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是文学
在正式讲述中国文学史之前，首先讨论“文学”的定义，是早期写作的中国文学史的一大显要特征，之所以不避烦琐，反复论述这些看起来与文学史并不相关的文学原理，除了由于学科建立之初，人们对本学科的性质、规范怀有新鲜感，喜欢强调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就是人们确实感到需要辨别“文学”的内涵外延，也就是搞清楚自己要讲述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例如曾毅就曾说他知道像“文学之分类”等问题，“原属于文学研究者之职分，非文学史所宜深论”，可是，“古今文学变迁之形，至为繁颐，不略举之，转无以见文学史之范围”，所以还是不得不在中国文学史书中讨论[49]。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其他学科，像1919年出版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1930年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都是在开头花了一些篇幅来讨论“哲学的定义”的。
对于早期的文学史撰述者来说，“文学”这个概念，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其一，从单纯语词的角度看，它在汉语中并非新造之词，长久以来有人们熟知的意义、用途，因此人们不像接受一个纯粹外来的新词那样，对它有彻底的陌生感，可现在的这个“文学”又明明是从外国移植来的，与人们熟识的土生土长的那个“文学”，音、形虽无二，意思却变化了许多，这种变化又足以重新令人与之生疏。
其二，联系到文学史上，现在的这个“文学”又代表了一门学科，且是中国古来未有的学科，它的方法规范、语言概念全部源于西方，而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学”在传统学术中的空白，自然更加深了人们对它的生疏之感。
就在这样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交织之中，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的作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激起了很高的理论热情，也正是在“文学”尚无一定之规、亦非不言自明的朦胧状态下，人们对它的每一次纯理论的探讨，都有着充足的现实理由而决非泛泛空谈。[50]
那么，什么是文学？
“文学二字，一见其意义似甚明了，然仔细一想，则其内容极为复杂，词义甚是暗昧。”1930年代由章克标等编辑出版的《开明文学辞典》写在“文学”条目下的这段话，颇能概括其时人们对于文学的印象[51]。而复杂暗昧的原因，大概也可以概括为“文学”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沿用既久，积累下层层意思，或指文献典册，或表文章学术，或言职官学人，层累而下，十分难辨。
许多人还记得《论语·先进》中的“文学，子游子夏”，记得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论》的“文学者，以其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而现在，欧美各时代各流派的文艺思潮一夜之间涌入中国，又带来了“文学”的新的解释，更使“文学”的含义复杂无比，绝难以一言以蔽之，即黄人说：“由流溯源，略名考实，则虽谓中国文学皆范围于孔门诗礼之中而不过无不可也，惟是天演公例，万事万物，必不能永守单纯而不生变化”，“故欲定一文学之界说，则象纬无其纷繁，蛛网逊其纠杂”，“是以稽其成迹，虽由一本而来，而测其前途，终无大同之望”。[52]
鲁迅在《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中，根据“文学”的不同出处，曾经辨识其古今不同的用意，说古代人“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隔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53]。但是就在欧洲，“Literature”一词在历史上也有相当不同的意思，在大约19世纪以前的英语及相近的欧洲语言中，它一直都指著作或书本知识，包括演讲、布道、历史、哲学，范围相当的宽，而关于Literature的现代理解，则要起于此后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54]。更不要说在过去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近代以后充当中国吸收西方文化“中间之驿骑”的日本[55]，对“文学”一词，也有多种解释，明治维新以前，它泛指学问，19世纪末，末松谦澄写《支那古文学略史》，取的就是这个意思[56]，在特殊场合如律令制中，“文学”也指派给亲王家的教师，江户时代又曾用作诸藩儒官的名称，而作为英语literature的译语，大约要到明治维新之后，它的主要意思才转向了由语言来表达想象力和情感[57]。因此，日本现代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深感困惑地说道：“文学、文艺二词，本为中国所固有，并非起于西洋文化输入之后，而使用的方法，向来很暧昧，含义颇多，自从作为英文Literature的译语后，概念益觉含混。”[58]
对于转型时期，最初接受体现西方近代观念的“文学”一词的那一代人来说，身处新旧语言混杂、新旧观念冲突的环境，其实常能体会或意识超前语言滞后，或语言新出意思却未定型普及，言语表达与思维运行不能完全贯通对应的这份尴尬。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张百熙等拟《学务纲要》“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风，端士风”条，其中说：“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训。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59]就很能体现这种尴尬的处境和心态。而像“文学”一词，古今都有，古今通用却含义不同，含义不同又非截然反向，而是部分重合，理解及运用起来更是有很大难度。
