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被西方学界公认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巨擘的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便敏锐地发现现代主义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转向”。[1]他在《日常生活批判》（1947）第一卷中提出“日常生活”概念是一种现代性问题的征兆，他认为以波德莱尔、福楼拜和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率先接近并发现了日常生活世界，但这种“接近”并不是一种“理解”而是“贬低”，不是一种“批判”而是陷入了神秘化抽象化的“直观”，即要么逃避日常生活，要么默认日常生活，但就是缺少清醒的日常生活批判意识。[2]但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列氏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强调不应忽视“日常生活在现代文学中的勃发”。[3]他在爱尔兰现代派小说家乔伊斯（James Joyce）的作品中发现了“日常生活”在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中，“日常生活抢尽了风头（the quotidian steals the show），为了呈现日常生活的丰富和贫乏，乔伊斯把语言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包括语言纯粹的音乐潜能”；“乔伊斯的叙述把日常生活的每一面从无名性（anonymity）中拯救出来……读者突然通过文学媒介或书写文字感受到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不是因为宗教的力量而是由于文字和文学的力量而发生改变。[4]
列斐伏尔正是从现代派文学中受到启发，完成了“日常生活批判”的哲学转向。他发现，与技术和生产相比，日常生活是被哲学家遗忘的角落。他要解决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要哲学回归到日常生活这个创造性的源头，通过全新的方式关注日常生活，去重新发现日常生活中“卑贱与繁茂、贫乏与丰硕并存”的创造性潜能，[5]让日常生活艺术化，恢复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让日常生活从现代技术和工具理性的异化中解放出来。[6]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独特性是与其核心概念“日常生活”的丰富内涵联系在一起的，在一次访谈中，他把“日常性”和“日常生活”加以区别：
日常性与现代性紧密相关。在列氏看来，在前工业社会的有机共同体中，人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daily life）融为一体，而现代性的组织化和理性控制则将“日常生活”异化为单调乏味的“日常”（the everyday），因此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更多地体现出日常性（everydayness）。[8]日常生活是最为人所熟悉因此也最为人所忽略的社会存在，然而，在列氏的视野中，被异化的现代日常生活既包含着被压迫的因素也包含着解放的因素，如同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熟知者不一定真知”，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视为充满矛盾及无限创造力的世界；在他看来，“日常生活既不是本真的原始状态，也不是完全单调与琐碎的、异化状态的无意识黑夜，而是永远保留着生命与希望活力的、但也是处于异化状态的矛盾异质性世界”；日常生活固然有其顽固的习惯性、重复性、保守性这些“日常性”特征，但同时也具有着超常的惊人的动力论与瞬间式的无限的创造能量。[9]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就是穿透“日常性”的遮蔽去发现日常生活的“创造性”，而这也是英美现代派诗人城市书写的出发点和创作意旨。
如果说列斐伏尔发现了日常生活的哲学意义，英美现代派诗人则发现了日常生活的美学意义，而美学意义最终服务于生存意义。列氏声称把日常生活当做哲学的研究对象，恰是因为其通常意义上的“非哲学”[10]；那么，我们可以说，现代派诗人把日常城市生活当做艺术和审美对象，恰因为其通常意义上的“非诗意”、“非审美”和“非艺术”，二者都是为了发现日常生活自身的存在价值。如果说列斐伏尔关注的是“生活的哲学”，那我们可以说现代派诗人关注的是“生活的艺术”。如果说《日常生活批判》一书问世后，“哲学不再轻视具体的日常生活”[11]，那我们可以说，在现代诗之后，诗歌不再轻视具体的日常生活，因为总体而言，现代派城市诗人的城市书写也是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批判，而此处“批判”一词，“不单意味着认识日常生活，还意味着改造日常生活”（Critique was not simply knowledge of everyday life, but knowledge of the means to transform it）[12]。如果说哲学家的“日常生活批判”可以达至日常生活的革命[13]，现代派诗人的“日常生活批判”则可以达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化，二者殊途同归。
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焦虑和现代人的异化，英国作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19世纪便提出要“艺术地生活”，其主张在20世纪英美现代派诗人中得到了热烈的回应，王尔德（Oscar Wilde）发出惊人之语“不是生活模仿艺术，而是艺术模仿生活”，庞德（Ezra Pound）高举“日日新”（“make it new”）的大旗，艾略特（T.S.Eliot）呼吁在现代生活中找寻传统和历史的意义，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反复吟唱“事物如其所是/在蓝色吉他上改变”。如果说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发起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哲学批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英美现代派诗歌自产生之日起便持续发起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即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本研究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为主线，探寻英美现代派诗歌中的城市书写。本研究属于城市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交叉研究，下面笔者就国内外城市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成果做一简单梳理。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既久远又复杂。