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老鲍威尔——西方来华专业报人的先驱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1886年4月18日出生在密苏里州马里昂县的一个大家庭。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兄弟姐妹。马里昂县的居民向来以勤劳和智慧而享誉四乡八里，老鲍威尔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为这个大家庭营造了一个充满爱和欢笑的氛围。在家乡，人们亲切地称老鲍威尔为乔尼（Johnny）。他的妻子曾回忆说，乔尼继承了他母亲的很多特点，是个充满爱心的人。[63]

从小学开始，乔尼就是一个成绩优异、爱思考的好学生。他特别擅长将自己所思所想写成文章，且常常有惊人之作。他话不多，但肯动脑筋。老鲍威尔后来回忆说，他对新闻的兴趣就来自于他小时候对写作的爱好。他家乡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乔尼是一个好孩子，现在长成了一个好小伙。他这个人，宁可去死，也不会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64]

一、密苏里新闻专业背景

早在进入密苏里新闻学院读书之前，老鲍威尔就已经在新闻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老鲍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中这样叙述了自己早期的新闻职业生涯：

我出生在密苏里东北部的一个农场，上的是农村的学校，并且到伊利诺伊州的昆西勤工俭学读完高中和商学院。我跑两条送报的路线，早一次，晚一次。后来，为了赚够上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学费，我在古老的《昆西自由报》（Quincy Whig）担任小记者。四年后，我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并回到了密苏里东北部，在汉尼拔的《信使报》（Courier Post）任职。汉尼拔因为是马克·吐温童年的故乡而著名。在干了四年的报纸促销员、广告经理和城市版编辑后，我回到密苏里大学教授新闻学。[66]

从1912年开始，老鲍威尔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担任教师。他教授的是广告学。另外，老鲍威尔还开设了首个“乡村新闻学”课程。同时，他还是美国新闻界广告兄弟会的创办者之一兼首任主席（the president of the charter chapter of Alpha Delta Sigma, national advertising fraternity for men in journalism）。在校期间，老鲍威尔还担任过密苏里大学新闻学协会第一任副主席。[67]

二、西方来华专业报人的先驱

1917年初的一天，威廉士院长交给老鲍威尔一封电报。电报是密勒从上海发来的。在电报中，密勒请求威廉士院长给他派一位新闻学院毕业生，去协助他在上海创办一份报纸。在将电报交给老鲍威尔的时候，威廉士院长问他是否愿意去中国上海从事新闻事业。当时老鲍威尔正考虑辞去新闻学院的教师职务，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去美国南方某报业集团的一家报纸任社长助理（assistant to the publisher）；另一个是到美国中西部某商业报纸供职。[68]但是，来自中国的邀请对老鲍威尔似乎更有诱惑力，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来上海这个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城市。

老鲍威尔和密勒是为了打破英国人对外国在华新闻业的垄断而来上海办报的。两人也开启了专业人士来华办报的历史。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教士办报→商人办报→新闻专业人士办报。从报刊的内容来看，在华外报在不同时期肩负有不同的使命，先后经历了传播教义、传授知识、传播思想和价值观三个时期。而老鲍威尔和《密勒氏评论报》在西方报刊在华传播思想、主义和价值观方面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密勒终生以新闻为职业。在他之前，西方鲜有以来华办报为职业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融入了当时美国新闻界业已形成的专业主义的思维。虽然在创办《大陆报》后，卡尔·克劳（Carl Crow）成为第一个来中国的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但是他一直担任一名普通记者和编辑的角色。而老鲍威尔不仅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第一届本科毕业生，而且是真正协同密勒在华创办了一份美国报刊的新闻专业人士。事实上，密勒只是为创办《密勒氏评论报》筹措了启动资金，而报纸几乎所有的刊行工作都是老鲍威尔负责。从《密勒氏评论报》创刊之始，密勒就将编辑工作全部交给了老鲍威尔。老鲍威尔从1917年开始一直担任刊物的执行主编（managing editor），直到1941年被日本人逮捕。因此，说老鲍威尔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要创办者一点儿也不为过。

