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求因明变的宗旨

1930年代，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在数量上达到了一个高峰。由于一般的文学史家都接受了从因果联系的角度观察历史的逻辑，也能够共享到文学史史料发掘和考证的成果，因此，这时出版的绝大部分中国文学史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它们会在同一个地方开头、结束，会有同样曲折的情节。它们列举的时代“代表”总是相同的，还有所谓的“代表”作品也总不出那些篇目。无论那文学史是厚还是薄，分配给一个时代、一个人或一篇诗文的篇幅比例，却都是一个尺码丈量下来的。

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就在这个共识下面，变得口吻一致起来，而后渐渐凝固成一个“模式”。1932年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已经就具备了这一叙事模式的基本形态，尽管作者一再谦称“书中未能依新的方法来写，材料方面也多缺陷”[267]，但这部文学史实际上却是在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处地方讲过的，尤其出版后大获好评的结果，更足以证明它是在一个具有共识的圈子里产生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分上下编，二十讲，共十万字。上编十讲，包括中国文学的起源一讲，古民族的文学三讲，乐府古辞一讲，三国六朝的诗一讲，唐代的诗一讲，散文的进展二讲，戏剧小说的雏形一讲。其中“古民族的文学”，是按地域、民族的区别来讲由周到秦文学的，中原的周民族、南方的楚人和西方的秦各占一讲，而“散文的进展”，则是分别讲述2世纪到唐代以前的赋以及序跋论说奏疏传记的。下编十讲，有中国文学的新局面二讲，宋代的词一讲，元明散曲一讲，元明杂剧一讲，明清传奇一讲，明清章回小说一讲，近代的散文一讲，文学与革命一讲。其中“中国文学的新局面”二讲，分别讲词和传奇话本戏剧的情况。据作者1935年版的“序例”说，为了讲课方便，这部书的每一讲，都安排了大体均等的字数，这是否可以看成他们科学、客观的历史研究立场的一种暗示？

《中国文学史简编》首先讲的是文学史“起源”的故事，这是经过考古鉴定、史家论证的一个起源故事。在这里，作为中国文学史开头的，是卜辞和金文，尽管它们还不算文学，暂时也不大能看清楚它们跟未来的文学有多少联系，但它们是历史学家手中的“真的材料”。比起此后将要叙述的一千多年的文学历史，比起那么多有案可稽的作家、作品，起源的故事，就占了整整一讲，足见它有多么重要。而这正是历史学寻根本能的“遗传”，文学史的叙事也不能不明不白地开始。接下来的叙述，无疑还要依赖于古史研究的成绩，周秦的典籍，已经被古史学者搅成了“疑阵”，得不到他们专业的指点，谁也休想渡过“迷津”。再往下面是诗的时代，诗的这一段历史，一共延续了三讲，纵观整个文学史，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一种文体享有此种待遇。因为汉代的五言诗出身不明，诗的这一段，改从乐府古辞讲起，讲三国出了个曹植，晋代出了个陶渊明，一直到唐代，号称诗国，蔚为大观。在这个阶段，诗简直像是预期中的那样，朝着唐诗的目的地直线发展，由弱变强，渐入胜境，这正是胡适的“故技”重演。要是拿赋来对比的话，就能更清楚地看懂这种文学史的“预见性”。赋就是在第五讲（正当汉代）里露过一下，可是马上被当作没有价值的文学否定，中断了讲述，一直到第八讲才又出现的，第八讲却一下就带过了二到七八世纪的赋。

如果从有文字记载的时间上算的话，唐宋时代，差不多居于中国文学史的半中腰。文学史讲到这里，刚好由冯沅君换下陆侃如，“真实”的历史和“讲述着”的历史，同时进入了转折期。这个转折的时期，真是变化丛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词就要代替诗的位子，古文运动在策划新的散文奇迹，戏剧小说经过长长的前期准备，正要大放异彩……历史学家总把唐宋时代渲染成繁荣盛世、文明巅峰，文学史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以后的叙述，变得有点像辘轳体，小说、戏剧交叠而下，却失掉了那种一线推进的气势，只不过最后的目标仍指向一点，就是“五四”新文学。文学史的“预见性”在这最后又一次显现出来，“五四”新文学，它是一个时代文学结束的地方，也是文学史叙述开头的地方。

古人常说“以史为鉴”的话，其实照亮历史的，正是现实这面镜子，“你的范式让你看见多少，你就只能看见多少”[268]，在同时代历史主义理想与原则的光环下边，《中国文学史》也就这样充满了运用科学考证的手段，并运用一环扣住一环的叙事技巧，来共同揭示历史真实的热情。容肇祖提出文学史研究方法的进步，即是“由宽泛的而到实证的，由主观的而到客观的”[269]，那个不断在编写《中国文学史》书的胡云翼，此时也表示：“过去的文学史多偏重于死板板的静物的叙述，只知记述作家的身世，批评其作品。至于各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起伏，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及关于各种文学的背景及原因的分析，皆非其所熟知。”而他在最新著作的这部文学史中，就要纠正这方面的错误，“把各时代散漫的材料设法统率起来；在可能的范围内，要把各种文体，各种文派，作家及作品，寻出他们相互间的联络的线索出来，作为叙述的间架”，以完成一个“活的脉络一致的文学史”[270]。

