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文化史”视野与画报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往往依托于科学的研究方法。新闻史学要发展，自然也必须遵循这条规律。20多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成绩卓著，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得助于一批学者对研究方法的探讨：有学者认为要“运用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注入新的理念……”[15]也有学者认为“唯有方法的变革才是深化乃至转型的前提”，从而倡导新闻史学应以“人”为研究对象；[16]还有学者提出新闻史研究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以完备其学科体系。[17]史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角度的转变促使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方法日益完善，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将会提高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水平。
社会文化史，是介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往往被归于新文化史的研究阵营。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视角，新文化史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提出。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首次明确提出“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口号。[18]该书导论明确指出：新文化史是对社会史研究取向的反动。[19]“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20]。而周兵认为这次史学风向的转折开启了西方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一方面，它注重历史研究中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的内涵分析，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借助“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析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21]。由此，周兵认为，新文化史颠覆了传统文化史唯知识精英的狭隘偏见，解读仪式、艺术、日常生活及其普罗大众实践中的象征性文化含义，“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22]，逐渐取代社会经济史、社会政治史的位置，成为历史学的主流，文化因素的考量成为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种源于法国、盛于欧美、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社会文化史学运动，标志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当代史学的重要进程，其影响日益遍及世界，也逐渐渗透到中国史学界的研究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志琴指出：“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这是观念变革最能动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总趋势。”[23]李长莉1990年在《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中认为，社会文化史是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24]要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25]这种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设计，显然挑战了传统历史学，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典型个案。
基于以新文化史为特质的历史学文化转向的学术背景，中国新闻传播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画报史研究可以从此找寻新的研究路径，注重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中文化要素的综合考量，实现新闻传播史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