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城市文学的产生和繁荣，而西方学界将文学纳入城市视阈予以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前期研究主要关注文学的“城市形态学”的价值，到了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文学史”的描绘和建构，6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史学领域向社会学的转向，“文学城市”丰富的知识价值受到其他学科的普遍关注，城市研究与文学研究出现了交叉与渗透的新趋势，关注点从“文学表现城市形态”转移至“文学对城市性的表达”。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中较早关注文学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乡村和城市形象在历史现实和文学文本中的差异。迪斯（Jim Dyos）和沃尔夫（Michael Wolff）主编的《维多利亚城市：形象与现实》（The Victorian City：Images and Realities，1973）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对城市形象的再现。杰伊（Michael C.Jaye）等主编的《文学与城市经验》（Literature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1981）文集中有多篇论文探讨了文学与城市之间既有“真实反映”也有“想象构建”的复杂互动关联。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与“城市性”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如拜克（Burton Pike）的《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形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Literature，1981）、提姆斯（Edward Timms）等主编的《虚幻的城市》（Unreal Citie 1985）和莱汉（Richard Lehan）的《文学中的城市：一部知识文化史》（The City in Literature：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1998）从不同侧面探讨现代主义文学对城市性的想象与表述，派克提出“语词城市”（word-city）的概念，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及其对于城市的再现，论述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英国文学作品中，“静止的城市形象”到“流动多变的城市形象”之间的演变；《虚幻的城市》着重探讨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对城市经验的再创造；莱汉将商业城市、工业城市与后工业城市分别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相对应，强调文学对城市性的不同想象与表述。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更加突出，哈丁（Desmond Harding）著《书写城市：城市想象与文学现代主义》（Writing the City：Urban Visiony&Literary Modernism，2003）以乔伊斯和帕索斯的小说为范本，探讨现代主义城市文学中的跨文化性和跨历史性；艾亨（Edward J.Ahearn）著《文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城市相遇》（Urban Confrontations in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1848—2001，2010）体现了城市文学的社会学研究重心的回归。爱德华兹（Sarah Edwards）等主编的《书写现代城市》（Writing the Modern City，2012）探讨了文学中的建筑、建筑中的哲学以及与之相伴的“现代性”。但上述研究者主要考察的是小说文本，对诗歌文本多有忽略。
西方学界论及现代主义诗歌与城市书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世纪70-80年代。斯比尔斯（M.K.Spears）的《狄奥尼索斯与城市》（Dionysus and the City，1970）运用尼采的哲学思想探讨英美诗歌中“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意义，指出“酒神精神”与城市性是现代主义诗歌的本质特征，该论著理论性较强，但文本细读不够。约翰斯通（John H.Johnston）的《诗人与城市》（The Poet and the City，1984）梳理了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英美城市诗歌史，对艾略特、威廉斯等现代主义诗人的城市诗歌仅用一章探讨，太过简略。薇斯露丝（Kristiaan Versluys）的《城市中的诗人》（The Poet in the City，1987）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探讨了1800—1930年欧美文坛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城市诗歌发展，但仅涉及艾略特和哈特·克莱恩两位英美现代主义诗人。兰吉（Cecilia Enjuto Rangel）的《废墟中的城市》（Cities in Ruins：The Politics of Modern Poetics，2010）对欧美现当代诗歌中的废墟形象进行解读，也仅涉及艾略特一位英美现代派诗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国内学界近年来对都市文学的研究渐成显学，但多是有关中国都市文学的研究，如郑明主编《当代台湾都市文学论》（1995）、程光炜著《都市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2005）、王进著《魅影下的“上海”书写》（2006）、王宏图著《都市叙事和欲望书写》（2006）、杨宏海著《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都市文学》（2007）、李俊国著《都市文学艺术形态与审美方式》（2007）、聂伟著《文学都市与影像民间——1990年代以来都市叙事研究》（2008）等。