老鲍威尔也没有料到自己会来中国办报，而且一呆就是25年。25年间，他还兼任过《大陆报》的主编（1923—1925）、《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驻中国特派记者（1918—1938），以及《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和伦敦《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记者（1925—1936）。[69]作为记者，老鲍威尔一生亲自到现场进行报道的主要事件有在华盛顿召开的限制军备和太平洋问题会议（1921—1922）、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革命（1926—1927）、中俄1929年的短暂冲突、“九一八事变”、日俄危机（1934—1935）和抗日战争前半段（1937—1941）。[70]在上海期间，老鲍威尔还担任过世界广告俱乐部东方协会（the Orient Association Advertising Clubs of the World）主席。[71]

三、兼容并蓄的主编

老鲍威尔在其主笔时期逐步拓宽了《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国事务的报道范围。而能在20世纪前半叶将新闻报道的范围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中国在这一段时期里一直处于分崩离析和战乱的状态。刊物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和老鲍威尔在新闻团队里吸收了有着不同立场的编辑和记者有很大的关系：

英国出生、在南美人家庭长大的托派记者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传媒界又一知名人物。他一边为《大美晚报》《大陆报》和《上海时报》工作，一边兼任老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他还是美国人办的XHMA广播电台广受欢迎的播音员。格拉斯的经历表明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是不断壮大的中国记者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J.B.鲍威尔比较偏爱那些不安分的人，他本人却绝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本就知道格拉斯参加了中国托派共产主义联盟，并以梁约翰、麦拉·魏斯和李福仁为笔名在全球各革命报纸上发表文章，但他仍然尊重格拉斯并继续雇用他，发表他的文章。[72]

事实上，即使是左派，只要埋头苦干就能在《密勒氏评论报》或者《大陆报》获得一份工作。老鲍威尔似乎不太在意报纸旗下员工的政见如何，也不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史沫特莱就是一个例子。她虽然也算是一个广交朋友的人，但是初到上海时，除了和埃德加·斯诺、弗兰克·格拉斯、哈罗德·伊萨克斯和老鲍威尔外，史沫特莱和绝大多数记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尽管与老鲍威尔政见不同，史沫特莱仍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而老鲍威尔有时也发表她的文章。

在老鲍威尔接手刊物后，20年代的中国政治走向和东西方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到了30年代，有的外国作家支持国民党，有的站在共产党一边，有的坚决支持外国在华势力（他们最后往往倒向日本），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在20世纪中国最喧嚣动乱的年代里，在华记者队伍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元化和国际化。[74]老鲍威尔也成为“在亚洲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报人”[75]。在他的麾下，《密勒氏评论报》不仅成为“密苏里新闻帮”中美国记者的一个“根据地”或“中转站”，甚至成为很多西方记者来华后首先投奔的目标。

四、在华日军的“头号敌人”

《密勒氏评论报》所执行的敌视日本的编辑方针使得老鲍威尔很早就成为日本侵华势力的眼中钉。创刊之始，密勒和老鲍威尔就一再提请美国政府注意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动向。早在一战的时候，一些美国记者就已经看出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利益的冲突将日益加剧，迟早会有一战。《密勒氏评论报》在谈论未来的日美关系的时候，引用了在远东地区度过一段时间的著名特约记者和政治作家萨缪尔·布莱斯（Samuel G.Blythe）在1917年5月26日的《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文章说：

和美国一战目前尚不在日本政府的政策范围之内。我认为，如果日本获得并利用中国的金钱、资源和人力的话，对美国一战将不可避免。日本一直在愚弄美国，并且在其宣传攻势的协助下，一直都很成功。日本唯一的资源就是它的军队和海军。即便按照日本现在或将来的军队规模，除非它控制了中国，否则它将无法和美国抗衡。日本没有冒此一险的资本，除非它从中国得到金钱。日本比任何国家都深知这一点。[76]

自创刊之日起，《密勒氏评论报》就在新闻报道和评论两方面紧盯日本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动向。刊物几乎所有关于日本的报道都对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持怀疑、否定和谴责的态度。1931年，老鲍威尔以《曼彻斯特卫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东北采访日本侵略东北事件。他把所见所闻如实地作了报道，并配发了自己从沈阳照相馆中搜寻到的有关照片。当这篇报道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刊出来后几小时，日本军方便派员在沈阳街上大举搜索所有的照相馆，并没收所有日本便衣军队的照片。日军也因此永久禁止老鲍威尔到东北采访。[77]