以图像为主、文字为辅的画报媒介应是新文化史研究的最佳实验园地。无论是图像直观、具象的媒介属性，还是由此而来的受众群体的大众化趋势，甚至能为没有识字能力的下层民众提供信息和消遣，画报比文字更接近底层群众、日常生活和历史原有的时代图景，因为“宣扬之道，文字之功固大，图画之效尤伟。盖文字艰深，难以索解；图画显明，易于认识故也”[26]。“以图像为中心”叙事的画报承载了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变迁、审美情趣和娱乐消闲方式的多方位含义。利用图像的直观性和亲和力，画报在许多方面彰显了媒介优势。英国著名记者北岩氏谓图画为无音之新闻，不识字者也能读懂；张若谷也以为报纸可以利用图画吸引一般人的注意，“可以使村夫稚子，都能一目了然”[27]。创刊于北京的《菊侪画报》发刊词说道，“画报与字报比较，画报如同看戏，字报比作听书，看画报的，不识字可以瞧画儿，看字报若是不识字，即只好数个儿罢。画报一看便知，不论妇孺易于知晓……”[28]1895年8月29日《申报》上刊出社论《论画报可以启蒙》，论述画报可以深化书籍，也便于读者接纳，以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开启时人所向往的“启蒙之道”。鲁迅认为，中国连环图画杂志的大量流行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29]。戈公振在《时报·图画周刊》导言里说：
在戈公振看来，图画能穷形象物，能究文字所不能言说的气氛，“文义有深浅，而图画尽人可阅；记事有真伪，而图画则赤裸裸表出……虽村夫稚子，亦能引其兴趣而加以粗浅之品评”[31]。这个观点也得到新月派诗人邵洵美的充分肯定。当在一个宴席上遭到朋友“为什么曾经花了全副的精神去办画报，为什么不再办一个正正经经的纯文艺刊物”的质疑时，邵洵美的回答是：“我总觉得图画能走到文字所走不到的地方；或是文字所没有走到的地方”“要养成人读书的习惯，从画报着手应当算是最好的方法。用图画去满足人的眼睛；再用趣味去松弛人的神经；最后才能用思想去灌溉人的心灵。”[32]于是，邵洵美提出，画报在文化界的地位和其所建之功绩堪与字报媲美。
图画是人类精神最纯净和最本真的表达。早在1934年就有人提出：“画道实为表现文化最有价值之工具。论其性质，盖为人生道德最高尚之寄托者，因是，比较文明的民族受其天性之驱使，无不知浚发其画道之渊薮，以与人我间以调和的情感也。”[33]邵洵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感叹，画报在使用图画“供给读者眼睛及神经的享受以外，自会有心灵的食粮”[34]。画报的图像信息不仅能增加形象化的效果，而且与文字“形成意义呼唤的关系，互动互补，组成立体的、动态的意义结构”[35]，实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主要力量，由此画报“飞入寻常百姓家”，正如竹枝词所描述的情景：“各家画报售纷纷，销路争夺最出群。纵是花丛不识字，亦持一纸说新闻。”[36]
创刊于1884年5月8日、终刊于1898年8月的《点石斋画报》，刊行十五年，共刊出带文的图画四千余幅，内容涉及“奇闻”“果报”“新知”“时事”，被学者陈平原评价为“这对于今天之直接触摸晚清，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个不可多得的宝库”，他进一步提出，“不仅《点石斋画报》，众多徘徊于‘娱乐’与‘启蒙’之间的晚清画报，都将‘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起决定性作用”[37]。
以上诸多论述，大都侧重于画报的图像接受对受众及其社会文化的特殊影响力、画报图像的启蒙化和大众化意识，以及雅俗共赏的普及化效果，成为探究不同时代、地域与社会人群文化表达，如理性思维、情感表达、群体的记忆与认同等方面的重要历史证据。对画报图像的符号生产、传递与接受进行文化因素的历史考察，分析图像史料的视觉表述和文化构图，是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研究范式在画报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
然而，传统画报研究的路径却以梳理史实、鉴别种类、评估价值等方面的“编年史”体例为主。首先是在新闻史整体研究中涉及近现代画报，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均描述性地介绍了画报。其次，出现了一些专门介绍中国近现代画报历史的主要篇目，如冯武樾的《画报进步谈》[38]、黄天鹏的《五十年来画报之变迁》[39]、刘凌沧的《中国画报之回顾》[40]、胡道静的《最早的画报》[41]、张若谷的《纪元前五年上海北京画报之一瞥》[42]、阿英的《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43]、蒋荫恩的《中国画报的检讨》[44]、张铁镟的《略谈晚清时期的石印画报》[45]、吴越生的《画报种种》[46]、郑逸梅的《书报话旧》[47]中早期石印画报的部分、萨空了的《五十年来中国画报之三个时期》[48]、朱传誉的《中国早期的画报》[49]、彭永祥的《旧中国画报见闻录》《中国近代画报简介》[50]以及卓圣格的《中国近代画报的发展》[51]等。其中彭永祥的研究材料搜集全面，分别对1877年至1919年间出版的118种画报的背景及特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阿英在《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中将中国近代画报的发展分为萌芽时期、石印画报时期、铜锌画报时期和影写版综合画报时期等四个时期，并对《点石斋画报》《世界》《真相画报》和《良友》等几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画报一一做了重点介绍，描述比较客观，评价基本公正，是后来画报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因而被广泛引用。
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的“视觉转向”或“文化转向”，画报日益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史学界和文学界的研究焦点和热门话题，且研究路径发生了变化，研究成果卓越。通过关键词搜索法，以“画报”为研究主题，查询到中国期刊网的相关研究论文有上万篇，其中以“画报”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200多篇，相关博士论文30多篇。从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个以图画为主的刊物《小孩月报》，到晚清画报群中影响最大、发行时间最长的《点石斋画报》，到建构上海都市文化的综合性大型画报《良友》、天津城市文化的视觉表述者《北洋画报》以及中国红色战地摄影纪实的《晋察冀画报》，无不成为史学家、传播学者研究清末民初乃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社会文化理念的重要蓝本，形成一股研究领域的“画报热潮”。
