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周的民事法律制度
西周的民事活动比以前更为活跃，调整民事活动的法律规范也更为丰富。关于西周时期的民事法律规范，除先秦文献典籍中有丰富资料外，大量西周青铜器铭文也可提供印证。综合文献典籍和出土文物资料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西周时期的民事规范涉及所有权、债、契约、商品交换规则、婚姻继承等多个领域。
一、所有权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7]。从理论上说，周天子被认为是“上天之子”，代表着上天来统治人间。天下的所有一切，包括土地、人民，最终都归周天子所有。
在西周时期，政治上实行分封制。这种逐级分封、层层占有的政治体制，实际上造成了西周时期所有权制度的分割。周天子通过“授民授疆土”的形式，将天下的土地和臣民封赐给各诸侯王，由各诸侯王实际占有、使用，享受收益。诸侯王可以进行再次封赐，形成各级更小的封建领主。在陆续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就有大量关于封赠、赏赐的记载。例如，1975年在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出土的西周厉王时的青铜器铭文中，就记载了大贵族虢仲对此器的主人、小贵族功臣的一次封赠。但是，在理论上，土地和臣民的最终所有权，掌握在周王手中。周王可以赏赐，也可以收回，甚至可以动用武力，进行征伐，“削之”“眚之”，再转赠他人。这种情形，在西周时期屡见不鲜。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不少此类记载[68]。所以，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制，造成了西周时期对于土地、臣民的特殊的所有权形式。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在西周时期，除了在土地、臣民等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特殊社会资源方面，对所有权有所限制外，对于一些基本的生活资料，动产和不动产，包括被看成是物产的奴隶，各级封建领主乃至自由民，都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可以进行自由的交换、买卖。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此类关于私有商品交换的记载极为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原有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逐渐松弛，以各诸侯国为代表的地方势力逐渐强大，而西周初年那种“天子独尊”的政治格局面临强大挑战。在这种“诸侯强于王室”“陪臣执国命”的情况下，原来那种由周王“授民授疆土”的分封方式，逐渐成为聊备一格的形式。对于土地和人民的实际所有权，已经逐渐转移到有真正实力的诸侯或其他领主手中，一种新型的所有制关系——私人而非国家对于土地享有完全所有权的制度——由此萌生。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在西周中期以后，除原来出自周天子封赐，诸侯只能占有、使用、收益，而不能最终自由买卖的“公田”以外，还出现了完全由土地所有人自己控制，可以自由买卖、交换的“私田”。由于西周中期以后，西周王室对于地方诸侯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一些掌握一方实际权力的诸侯或更低级别的领主，开始在役使奴隶耕作“公田”的同时，也私自开垦荒地，并占为己有，逐渐形成大批的“私田”。同时，由于王室在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地方诸侯的号召力、控制力，所以，除了对自己的王畿范围内的土地尚有处分权外，周王已经失去了对天下大部分土地和臣民的控制权。原来那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已经只能在理论上存在了。《诗经·大田》中所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就是这种“公田”与“私田”的有力说明。在西周青铜器《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的铭文中，有一系列关于诸侯之间买卖、交换土地的记载[69]。
从整体上看，在西周中期以后，土地私有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在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体的中国古代社会，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商品。土地制度的变革，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的变革。所以，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整个社会的私有观念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与私有制度密切相关的债、契约等民事制度也进一步发达起来。
二、债和契约
债权关系是同财产私有制度密切相关的。在西周时期，随着私田的出现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债权逐渐形成。与这种形式相适应，调整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则，也开始丰富起来。据史籍记载，“债”的称谓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称为“责”。《周礼》中说：“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70]这里的“判”，通“半”。即是说，如果债权人有双方各执一半的债务契约，官府即可受理这一债务纠纷。从文献资料和金文资料所反映的情况看，西周时期的债权债务关系大致有两类：一是因契约而产生的债，二是因侵权和损害赔偿而产生的债。其中，前者是主要的表现形式。从西周青铜器《㫚鼎》《鬲攸从鼎》中，就可以看出因买卖、租赁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在《散氏盘》铭文中，还记载了一个因损害赔偿而产生的债权关系实例。该铭文记载说，一个名叫“矢”的贵族侵扰了另一贵族散氏的地盘，已经造成损害。有关官员根据受害者提出的赔偿要求，判决“矢”应负赔偿责任[71]。
与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民事契约关系的发展。据史料记载，西周时期的契约关系也比以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在当时，比较普遍的契约形式有两种：一种称为“质剂”，一种称为“傅别”。《周礼》上说：“听买卖以质剂”，说明“质剂”是使用于买卖关系中的契约形式。其中，“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按照汉代著名学者郑玄的解释，“大市谓人民、牛马之属，用长券；小市为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72]“傅别”则是使用于借贷关系中的契约形式，《周礼》中说，“听讼责以傅别”。郑玄解释说：“傅，傅着约束于文书；别，别为两，两家各得一也。”据史料记载，“傅别”是在一契券的正面、反面都书一“大”字，然后一分为二，借贷双方各执其一，以为凭证。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大量的关于买卖、借贷和租赁关系的记载。[73]
