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究竟是什么？

在该文中，张教授以一种社会学家特有的睿智与严谨，为我们清晰地勾勒了一幅“山河破碎、触目惊心”的今日山西图画：民族复兴情结和国家战略共同促动下的工业化进程与布局，将华夏文明源头之一的山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能源基地或“大煤矿”，结果是一场我们针对自然界——严格地说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环境战争”（一场地地道道的内战）和“毁灭性的生态后果”。更为严重的是这场生态劫掠后果的“不均衡分配”，广大农村与农民成为环境污染和地质灾害的主要承受者与牺牲者，而长久作为人类文明最基础性单元的“村庄”，正面临着物理意义上的剧变和社会意义上的衰败。

面对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和数据（众所周知，山西只是个例而非特例[11]），我们当然没有理由保持平静和沉默，但问题是，即使在我们这些所谓的环境学者中间也存在着太多的漠视、疑惑、甚至幻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至于如此糟糕吧？也许慢慢会好起来呢？如此等等。

那么，中国的环境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或者，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当前面临的环境挑战呢？应该说，在当今中国，依然拒绝承认环境问题存在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性质的认识却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永远不要指望，有朝一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众会取得环境问题上的绝对共识。这既是由于人们基于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科学学科背景和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认知差异，更是由于人们处于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秩序中不同的位置所决定的利益区别，也就是说，人们会同时具有认知理解与利益需求层面上的先天性偏差。因而，所谓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类的、国家的或地方性的，当然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是如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近些年来争论得热火朝天的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人类自身的环境问题——人类活动是否在改变着全球性的气候以及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人类应该如何去适应性生存，这其中无论是北极熊还是南极企鹅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言权，这是其中的第一个层次；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不同国家和区域在全球气候变化上的利益得失也是不一样的，因而我们不能期望，俄罗斯和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有着同样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立场。

还是让我们回到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国环境问题的最大症结就是，我们对现代化发展的单向度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化，甚至将其等同于一般性社会进步的偏执性理解，有可能渐趋蜕变为对一种“经济增长逻辑”甚或“资本逻辑”的政治与社会屈从。[12]结果将会是，我们逐渐失去对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文明基础重要性的感知反思能力和各个层面的制度性屏障，而在一个趋利资本肆虐横行的经济化社会中，弱势区域、阶层和个体成为首当其冲的灾难承受者和被转嫁者。

限于篇幅，笔者无法展开讨论上述观点中的细节。但需要指出的是，甚至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对于“四个现代化”的概括就已明显地体现着经济主义现代化的意蕴，而相对忽视了一个国家全面现代化发展中许多同样重要的方面，比如现代国家制度框架与社会体系的建设、传统文化价值与文明成果的传承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确认与维护，等等，使我们在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工业的全球性扩张时，基本上处于一种毫无遮蔽的“裸奔”状态（只剩下一种极端单向度的经济主义思维与考量）。再加上长期的物质贫穷落后所催生的民族振兴梦想，使我们重新走上了本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的西方传统工业化道路（那时的国际社会已开始广泛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不计环境代价的自然资源，成为我们走向强国之梦的主要资本。不但如此，这种对现代化内涵与进程的片面理解，还与我们对社会主义传统经济组织与管治模式的简单化批判相结合，逐渐演变成为对欧美国家所谓先进经济模式的趋同与合流（而这一时段正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狂欢蜜月期）。所以，不难理解，我们很快就习惯于用一种片面的“经济中心主义”话语，来表述我们取得的成功以及存在着的问题：“发展”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理所当然的因而是天然进步与正义的，而且，为了实现长远发展和总体发展，人们很可能需要做出某些暂时的和局部的牺牲（某些人的和生态环境的）；逐渐地，我们就被告知，经济增长（尤其是GDP增长）是理所当然的和绝对必需的，而且资本也天生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