第一股潮流是关于《点石斋画报》的。
最近十几年，用《点石斋画报》来讨论晚清社会文化史成为画报研究最热闹的事情之一，研究成果颇丰。90年代初，台湾学者王尔敏著有《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之图说形式——〈点石斋画报〉例》[52]一文，对画报的历史背景、画风渊源、主题要义一一加以介绍，强调画报在新知传播、思想启发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以至下层士人，获得国内外时事要闻，创新发明，海外风俗民情，除同时代《申报》《万国公报》外，《点石斋画报》（引者加）当为第三个重要来源。对于启发国人思想，自为重要媒介”。王尔敏在另外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图绘时事成为画报的重点内容，这些新闻画也成为后来研究者重建中国近代史、晚清历史、上海历史的重要资料。[53]而早在1993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康无为（Havold Kohn）撰文《画中有话：点石斋画报与大众文化形成之前的历史》（Drawing Conclusion：Illustration and the Prehistory of Mass Culture）[54]，在台湾出版过中英文版。在刊物《中国学术》第八辑上，也有德国学者鲁道夫·G.瓦格纳的长文《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讨论《点石斋画报》怎样表现了中国人的想象开始从局部转向世界、融入世界，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对《点石斋画报》的意涵，提供了新的观察视野。2002年，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孝悌借用《点石斋画报》和《良友》画报材料，来说明1880-1930年上海的传统和现代这两种质素，如何共同建构出上海近代城市文化的特有风貌，[55]并在《中国学术》第十一辑撰文对《点石斋画报》这份城市刊物中所显现的传统文化质素和志怪式的乡野图像进行了着重分析，认为“在这一扇扇通往现代世界的窗口之后，《点石斋画报》呈现给一般读者的，其实还是一幅完整未经割裂的传统式文化图像”[56]。
更有甚者，以《点石斋画报》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后将博士论文出版专著，如叶晓青《点石斋画报中的上海平民文化》（The Dian-shizhai Pictorial Shanghai Urban Life，1884-1898，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将这份画报视为老幼都能理解的大众文化的代表性刊物。2008年华中师范大学彭雷霆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分析了《点石斋画报》对甲午战争的想象性报道；2009年清华大学郭秋惠的博士学位论文《“点石”：〈点石斋画报〉与1884-1898年间的设计问题》以“点石斋”的“点石”作为切入点，将“点石”作为基于大众的设计价值观，论述《点石斋画报》与1884-1898年间的设计问题；200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朱其的博士学位论文《鲁迅艺术思想中的灵魂意识及其现代性》分析了鲁迅从国民性角度对大众视觉文化的看法在《点石斋画报》中的表达；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金立群的博士学位论文《媚俗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碎片呈现——文化、媒介的综合研究》以《申报》和《点石斋画报》为例，细致描述了由晚清大众报纸、石印画报小报文字所构筑的都市印象与现代体验如何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媚俗化过程。研究视野多元，研究观点新颖，大大促进了《点石斋画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由博士学位论文修订而成的学术专著《晚清画报的图像新闻学研究（1884-1912）——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57]，跳出晚清画报研究中普遍的出版史和文化史研究视角，从新闻学与新闻史角度，以《点石斋画报》为中心，研究晚清画报的图像新闻学特征。研究认为，晚清石印画报图像报道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图像的传播功能从艺术创作发展到新闻叙事，图像新闻故事的叙事主体地位和独立言说的图像新闻报道形式日益成熟。
以《点石斋画报》为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更是不绝如缕，论文数量更是庞大。如2005年河南大学裴丹清的《从〈点石斋画报〉看晚清社会文化的变迁》、2005年中山大学曾佳妮的《从〈点石斋画报〉看晚清婚姻问题》、2007年吉林大学刘畅的《〈点石斋画报〉研究》、2008年北京大学王娟的《〈点石斋画报〉中的西方想象》、2010年福建师范大学张美玲的《〈点石斋画报〉视野下晚清女性生活形态探究》、2010年中国美术学院谢菁菁的《西画东渐与〈点石斋画报〉》、2010年黑龙江大学张晗的《〈点石斋画报〉建构的外国人形象研究》等都对《点石斋画报》的历史面向做了多角度、较系统的分析。