三、婚姻继承制度
在西周，由于宗法制是一种内涵广泛的政治制度，代表着一整套生活方式，所以婚姻、继承制度在西周时期往往带有婚姻继承以外的政治含义。
在西周时期，婚姻的基本制度可以说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从天子到诸侯到平民百姓，一个男子只能有一个“妻子”，即正妻。除正妻以外，男子还可以合法地拥有数量不等的侧室，即“妾”。按照《礼记》的说法，“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74]从文献资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各级诸侯、封建领主，甚至“匹夫”也有数目不等的妾媵。但是，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正妻只能有一个。正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媵所生，是为“庶出”。正妻及其子女，在家庭中有着明显不同的地位。这种嫡、庶之分是为了保证家族延续以维持正常家庭关系的需要，其对于维护和延续宗法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除遵循“一夫一妻多妾制”以外，西周时期的婚姻制度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其一，“同姓不婚”。即禁止同一姓氏的家族成员之间的通婚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同姓为婚”是一项古老的禁忌。此项禁忌，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长期的生活经验证明，“男女同姓，其生不蕃。”[75]即是说，同姓结婚，会生下不强健的下一代，整个下一代的素质会下降，从而会影响整个家族、民族的发展。所以在西周时期，同姓为婚受到严格的禁止，凡同姓，不问远近亲疏，均不得通婚。所以《礼记》言：“娶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76]另外，禁止同姓为婚，多与异姓结婚，有利于“附远厚别”，即通过联姻的方式，在政治上更多地与外姓结盟，以便更好地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其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77]在宗法制度之下，婚姻的终极目的，除繁衍后代、承嗣家族以外，就是“合二姓之好”，绝非男女当事人个人之事。因此，婚姻的成立，基本前提就是“父母之命”。未经父母、家长同意而行婚姻之事，谓之“淫奔”，是不为礼法所容的。另外，婚姻的缔结，还须经过媒氏的中介。所谓“男女无媒不交”[78]。据《周礼》的记载，西周时期在地官司徒之下，还设有“媒氏”一职，专门负责婚姻事宜[79]。
“一夫一妻”“同姓不婚”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西周时期婚姻成立的三项实质要件。除必须符合这些实质要件以外，在西周时期，婚姻的缔结还必须合乎一定的礼仪，这就是“婚姻六礼”。具体包括：
（1）纳采，即男方请媒氏携礼物到女方家提亲；
（2）问名，即在女方家长答应议婚后，男家请媒氏问明女子的生辰、身份，并卜于祖庙以问吉凶；
（3）纳吉，即在卜得吉兆以后，男家携礼物至女家确定缔结婚姻；
（4）纳征，也称纳币，即男家送财礼至女家，正式缔结婚姻；
（5）请期，即男家携礼物至女家，确定婚期；
（6）亲迎，即在确定之日，新郎至女家迎娶，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
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对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至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在一些乡村地区，缔结婚姻的形式仍然可以看到“婚姻六礼”的明显痕迹。
同婚姻的缔结必须要遵守“父母之命”一样，在西周时期，婚姻解除的决定权也完全操纵在男方家长手里。据史籍记载，西周时期在解除婚姻方面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称为“七出三不去”。其中，“七出”又称“七去”，是西周时期男子可以休妻的七项条件。具体是指：不顺姑舅（公婆），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口多言，去；盗窃，去。“不顺姑舅，去”是因为“逆德”。“无子，去”是因为绝嗣不孝。“淫，去”是因为乱族。“妒，去”是因为乱家。“有恶疾，去”是因为“不可共粢盛”，即因女方的疾病而不能共同生活。“口多言，去”是因为“间亲”。“盗窃，去”是因为“反义”。女子若有上述七种情形之一，丈夫即可有正当的理由合法地休妻。
按照西周时期的礼制，女子若有“三不去”理由之一者，夫家即不能休妻。“三不去”具体是指：有所娶而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其中，“有所取而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尚有娘家可回，但休弃时已无本家亲人可依。此时休妻将置女子于无家可归的境地，故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嫁入夫家以后，曾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孝三年，如此则该女子已经对公婆尽子女之道，故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则是指娶妻时尚贫贱，但以后变得富贵。按照礼制的要求，“妻者，齐也”，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休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
“七出、三不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父权和夫权专制的典型反映。作为西周时期婚姻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影响也极为深远。汉唐乃至明清，各朝法律中关于解除婚姻的条件和限制的相关规定，大体上都没有超出“七出、三不去”的范围。
在西周时期，由于宗法制度的要求，占主导地位的继承制度是宗祧继承，亦即身份、地位的继承、财产继承是附属于宗祧继承的。据史籍记载，在周成王以后，嫡长子继承制度就已经正式确立，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80]。也就是说，从周天子、诸侯王、各级领主乃至庶人，王位、爵位等政治身份以及在家族中作为大家长的身份地位，都只能由正妻所生的长子来继承。如果正妻无子，则在诸妾所生男子中选择最贵者作为继承人。作为法定继承人，嫡长子所继承的是对整个家族的统治，包括对家族成员的领导权、对家族财产的支配权。这样的继承制度，能够保证家族一代一代地按照原有的秩序延续。因此，嫡长子继承制是西周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