1937年，淞沪会战的炮声和轰炸声穿透了上海这座国际都市。上海租界进入了所谓的“孤岛时期”。一开始，大部分在上海的美国人并未预见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还只是将其划归为“东方人”之间的无数次打斗之一。但是，接下来的轰炸持久而惨烈，加上美国政府敦促其国民若无必要立即离开上海，使得一个月内有1400名美国人被迫离开。大约2000名美国人坚持到美日开战。租界内的新闻界则受到了日军的“重点照顾”。仅仅在1939年一年内，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对541种报纸、刊物和传单、图片等印刷品进行了检查，对89种报刊发出警告，18种报刊被迫停刊或暂时停刊，49人因危害公共治安及未进行出版登记等原因被处罚。在工部局实施这些取缔措施之后，抗日报刊大为减少。[78]

尽管租界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老鲍威尔仍是一如既往地揭露和抨击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孤岛时期”，《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大量揭露日军在华暴行的文章。或许是因为消息来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刊物刊登的图片远超以往。反映日军暴行的图片则是重中之重。老鲍威尔因此经常遭到日伪的恐吓。他的车被偷走，甚至有一天他在午餐后离开美国俱乐部的住所时，有人向他投掷了手榴弹，好在是个哑弹。他还两次遭遇枪击。为了安全，他只有在晚上才为《密勒氏评论报》工作，还雇了手持毛瑟枪的山东大汉在装上钢板的大门前负责守卫。

1941年7月15日，汪精卫傀儡政权公布了一份对上海外国人驱逐出境的“外国人士最高通缉”黑名单，记者在其中占据了显著位置，其中就包括老鲍威尔。其实，老鲍威尔早就对日本人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苦难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他在1941年8月21日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中提到：

这里的情势正在逐步恶化，因此我们都一直在预期着，自己要么被赶走，要么被关进集中营。日本人正变得越来越下流。对我来说，可怕的事情似乎是迟早要发生的。[79]

1941年，太平洋战争终于在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后爆发了。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日军即刻派报道部和宪兵分四路接收英美在沪新闻机构：《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中美日报》《大晚报》《字林西报》和《神州日报》。《申报》和《新闻报》也一并被查封。12月20日，老鲍威尔被日本人以“从事对日谍报并作援渝反日宣传”的理由逮捕。[80]在寒冬中穿着衬衫的老鲍威尔被投入了冰冷的提篮桥监狱，也就是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的Bridge Prison。老鲍威尔后来撰文分析说，日本人之所以给予新闻记者“特殊待遇”，是因为日本军政府害怕自由报刊在东方滋长蔓延。而且日本“本身就是一个‘间谍国家’。日本人天性怀疑他人，特别是怀疑报人和他们一样有着多疑的倾向”[81]。

虽然老鲍威尔预料到自己会受到日本军队的“特殊待遇”，却没有料到自己在监狱里会遭受如此非人的待遇：狭窄的监狱牢房里，囚犯有时只能站着睡觉；老鼠和虱子、跳蚤、臭虫等各种害虫“应有尽有”；患病的犯人得不到治疗导致传染病肆虐；米饭像石头一样冰凉和坚硬，而且肮脏。最终，直到老鲍威尔双脚患上“坏疽”，日军才将他送到医院接受治疗。长期的折磨让原本体重150磅的老鲍威尔瘦到只有75磅，以至于认识他的贾迪纳医生（Dr.Gardiner）在检查完他的病情后开玩笑说，他很像在一次长期绝食后的印度圣雄甘地。[82]

一方面，忌惮于老鲍威尔的影响力，日本人既没有直接杀害他，也没有将他的真实状况透露给外界；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停止营救老鲍威尔的努力。1942年8月，日本人担心老鲍威尔死在狱中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故而同意让他登上瑞典籍的邮轮“重生号”（Gripsholm）。至此，老鲍威尔总算通过日美之间交换战俘的方式踏上了回乡的路程。