以上研究都集中侧重阐释画报所刊登信息内容及其蕴含的内在意义，把这些画报上的图像看作论证历史的重要依据，关注画报对于清末城市生活、大众文化、妇女群像等方面的想象与呈现，认为这份画报是上海城市的通俗读物。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学者陈平原更是用力甚勤。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图像的历史地位，阐释了以“图像”解说“晚清”（历史）的初衷[58]，并进一步界定晚清画报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传统中国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的“图像叙事”结盟，进而汇入到以“启蒙”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详细描摹晚清画报之“前世今生”，呈现其“风情万种”，探究此“五彩缤纷”背后蕴藏着的历史文化内涵。[59]陈平原提出，《点石斋画报》的创办，是“晚清西学东渐大潮中的标志性事件”，它“开启了图文并茂因而可能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图文之间折射出“晚清社会风尚、文化思潮和审美趣味的复杂性”。[60]这些研究是近年来有关清末画报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近现代画报学术史上的得力之作。
第二股潮流是关于《良友》画报的。
《点石斋画报》的研究热潮为沉寂很久的中国画报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最近几年，由伍联德1926年2月15日创刊于上海的《良友》画报又成了研究的另一个热门话题。美籍华人李欧梵所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专辟一节，将《良友》作为印刷文化的代表，分析其对都市现代性建构的巨大推动力。其弟子艾兹拉·布劳克（Eera Block）的学年论文《模拟现代：20世纪30年代的〈良友〉画报》探讨《良友》画报想象性地建构了中国30年代的现代性图景。
更有吴果中、刘永昶等中青年学子将《良友》画报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个案分析。《〈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就是吴果中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成的专著[61]，该书系统地研究了《良友》画报二十年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想像与建构，从而探讨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大众文化、社会变迁之间的历史互动，大大深化了画报研究，是《良友》画报研究史上的一得力之作。刘永昶在博士论文《作为时代图像志的〈良友〉画报》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学术专著《20世纪30年代视觉媒介研究——以〈良友〉画报与左翼电影为中心》[62]对《良友》画报做了系统评述。2012年苏州大学施茜的博士学位论文《与万籁鸣同时代的海上时尚设计圈》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对《良友》画报的时尚设计圈进行了研究，见解独到。
大陆和台湾相关硕士学位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如汤静《〈良友〉画报与美术传播》（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张琰《〈良友〉与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时尚想象》（上海社会科学院，2007年）、赵夏欢《〈良友〉画报与近代上海文化消费》（辽宁大学，2010年）、李春宇《〈良友〉封面对女性形象的建构研究》（黑龙江大学，2010年）、蒲彩《〈良友〉画报对女性的书写》（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罗妍《〈良友〉画报广告研究》（厦门大学，2008年）、冯伟《〈良友〉画报时政人物报道研究》（青岛大学，2011年）、郑长俊《〈良友〉画报的美术字研究》（中国美术学院，2011年）、李欣《民国〈良友〉画报的文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0年）、郭晓云《用影像诉说历史——〈良友〉画报的传播学研究》（郑州大学，2011年）、肖晶《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与国家——解读〈良友〉画报的现代身体图像》（复旦大学，2011年）、沈雁君《〈良友〉画报中的图像叙事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张洁亮《〈良友〉画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南大学，2012年）、钟建珊《〈良友〉画报洋货广告与上海市民文化变迁》（广西大学，2014年）、李磊《〈良友〉画报刊载的中国历史文化图像简析》（湖北大学，2014年）等。
相关研究的期刊论文还有许敏《〈良友画报〉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63]、杨春晓《解读〈良友〉画报的封面》[64]、王若梅《一脉殊途异地：沪港〈良友画报〉之比较》[65]、吕新雨《国事、家事、天下事——〈良友〉画刊与现代启蒙主义》等。