在当时，人们提起这两个字，眼前出现的往往都是若干不同场合下的“文学”，就连做文学概论的专家，似乎也不敢贸然给它一个明确爽快的定义，“总是如数家珍一般的罗列出各家的意见”[60]，而并不加以裁断，上述由多位文艺理论研究者合作编写的开明版的文学辞典上，关于“文学”一项，就有包括中外的多达二十余种出处不同的解释。
在20世纪的最初二三十年，“文学”一词，比它在任何时代都显得语出多途、歧义丛生，对它做扼要简明的归纳似乎不那么容易，也似乎不必，通常人们都宁愿接受纷繁复杂、罗列众家意见的说明方法，这好像也成了对“什么是文学”问题的标准应答模式。而那个时代中最早编写中国文学史书的一批作者，显然也以这种方式看待“文学”，他们既全盘接受自古而今各种语境下使用过的“文学”的不同含义，也不排斥作为外国语翻译的新近进口的它的各种洋意思、洋背景。
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文学之定义”一章的写法，就是一面由《周易》《说文》《释名》《文心雕龙》到阮元，一面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白鲁克、亚罗德、戴昆西，分头叙说“中国古来文学之定义”和“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义”的[61]。1926年出版的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也学这个办法，分别介绍“文学”一词的英文、中文含义，既说“英语Literature，兼具数义。（一）学问学识，（二）书籍文库，（三）文学诗文”，也说“我国所谓文学一名词，亦兼具数义”，即学问、诗书、学者、官吏之义。[62]在这两部书的文字都不算少的介绍中，能够看到的是“文学”一词拥有过怎样丰富的演变历史，承载过多少功能复杂的含义，可是，如果要想了解“中国文学史”究竟指的是其中哪一种“文学”的历史，却只会陷于茫无头绪。有关“文学”的答案，夹在那个时代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各路文艺思潮中，古今中外，且多且杂，使有心围绕它的历史进行写作、研究的人们，也颇难明了它的固定所指。
当然，在写作中国文学史书的问题上，“文学”的意思之无法界定，还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词、一个概念，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学科。
20世纪初，“文学”一科由学科初建到发展成熟，其间有过因学科性质不甚清楚、学术界限不甚稳定而兼容并包的一个时期，“文学”一词历时前后，语义上也有新旧、中西之别，但若以近代西方文化及教育制度的传入为界，则在先后也代表了两种互相差异的学科观念：当文学作为英语literature的译名出现时，作为它背景的，是途经日本辗转而来的那一套西方学术思想体系及其中的分科观念。这个文学，有它在西方文化中培养出来的学科定义，有与其他西方学术既相联系又相分割的学术畛域，而这一切都与中国传统中如“文学子游子夏”里的那个文学，完全没有关系，并且类似于西方的这个文学学科，在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王国维曾说，西方人讲文学，是“专以知言”，而中国“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也”[63]。今天看来，王国维的讲法不尽正确，因为他看到的只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欧洲的情形，而没有看到在此之前，欧洲教授经典（literature）的方法，也是让学生背诵这些范例，研究其语法，辨别其修辞手段、论证结构及过程。但他在与当代西方的对比中，指出中国学术的问题，却很中肯。他说中西方的学术思路大相径庭，因此，中国传统中便不会产生西人所谓“文学”那样的学问。顾颉刚则又进一步分析道：“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因为经学是一切学问的核心与目的，所以到头来也只有经学发达，其他学科都得不到发展的机会，而“旧时士大夫之学，动辄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64]。顾颉刚所说“科学之统系”，指的也就是当时人所看到的西方式的学术分类体系。
文学一科的设立，在中国是极晚近的事情，以京师大学堂为例，在1898年，它的科目就还是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课士那一套[65]。并且文学一科的设立，又是伴随着科举废除，西学渐入，对欧美学制的模仿。根据井波律子的研究，可以看出这种模仿，其实也经过了一个由无意渐渐变向有意的过程。她指出188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都认为传统的四部分类，已经容纳不了当时日益增多的新书，特别是大量编译出版的外国著作，于是相继编制新书目，试图以新的学术观念来建立新的图书分类体系。当时这批维新之士的学术观念，未必就由经史子集的传统，转向了文史哲的西方式格局——学术史上的这一转换来得还要迟一些——但转向的趋势却表现出来了，其动力是代表西方思想西方学术的书籍，则最后的目标也很清楚，就是与欧美学术的认同[66]。
不过文学学科虽立，也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文学观念及学科意识，从此在中国学界长驱直入，一下就将传统全部废除。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主持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略仿日本例”，京师大学堂今后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下则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67]，从这一套课程、科目来看，政治、文学以下七科，虽然是参照西方现代学制设计，但文学一科的课程，却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学术思路，几乎就是沿袭了中国古代以文章与学术为文学的观念。