453]即以发展农业来抵补禁种鸦片的损失。
在清末，特别是1902—1911年十年间，由于绅民积极鼓吹和参与，官府予以督促和支持，长江上游的农业改良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如重视农学和农业教育，新的农业知识得到初步传播；注意扩大耕地面积和田土的保护；发展粮食和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有了专门促进农业改良的官方机构以及民间组织等。但是也应看到，当时工业水平低，难以提供农业所需的改良农具；文化落后，农业知识未能在农民中广泛传播；财政拮据，农业改良缺乏充足的资金，再加之有些地区历年水旱天灾等，都大大阻碍了农业改良和发展。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局势不稳，政府不加重视，使一度有所进展的农业改良又停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