关于《良友》画报文献资料整理的成果也卷帙浩繁。1986年上海书店影印了《良友》画报全26册，近几年香港良友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良友》画报合订本21册，齐集了1926年到1945年间出版的全部172期画报及2期特刊，并包含所有插页、拉页、彩色贴图。所有页面均以原尺寸还原，忠实再现了当年老画报的原貌。2002年《良友》画报第四任主编马国亮的回忆性著作《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66]面世，这是最为全面、权威、可信的文献资料；臧杰的《天下良友》[67]汇聚了一本画报里的人生“传奇”，撰述了《良友》五任主编、经理余汉生及文字编辑赵家璧等的人生经历。回忆性资料还有伍联德遗著《良友·回忆·漫谈》[68]、赵家璧论文《〈良友画报〉二十年的坎坷历程》[69]及专著《回顾与展望》[70]《编辑忆旧》[71]和《文坛故旧录》[72]等。
第三股潮流是关于《北洋画报》的。
在上述两股潮流面前，《北洋画报》的研究热潮似乎显得有些微小和缓慢，深度和力度都有所不及，但后起之势却也不可小视。《北洋画报》创刊于1926年7月7日，较《良友》画报晚四个多月。较早关注《北洋画报》的是张元卿，曾撰文《读图时代的绅商、大众读物与文学——解读〈北洋画报〉》[73]，阐明读图时代的传媒如何建构传播者的“文化理想”，如何制造“时尚”，如何创造读图时代的“当代文学”。近几年来，陈艳的博士论文《〈北洋画报〉研究》以及相关系列论文《“新女性”的代表：从爱国女学生到女运动员——20世纪30年代〈北洋画报〉封面研究》[74]《〈北洋画报〉时期的刘云若研究》[75]《〈北洋画报〉与“津派”通俗小说新类型》[76]《〈北洋画报〉与现代通俗小说的生产》[77]等彰显出《北洋画报》研究的火热态势。2014年南开大学王晏殊《民国时期天津〈北洋画报〉研究》[78]运用文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认为“《北洋画报》的发生恰恰经历了近现代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的过程，在这其中充满着传统和现代两种质素的相互交织，二者在大众媒介的城市文化生产场域中被合理地想象与呈现着。在大都市的现代化背景、新派商绅和本土平民相结合的编辑群体、新风尚和传统文化相交融的办刊理想等综合质素作用下，《北洋画报》形成了天津近现代城市文化演变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共生的、相互依赖的特有风貌”。2015年东北师范大学阴艳的博士学位论文《美者其目标——〈北洋画报〉与城市现代生活》[79]选取了一份现代画报和一个现代城市来考量和发现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现代性问题，进一步阐释在现代与传统的相斥相纳中，现代画报自觉塑造美的家园来对抗现实世界的焦虑等论域进行深入的思考和阐释。
相关硕士学位论文数量的激增和思想性的增强，也表现出《北洋画报》逐渐升温的研究态势。《记录时代的侧影——〈北洋画报〉研究》[80]对《北洋画报》的诞生背景、发展历程、编辑视野、经营策略及历史地位做了全面的分析，《媒体·消费·性别：民国时期都市女性身体研究——以天津〈北洋画报〉为中心》[81]以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探究《北洋画报》对民国时期女性身体的呈现及人们的性别消费意识，《西洋化生活与近代天津社会变迁——基于〈北洋画报〉广告的研究》[82]《〈北洋画报〉建构的明星形象研究》[83]《〈北洋画报〉之日本形象研究》[84]《〈北洋画报〉女性身体审美研究》[85]等，各自从不同角度探究《北洋画报》对于明星、国家形象、女性身体等方面的想象与建构。韩红星所撰写的专著《一报一天堂：〈北洋画报〉广告研究》[86]细致地阐释了《北洋画报》的广告风貌以及从广告图像中所折射出来的消费场景和天津城市的娱乐与休闲文化图景。
在上述三股潮流之外，还有些许涓涓细流，它们自由流淌，却也异彩纷呈。2014年复旦大学杨健的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宣传与摄影——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考察》[87]，吴果中的《图说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以〈启蒙画报〉为中心的视觉解读》[88]《政治文化视阈下的民众动员——〈真相画报〉及其社会影响》[89]《媒介的社会批判：清末〈图画日报〉的文本特色》[90]，行龙的《图像历史：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视觉解读》[91]、董惠宁的《〈飞影阁画报〉研究》[92]、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李永健的《〈醒俗画报〉及其性别意识研究》、姜海龙的《图文互观与晚清知识分子民众启蒙思想表达——以〈醒俗画报〉为中心》、李钊的《画中有话：晚清〈人镜画报〉的文化构图——性别、国族和视觉表述》和上海师范大学程艳的硕士学位论文《〈图画日报〉视野下的清末社会文化研究》等对中国近现代画报史上的典型个案从多种视角做深度解剖，挖掘基点，搭建画报学术研究的整体框架。尤其值得人们关注的成果是2004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黄克武先生主编的《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一书，其中收集了1998-2002年该所举办的两次研讨会成果，共收录了王尔敏等十三位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多学科专家从不同角度分析视觉文化的相关论文，“导论”（《映现抑或在现——视觉史料与历史书写》）更是值得认真阅读的作品。