在此一年之后，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附同儒院章程）》中，经学、理学倒是从文学门中另立出来了，不过，文学门里依然包括史学、文学两科[68]。这一次的《章程》，对“中国文学史研究法”还作了详细的规定，以指导文学课的讲授，其中涉及文字音韵训诂、文章修辞写作、文体文法、文学与国家地理考古外交的关系，也包括文章中德、学的养成，五花八门，内容极为驳杂。正是按照这个规定，“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中国文学要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又采诸科关系文学者为子目”，林传甲编写了中国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教材[69]。林传甲的这部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章程》中有关文学研究规定的教材，充分表现出在文学学科设立初期，人们对这门新兴学科的范围、内容和手段的认识，多少有些介乎中西、古今之间的摇摆和含糊：既要照顾被模仿被吸取的西方学理，又要迁就传统的中国学术思维的定势。同时，人们对这门学科功用及目的的企望，也介乎于中西、古今之间：既想通过它来传授当前实用的技能知识，又想利用它来增加人们的传统文化修养。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起步的，文学学科的不确定性和“文学”作为语词存在的含义复杂的性质，对人们编写中国文学史书无疑造成很大影响，从早期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书中，因此比较难以看到明确的作者意旨，也很难看到简洁的著述框架，一读之下，往往留下的似乎只是庞杂纷乱的印象[70]。
要说出“文学”一词在西方19世纪以后的内涵及用法，被中国学界完全理解和接受的确切时间，是相当困难的，但京师大学堂的文科大学，在民国初年就分为哲、史、文三学科，或许能够较为清楚说明文学学科在那时已经获得独立[71]。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在一份大学章程中宣布，今后的大学文科要分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学四门，更清楚地表明了文学与史学、经学（哲学）间瓜葛的彻底解除。哲学、文学、史学的分科，不仅使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在制度上进一步与西方取得一致，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现代学术接轨，在学术研究的方式、思路上，都更加与西方看齐，除了地理学一门日后将被并到理科外，哲学、史学、文学的划分，基本奠定了以后几十年人文学科的分类格局。根据这次规定，文学门下，分别设有国、梵、英、法、德、俄、意文学及言语学八类，以国文学为例，则有文学研究法、说文解字、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论理学概论、世界史等13种课程，这种以语言和文学为主要内容的课程设置，也在未来逐渐稳定，迄今为文学系采用[72]。
而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在渐次倾斜。许多人意识到，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对“文学”的理解，原来都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就像黄人通过对欧美各国文学界说的归纳，总结出“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73]。谢无量在庞科士（Pancoast）著《英国文学史》中也看到，广义的文学“兼包字义，同文书之属”，狭义的文学“惟宗主情感，以娱志为归者，乃足以当之”，依此理，他指出了其实在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中，也有包括万物之象与专讲声律形式之美的广义、狭义两种，他并强调说，《文心雕龙》和阮元都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74]。此时的谢无量，显然还没有能力对广义及狭义的中国文学做真正的理论概括与总结，充其量，他只在这里表达了自己结合中西理论而对中国文学做的一点思考，但就在谢无量这样一种方式的思考中，对“文学”一词的理解，由混沌一团，开始变得有条理，这一条理，简单说就是狭义、广义的分裂，实际上隐含了动摇旧的文学观念的力量，并且等于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预埋下了两条路线，而由于历史的机缘，其中的一条路线，又将借着旧的文学观念被颠覆的势头，由隐而显，拓宽其途，成为今后几十年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唯一“正道”。
所谓“历史的机缘”，说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及其影响。新文学运动将席卷于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引入中国，也带来了浪漫主义强调文学是思想情感表现的理论。文学表达感情的功能被迅速发掘，文学与情感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凸显。1920年，胡适谈“什么是文学”时，就说文学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他解释这三条的核心就是“表情达意”[75]。稍后，茅盾也就文坛现状发表“什么是文学”的感想，针对“文以载道”和“把文学当游戏”两种旧的文学观念，批评前者使人往往把经史子集都看作文学，反而把真正的文学湮没了，批评后者写不出真情实意的文字，从而失去对于人生的效用[76]。
感受着“五四”时代这一文学思潮的清新气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写，终于也经历着从文学的传统观念中脱壳而出的过程，追逐着理论的新潮流，越来越清晰地突出了情感的主线。