《中国文学史》应当是由一个“联络的线索”，将可靠的材料贯穿起来的想法，显然是这个时代历史主义创造的神话，这个神话，通过出版和教育的传播，在1930年代很快变成了权威的思想和话语。就连当时广州编印的一本普普通通的《新编高中中国文学史》，也在声称要对文学史的疑难问题做精密考证，给年轻学子以“真知识”，并指导他们“考证真伪的功夫”，一面还要把文学当作“个人思想的表现，同时也是时代潮流的结晶”，删繁就简，明白讲出主流文学变化的情形[271]。由此，多少可以了解到这个神话普及的程度。

事实上，至少从胡适那一代人开始，文学史家一直都是依据“历史”来阐释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的，面对一首诗或一篇散文，他们立刻产生的就是对写作年代、作者以及更深的时代社会背景的判断的兴趣，是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追究其出身来历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在文学史学界至少延续到1950年代。吴小如曾批评道：几乎从“五四”以来，像以胡适为首的一些权威们所做的那些工作，说起来是研究“文学”，其实却始终不曾接触到文学本身，他们的历史考据癖很深，至于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如何，很少谈到。最近的一些文章，还是用材料代替研究，简直就是从胡适一流一脉相传下来的东西[272]。王运熙在那时有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主要谈的就是过去如何受了“资产阶级学风”影响，养成了重材料轻理论的习惯，所出版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两本书，“前者几乎全部是史料考证，后者也有约三分之二篇幅是考证”[273]。

从大部分文学史家对外国文学研究理论的有选择地接受这一点，也看得出《中国文学史》在叙事方面的“历史”性倾向。把文学当作一个有机整体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认为文学受制于社会和时代精神的同时也表现社会和时代精神的泰勒[274]、勃兰兑斯以及被视为法国实证主义文学史学代表的朗松[275]，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他们的方法，几十年来一直仿佛是人们取之不尽的资源，而他们的著作，也一直是好几代文学史家必读的“经典”。

1941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出版，在他并不长的“自序”中，唯一被引到过的人就是朗松，还有朗松关于文学史需要客观性的一段“金玉良言”。刘大杰又在重申要把文学当作文化的一个部分来看，并强调要重视文学与政治社会等的联系，他说，文学史固然要举出代表的作家作品，以表现文学的主要潮流，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份“求因明变”的工作，要求像朗松提出的那样，进行“客观真确”的分析[276]。在《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可以看到过去文学史叙述的一些断点，确实得到弥补：从卜辞到《诗经》，中间搭了《周易》的桥梁。从《诗经》到诸子散文的兴起，是社会的物质变迁的结果，宗教的象征主义让位于人本的现实主义，导致了文体的变化。而汉赋，其实也有它存在的制度等方面的理由。唐诗的高潮过去以后，诗歌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宋诗还有自己的变化……由于刘大杰把每一种文学现象产生的根据，都描绘得极其细致完美，因此1950年代以后，这部文学史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仍然被当作最好的文学史书。

在这里，还应该讲一讲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这部1940年代末用于厦门大学的讲稿，是“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浑身充满了热情的文艺色彩。不过大概是受勃兰兑斯影响较深的缘故，它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要把许多线索“捋成一根巨绳”，还是史家的态度。至于它要特别讲的文学的时代的特征，亦即“思想的形式与人生的情绪”，其实也就是夹在历史和文学中间的“馅”，一边联系着社会，一边联系着作品。林庚强调要突出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就等于是要把这个“馅”做大的意思，而馅越大，它嵌入历史和文学一定越深。所以，朱自清就认为这还是历史的写法。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边写道：大约是1906年，他刚刚到东京的时候，书店送来鲁迅订购的书，其中有一套Taine的《英国文学史》英文本，“我从这书里才看见所谓文学史，而书里也很特别，又说上许多社会情形，这也增加我不少见闻”[277]。那以后不过二三十年的功夫，有人就说，如果要把文学当作一种科学来研究，必须学习必要的知识，而那些必要的知识，当是“进大学校文学史科”才能学得的[278]。而同时，因为“很有人提倡阅读文学史，跟着就有人需求文学史，有人编撰文学史。这些人互相影响，于是文学史越出越多，文学史的阅读成为一般的风尚了”[279]。

文学史改变了人们认识过去的文学世界的方式。刘麟生还记得他从前学文学的时候，是“只选几篇古文读读，几首唐诗背背：不管他们的时代背景如何，作品真伪怎样”的[280]，但是现在从文学史上读到的，主要不是诗和古文，却是有关它们出处变迁的源流演变的故事[281]。刘大白就把文学史比作“古代文学上的游记”，说是能给那些无法亲自登临文学“山川名胜”的人，以旅游的线路，带他们神游[282]。谭正璧则进而要求文学史的写作，应当力避“平铺直叙，没有一些吸人注意之力”[283]。

中国文学史不仅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还成了可以阅读的文学读本[284]。

1997年10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