因为伤势严重，老鲍威尔回国后被截去了双脚。他在对日斗争中表现出的坚持不懈赢得了中美两国新闻界的尊重，并激起了极大的愤慨。人们为老鲍威尔成立了“约翰·B.鲍威尔基金”。两国新闻界纷纷呼吁向这个基金捐款，多寡不限。华盛顿的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呼吁全美记者给老鲍威尔捐款，一来支持对他的治疗，二来向日本和全世界表明美国人尊崇老鲍威尔反抗日本的精神。[84]中国新闻学会也于1942年9月12日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募捐声明，呼吁中华全国新闻协会的会员为老鲍威尔捐款。[85]1943年3月16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华盛顿记者卢祺新将募集的11000美元支票交给了病榻上的老鲍威尔。《纽约时报》次日对此进行了报道（见图）。[86]

老鲍威尔一边积极治疗，一边痛斥日本军队的残暴，并且呼吁美国人继续支持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1943年7月7日，在抗日战争爆发六周年之际，老鲍威尔在卡内基中心发表演讲，向人们讲述了中国抗日战场对美国的重要性：

值此中国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六周年之际，我们不可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不只是在为自己作战，也在为我们作战。如果日本不是首先侵占了中国，他们有可能不只是止步于珍珠港和阿留申群岛，而是已经推进到北美大陆的海岸了。

我听到过很多有关战后的计划，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计划都是和欧洲有关。从我们国家的未来福利出发，我们应该更加关心自己和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未来的关系。我们不能再回到在远东盛行一时的老式殖民统治了。[88]

与此同时，老鲍威尔仍念念不忘要回到上海恢复《密勒氏评论报》的出版。同时他还和另一位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中国毕业生James Young筹划创办另一份周报，而且已经拟定了刊物的名称，叫作《远东人》（The Far Easterner），目的是向读者“表达我们对太平洋战争的观点”[89]。1945年9月28日，老鲍威尔致信自己的女儿，表达对回上海继续办报的憧憬和乐观：

我收到了一封和工作有关的长信。写信人是中国报人吴佳棠。你在密苏里大学见过他。他就是贝蒂·哈特的丈夫。吴说他在上海经常看到比尔（小鲍威尔），但是比尔显然忙得都没空写信。你知道，美国战时新闻局已经被国务院接管，并且将被重组成为其属下的宣传机构。我想这对比尔是个笑话，因为他从来都不喜欢刻板的政府机构，而现在却深陷其中，除非他退出，另谋高就。吴佳棠急切盼望我回到上海。我也收到很多老主顾的来信，要求我尽量早回去。可见，有很多人喜欢我，而且大多是中国人。可是我很久没有收到以前那些团队成员的信了，包括速记员、秘书。或许比尔已经把他们换掉了。[90]

1946年夏天，老鲍威尔接受美国军方的邀请，前往东京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亲身经历证明日军的残暴。在出席远东军事法庭作证之后，老鲍威尔原本计划从东京直接回到上海，继续其在中国的办报历程。然而，病情突然恶化迫使他返回美国。回国后的近5年里，老鲍威尔主要的活动就是到美国各地演讲，向美国民众解释远东和太平洋局势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这种演讲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1947年2月28日中午，在一次密苏里大学校友会上，刚刚做完演讲的老鲍威尔突然辞世，享年60岁。

本章小结

1917年6月9日，密勒和老鲍威尔在上海创办了《密勒氏评论报》，从而开启了西方职业和专业报人来华办报的历史。密勒堪称“美国在华新闻业之父”。他本身虽然不是新闻专业毕业的报人，但是他打开了美国新闻专业人士来华办报的大门。刊物的另一位创办者老鲍威尔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在来华办报之前，老鲍威尔不仅在美国新闻业界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还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过新闻学的课程。他的到来标志着外国人来华办报发展到了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办报的新高度。在密勒和老鲍威尔的引领之下，大批美国专业记者开始奔赴东方，来到中国进行采访和报道。这些专业的编辑和记者注定要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