在人们追问的“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上，当代文艺思潮的冲击、文学理论的变化，对中国文学史写作构成了观念性的极大影响，而导致中国文学史著作即将发生一系列变化的原因，也还可以由写作的内部机制去寻找。
对“文学”做广义和狭义的归纳说明，比起一条条引用古今中外的众家解释，显然也是一种极其清明简洁的方法，因而很受做文学史的人的欢迎，后来像刘麟生写简明通俗的《中国文学史》，谈到“文学是什么”的时候，也还话分两头，说其广义指“一切文字上的著述”，狭义指“有美感的重情绪纯文学”[77]。同广义、狭义之说相似的，又有杂文学和纯文学的分法，如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说“文学有纯杂之别，纯文学即美术文学，杂文学即实用文学也”[78]。以此种方式定义“文学”，之所以被不少文学史作者接受，不但因为由此可得叙述上的扼要之便，还因为利用它，恰好又可以为文学观念的历史演变，作一个富有逻辑的说明，就是借此把文学观念的变化，也描绘成一个其意义由广至狭、由杂至纯的历时性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论语》的时代，终点则正好赶上新文学运动的发生。[79]这样，有关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表现等新潮理论，便又从历史的角度，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文学史家的视界，并由近代的局部发端，蔓延推广到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诠释中去，从而绘成了中国文学史合乎近代理性的科学的发展图式。
于是，即便主要接触的是传统中的文学，而不是现代或西方意义上的文学，中国文学史这个特殊行业的著作者，作为站在这个过程末端的现代人，再回头看古代包罗广泛的文学观念，就不仅觉得它过于庞杂，还觉得它十分落后。朱希祖在1920年回头看他四年前的中国文学史讲义，就已有今昔大不相同之感，说“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80]。1922年，凌独见在浙江讲国语文学史，也批评章学诚的“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谓之文”这个定义，在现代站不住，主张“文学就是人们情感、想象、思想、人格的表现”[81]。曾毅在1929年修订他十几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时，也不无感慨地说：“但至今日，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掇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今古形势之迥异者也。”[82]1932年出版的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对广义和狭义的文学关系就说得还要清楚，他批评广义的文学概念，是古人于学术文化分类不清的结果，已经不适用于现代，狭义的文学“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起美感的作品”，才是“现代的进化的正确的文学观念”，把文学概念中的广、狭两义，同流行的进化论观点联系到一起，明确表示了去与取的态度[83]。而1935年出版的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则是更直截了当地亮出了专为“纯文学”树碑立传的牌子。
这些文学史作者对广义、狭义的两种“文学”，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取舍，首先是因为他们看到的文学，已不同于王国维所说那种讲究知行合一的传统学术，是“专以知言”的，其次也因为这个文学，又不同于顾颉刚讲的那种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词章之学，它从经学（哲学）中独立出来，有了与经学、史学同等的价值。在现代的文艺思想和现代的教育制度双重影响下，“文学”的面目愈来愈远离传统，向欧美的近代文学观念和学科体制靠近，而身处这一时代的文学史作者，也不由地就此转变了他们从传统习得的以文学为文章、学术之合的认识，并随之转变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史面貌的勾勒和判断。他们慢慢地但是终于意识到，如果“文学”在今天意味着的，就是西方人说的那种文学，那么，只有按照今天的这个标准去衡量、选择历史，才能看清并叙写出真正属于今天的中国文学史，他们在那个时代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同时看到西方人对其文学史的描述，值得仿效和参考，而正是在西方文学史的坐标下面，他们不但重新阅读了文学史上的诗、词、文，又发现了从未被注意的小说、戏曲，此后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所要反复描写和讨论的，就将是这些内容。
经过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的讨论，“文学”的答案，就这样在西方文艺思潮涌入之际，经过一度小小的混乱，渐趋明朗。在这个过程中，从事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人们，也完成了他们由旧向新的文学观念的转变，把立场从中国古人那里撤出来，悄悄挪到了近代西方的文学理念这一边。
谭正璧说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很久以来都没能突破它与其他学术的牵连这一关，但从1929年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出版，便“将此关打破”[84]。当然打破这一关口，未必功归胡怀琛，不过大多数的文学史家的确都好像接受了新的纯文学观念。而193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往往都不再辟出篇幅去对“什么是文学”做热烈的讨论，也似乎能够从另一方面证明，有关“文学”的认识，确实已经稳定而合乎时宜，无需花费力气再加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