陈晓兰是关注外国文学中都市书写的少数学者之一，其著作《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2006）借用西方学界“语词城市”（“word-city”）的概念，论证左拉笔下的巴黎与茅盾笔下的上海都属于语词城市的范畴，从两者比较中，探寻相隔半个世纪的中西都市文学意象之间的关系；同年出版的《城市意象——英国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从英国现代化早期及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文学与城市的关系，对18-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都市形象及“反都市主义倾向”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其第三部城市文学研究力作《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2012）从跨文化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古代中西城市观念的会通与差异，着重以现代转型时期的伦敦、巴黎和上海为中心，探讨19、20世纪早期中西都市文学的“反都市主义倾向”及其对于资产阶级和大众社会的文学再现，呈现了中西作家的现代都市想象和文学再现与其文化传统的关系。肖庆华著《都市空间与文学空间》（2008）借助空间批评理论探讨多丽丝·莱辛对现代都市空间的独到体验与独具特色的书写策略。上述论著均以小说文本为考察对象。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除了陈晞著《城市漫游者的伦理衍变：论菲利普·拉金的诗歌》（博士论文，2010）、唐伟著《空间视域中的弗兰克·奥哈拉的城市诗歌研究》（博士论文，2012）和汪小玲等著《弗兰克·奥哈拉城市诗学研究》（2016），国内学界鲜见对英美现代派诗歌中的城市书写进行专题研究。
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运动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对欧美现代主义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笔者曾发文在回顾梳理国内外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分析考察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新热点。当代西方学界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多元，呈现出“灿烂多姿、异彩纷呈”的局面，主要关注点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现代主义与跨艺术批评、现代主义与城市空间以及在“后现代”语境下对现代主义的“再审视”。[14]
伊安·钱伯斯（Iain Chambers）把现代大都市比作对现代性的移动的暗喻。[15]在英美现代主义作品中，都市成为现代主义作家最关注的对象，都市生活强烈地塑造了现代人的情感结构。当现代主义作家将城市作为作品表现的背景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地构建着一个“想象中的都市”，所以，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城市书写不仅是城市文明的产物，也是城市文明的创造者，它们自身就是一个个现代性的符号。如果说对“进步”话语的推敲是贯穿19世纪英国小说的主线[16]，那么20世纪的英美现代派诗歌则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形象以及现代人对于城市爱恨交织、欲罢不能的矛盾情感。国内已有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虽有一些学者认识到工业文明和城市化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如李维屏1998，虞建华2004），但大多关注现代主义作家的“反都市主义”、“反工业文明”的一面，对于现代主义文学中鲜明的都市意象，现代主义作家对于都市文明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尚未做出系统和深刻的剖析。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以诗歌文本为考察对象的城市文学研究仍比较薄弱，缺乏研究现代派诗歌与城市书写的创新性论著。本研究关注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对“城市化”的回应，涉及当代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三个热点：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现代主义与跨艺术批评、现代主义与城市空间，从跨学科、跨媒介、跨文化的视角对英美现代主义城市诗歌的主题、策略和意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是对已有现代主义诗歌和城市文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和延伸，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现代主义诗歌的再认识，为研究现代主义诗歌提供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进程和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走向，亦可应用于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在外国文学、比较文学和文艺批评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此外，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在城市迅速扩大、人口急剧增加、物质生活迅速提高的时候，更应该关心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而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强调和揭示，对个体观照下城市形象的呈现，有助于我们发掘文学的借鉴意义，思考城市如何能让生活更美好，因此本研究对我国城市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将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生活方式作为重审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视角，探讨现代城市文化空间中诗歌从田园模式向城市模式转变，反映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审美趣味，体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城市诗学策略。本研究共分四章。
第一章探寻英美现代派城市诗学的三大思想来源，即波德莱尔开拓性的城市诗学、20世纪之交的英国文化艺术批评传统以及来自东方文化的生活美学。