画报原始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成果斐然。国家图书馆分馆文献开发中心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将珍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清末民初报刊画册遴选出十种：《飞影阁画册》《新闻画报》《申报图画》《神州画报》《民呼日报图画》《图画新闻》《舆论时事报图画》《时报附刊之画报》《民权画报》《天民画报》，整理而成《清代报刊图画集成》，于2001年出版发行，并于2003年再版；后又于2003年出版《清末民初报刊图画集成续编》，为广大读者了解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更有2007年出版发行的鸿篇巨制《民国画报汇编》，汇集民国时期出版的近百种画报，分为“北京卷”“天津卷”“上海卷”“粤港卷”和“综合卷”，资料翔实，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综观目前的画报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最早的画报研究成果大多数以梳理史实、鉴别种类、评估价值等宏观、表象研究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画报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关注画报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现代化进程等话题的结合，试图发掘画报图像中的“微言大义”，但研究者寥寥。连专注于中国晚清画报研究的陈平原、夏晓虹编著《图像晚清》时仅以介绍性的文字和图像梳理、呈现《点石斋画报》，而对于这些文字和图像的解读却付之阙如，他们自己也申明：“如何引申发挥，怎样发掘微言大义，则留给远比我们高明的读者。”[93]
近几年来，有人试图将图像与中国现代性结合起来，研究中国近代画报的视觉文化及视觉现代性话题。彭丽君（Laikwan Pang）的《哈哈镜：中国的视觉现代性》[94]是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以中国近代画报为研究基础探讨视觉文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国外学术专著，书中广泛涉及印刷术、摄影、广告、电影与戏曲表演等一系列媒体和视觉形式，探讨了在1880年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中国市民主体在与新兴视觉文化的相互碰撞中，观看自身的多重而复杂的方式。柯律格的《明代的图像与现代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95]研究了明代中国艺术品及其图像的视觉含义。国内的相关研究以四川大学徐沛的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图像与现代性——中国近代画报视觉文化研究（1884-1937）》为代表。作者通过对五类画报图像文本（女性图像、“生番”图像、景观图像、战争图像和体育图像）的分析，探究图像对中国现代性的表征。复旦大学陈阳的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真相画报〉与“视觉现代性”》试图从“视觉现代性”的角度来分析《真相画报》的图像传播，由此阐明《真相画报》在新闻传播史和艺术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认为，《真相画报》的“视觉现代性”是在“摄影现代性”“绘画现代性”和“传播现代性”的综合作用下通过丰富的视觉文本来建构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即“看什么”和“如何看”。肖晶的硕士学位论文《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与国家：解读〈良友〉画报的现代身体图像（1926-1937）》[96]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良友》画报的现代身体图像进行考察，探讨日常生活中个人主义与国家话语如何作用于普通人现代身体的生成，从而揭示现代性中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这些研究从“视觉文化”和“视觉现代性”切入，开阔了研究视域，拓展了研究思路，促进了画报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当然，相对来说，中国画报史较多仍然停留于“编年史”的研究体例，采用的仍是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缺乏对图像深度的文化意义阐释，“迄今为止，近代画报的研究者还很少将目光投向画报图像内容以外的其他方面，几乎没有通过分析图像来窥看图像意指实践中的意义生产这一过程”[97]。因此，在“文化转向”或“视觉转向”的学术背景下，如何将中国画报史“编年史”的研究体例逐渐转换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融入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图像志等多种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呈现图像视阈下工匠、农民、妇女、儿童、乞丐、学生等非精英的下层普通人与明星名媛、艺术家、军事家等上层社会名流精英相互交织的文化历史已成为中国画报史研究的迫切话题。由此，画报研究必须思考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图像中的信息是“谁”在生产与接受？画报的传播者群体与目标受众群体由哪些类型的人组成？他们在怎样特定的场合和社会背景下制造和阅读画报？画报建构了怎样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与国家想象？画报图像中包含怎样的文化意蕴？带着这些问题，本书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画报研究的艰难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