第二章到第四章根据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城市书写的不同策略，从“游荡者”、“出位之思”、“艺格符换”三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二章借鉴本雅明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对波德莱尔诗歌中“游荡者”（flaneur）之概念的分析，考察“游荡者”的形象在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庞德的《休·赛尔温·莫伯利》和威廉斯的《佩特森》三首长诗中的体现和演变。“普鲁弗洛克”在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之间游荡，莫伯利在一战前后的欧洲历史和文化中游荡，佩特森在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和文化中游荡；诗人们一方面通过“游荡者”的所见、所闻、所想，呈现城市景观，反思城市生活、文化和历史，反映现代人对机械化、城市化的焦虑，对城市文明既爱又恨、既排斥又深受吸引的矛盾情感；另一方面发掘城市经验的潜在的想象力，和日常生活拉开距离，把日常生活视为“审美客体”，透过带有艺术家眼光的“游荡者”的审美视角捕捉主观化的平凡生活，把城市个体的生存体验转化为审美的艺术经验，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第三章借用德国美学用语“出位之思”（andersstreben），运用西方跨媒介批评的相关理论，以王尔德的《清晨印象》、庞德的《在地铁站》、贝杰曼的《在西敏寺》、休斯的《疲倦的布鲁斯》、威廉斯《伟大的数字》、弗莱切的《辐射》等诗篇作为范本，考察诗人如何借鉴绘画、戏剧、音乐、电影等媒体的表现性能，发掘跨文化语境下英美现代主义诗人如何吸收中国传统诗画中的山水美感意识，通过繁复的意象排列、文字符号的形象变化、声色光影效果的营造与通感修辞的运用等诗歌技巧，更加视觉化、流动性地呈现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创造出非文字串连性与述义性可以达致的美感，实现诗歌艺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
第四章借用古希腊的修辞学术语“艺格符换”（ekphrasis），运用中西方跨艺术批评的相关理论，探讨威廉斯的《贵妇人画像》、叶芝的《丽达与天鹅》、阿尔丁顿的《致一尊希腊的大理石雕像》、史蒂文斯的《弹蓝色吉他的人》、斯宾塞的《舒卜拉的埃及舞者》等跨艺术诗与艺术蓝本之间的互文性，考察诗人如何继承发展西方诗歌创作的“艺格符换”传统，实现从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非诗歌文本到诗歌文本的跨艺术转换。不同的艺术文本之间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消解，从而强化了艺术张力和美感。这些“艺格符换”诗就构成了“艺术博物馆”。当我们阅读这些诗作时，犹如在城市博物馆的艺术品中徜徉，从而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结语探讨英美现代主义诗人的城市书写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借鉴意义，并联系国内外城市化发展现状，发掘本研究对城市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在城市迅速扩大、人口急剧增加、物质生活迅速提高的时候，更要关注如何提升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现代派诗歌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强调和揭示，对个体观照下城市形象的艺术呈现，有助于我们发掘文学的借鉴意义，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体现审美原则，帮助都市人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开创诗意而美好的城市生活。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是：
（1）虽然现代派诗人们在城市意识以及艺术倾向上会有所抵牾，但他们的艺术运思大多会与城市化进程对城市文化空间不断重构交错应和，由此引发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情的诗美意识，而城市文化的包容性使得诗人与其他领域的艺术家有更多的交融，城市诗歌呈现出更多跨艺术、跨媒介特征；
（2）对现代派诗人来说，浪漫主义的乡村乐园已不可复得，那么只有接受城市化的现实，以“游荡者”的凝视观物姿态，借助文学艺术的力量，通过文学审美唤起内心的视像；运用绘画、雕塑、音乐等非语言形式的艺术表现手法呈现最普通的，甚至是“丑”的日常生活图景，在城市文明的“恶”中找寻美，实现“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城市化进程和日常生活作为重审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视角，探讨现代主义诗歌从田园模式向城市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如何体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城市诗学策略；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为主线，深入诗歌本体，在扎实的文本爬梳、读解中，体会诗人的现代性心灵困境及其对创作视角、意象和语言技巧等诗歌精神和艺术特征的影响；在将城市维度引入现代主义诗学谱系的过程中，既关注诗歌对城市的反映和再现，更着重考察诗歌的城市想象和构建，以达到“反映城市的文本”与“文本中的城市”的融合与统一。
本研究主要借助列斐伏尔、本雅明、齐美尔等人的社会学理论，钱锺书、叶维廉、钱兆明、米歇尔、穆里格等中外学者的跨文化、跨媒介、跨艺术批评理论，以及列斐伏尔、哈维等学者提出的城市空间理论，构建相应的城市诗学的理论框架，对现代主义诗歌与城市文化的互动、现代主义诗歌的审美范式和创作原则、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城市意象、城市情感进行阐释，归纳出论点，在理论指导的基础上作出具体深入的作家研究和文本分析。
莱汉曾言：“对高度发展和机制复杂的城市的逃避和拒斥，构成了现代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的源泉”[17]，拜克把19-20世纪英美现代文学中的城市意象简化为“大街上的孤寂”（a paved solitude）[18]，其观点在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界很具有代表性。但笔者认为，面对纷繁多彩的现代主义城市文学，仅用“异化、欲望、孤独、疏离、反抗”等“反都市主义”的传统主题去认证，可能就忽视了现代主义城市文本的丰富性和现代人都市情感的复杂性。本研究试图偏离类似阐释惯性，重视挖掘现代派诗歌的文本肌理，以历史化的眼光还原诗歌在它产生的特定历史、社会、文化场中的艺术独立性；现代主义城市诗歌反映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审美趣味，“日常生活审美化”既是现代主义诗人的城市书写策略，也是诗人为现代人提供的生存策略；此外，运用跨文化、跨艺术、跨媒介的批评理论进行城市文学的研究也是一次较具拓荒性的尝试。
笔者试图以此书论证作为“日常生活审美批判”的英美现代派诗歌的城市书写，但这个论证显然并非尽善尽美。一个理想的全面论述现代派诗歌城市书写的研究将是一个更加浩大的工程。笔者从日常生活审美批判和城市诗学的视角解读英美现代派诗歌，并非有意取代原有的解读，而是试图提供一种新的读解视角。换言之，本书如其他论述欧美现代派诗歌的研究一样，是需要各方协力而为的庞大工程的一部分，这个大工程就是在中国当代语境下对英美现代主义的“再审视”。由于选题、篇幅和个人学识所限，本研究中诗人和诗作所选难免有所取舍。笔者的取舍是否得当，最终还得由读者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