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权利与精神的自由
17-18世纪的诗人王士祯、黄景仁与袁枚
在清朝（1644-1911）这个历史时期，社会发生了许多缤纷复杂的事件，爆发了大小不一的抗争。首先，近250年以来这个国家由满族人进行统治。清朝建立的最初十年，全国各地不断爆发抵御外部来犯的抵抗，一部分饱读诗书的士人不甘忍受新政权的统治。但在征服中原之前，满族人就已经受中原文明的影响很长时间了。来到此处的满人并没有打算破坏当地的风俗，而是在这个社会性的、具有优良传统美德的地区建立起了基本的国家机构。
生活在康熙（1661-1722）和乾隆（1736-1796）年间的诗人王士祯、黄景仁与袁枚是中国文化精髓的崇拜者和优秀的鉴赏家：他们饱读儒家经典和史籍、善于写诗、精通书法。在儒家学说的禁锢下，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有众多的著名学者在挖掘、编辑、出版文献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诗歌创作贡献最大的是《全唐诗》（《唐诗全集》）的出版，其中收录了7-10世纪的2200多位诗人的50000首作品。《佩文韵府》为各个朝代的学子们提供了50万个可以选取的辞藻、词组、百科《古籍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由一万卷书组成，其中收录了由诗词和优美散文等组成的科学信息。汇集了79337卷宏大文化遗产的《四库全书》（按四种类型编辑）保存在乾隆时期皇家的图书馆里[20]，如此高规格的大型出版活动，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机关的严格检查并剔除不合乾隆心意的内容。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始终上演着推崇“宋学”新儒家学派的拥护者朱熹（1130-1200）与维护儒学标准注释的、形成于汉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汉学”之间的争论。在哲学、史学和语言学科学著作中有引人注目成就的同时，这些争论也呈现了对古文献的分析和诠释经典的趋势，而这些古文献规定了科举考试上的特定模式——科举考试是考取国家级官吏必经之路。撰写这种考试文章有极其严格的特定模式——八股，后来（这一模式）在中国成为教条主义的标志。考题均出自由朱熹注释的儒家经典——《四书》，却很少能体现任何个人意见。甚至文章的篇幅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清初时是450个字，康熙执政时是550个字。所有的私塾和学堂都是为了备战科举考试，那些先生们监督着年轻学子不要迷恋上历史、哲学读物，更不要说文学作品了。在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吴敬梓，1701-1754）中就揭示了，要想通过考试首先要面对经院哲学家和饱读诗书之人。著名学者兼诗人顾炎武（1613-1682）认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坟者但四百六十余人。”
因此，那个时候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联系的，它牵动着中国人潜意识里的民族性并在各种知识中评判其起因、特性。17世纪，西方的科学文化令中国人开阔了视野，转而追求新思维。曹雪芹（1724-1764）长篇小说《红楼梦》的问世，肯定了人们追求自由和个人幸福的权利，巧妙地彰显了主人公的心理感受。在文学史专家看来，作为一部描写风土人情和心理活动的作品，作者是带着类似于欧洲感伤主义者的观点来写这部作品的。
社会意识的变化被人们用诗歌形式反映出来。当然，与之的关系官方更愿意同前朝的某些变化做比较。自唐代以来，国家级的考试就要求有做诗的能力。公允地说，从那时起“作诗就成了人们必备的能力”。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有段精彩的描写，当有位官员知道了考生在诗词中表露自己的想法时，他极为愤怒：“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Д.Н.沃斯克列辛斯基译）。毋庸置疑，就像小说中揭示的一样，许多通过了考试的人竟然不知道宋代大诗人苏轼。那些年大批士人都在捍卫传统文化诗词反对固守陋习之人和官吏机构，于是出现了诗歌的空前繁荣和现实与虚拟、哲学与历史实质性交织的现象。清代文学更多考虑的是创作的原则和诗歌的体裁，争论的是能否把前朝的那些遗作和诗人视为楷模。17-18世纪，到了总结三千年传统的独特性、20世纪朦胧艺术概念特征被发现的时候了。那个时期的文学史学家们公认的百位著名诗人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士祯、黄景仁与袁枚。
康熙执政期间，最著名的诗人是王士祯，——据说，皇帝死后很快就将他写进了中等学校的文学教科书中。——事实上，他是清朝第一大诗人。他的诗能够代表古代和当时诗坛的成就。那些年的士人都知道王士祯，不论与他是否相识，上下都视他为泰山北斗。
王士祯，1634年出生于开封城[21]。他的祖父是河南省的判官。幼年时就已经显露出了在诗词歌句方面不同凡响的才能，许多流传下来的故事都可证实这点：初次读《诗经》（《诗的书》）里的两首诗时，他并不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但其中暗含的哀伤令他痛哭不止。王士祯很早就痴迷于诗歌，他八岁时就在长兄的辅导下学习诗律，嗣后他写的诗超过了2000首。家人很珍惜这些诗歌，还为兄弟俩刊印了诗集。王士祯的这一天赋很快得到提升，15岁时他就刻印了第一本诗集。22岁时，他已经写了近1300首诗，但之后他否认了这一切并焚毁了两三本诗集。
家训迫使他准备科举考试，1658年他成功考取了进士。接下来的五年他来到扬州——长江岸边上的一座大型商贸城。王士祯负责管理监狱和判决，他赢得了公正和善于断案的荣誉，审理了不少复杂的案例。后来，一位职位很高的官员将他作为“品行端正和具有优良品格、有才华、忠于职守”的人才推荐给了朝廷。在首都，王士祯效力于礼部，之后是户部。在京城他结识了许多有学识的人士和诗人，这些人都效力于这座城市或者在此作短暂停留，他把自己的诗朗读给他们，将自己的诗集送给他们，很快他就赢得了诗圣的桂冠。
他受到康熙的赏识并得到了召见。很快，1678年户部请旨，王士祯因作诗和能写出优美的散文被获许在皇家翰林院供职，被委任为国家历史编纂委员会的侍讲，有段时间还主持450卷目录手册《皇舆表》的编辑工作。任御史大夫期间，王士祯鉴定皇帝手谕、按照儒家关于等级、仁爱和正义的标准评判高官们从少年时起的品行。1699-1704年间，他任职于刑部。在王士祯被获准为父母迁葬休长假期间，刑部的官员因同情犯人获罪（他受到牵连）。王士祯被罢免，丢掉了所有的官衔。事后，他虽然证明自己无罪，但不想再留下做官并请求退休。表面是康熙不顾王士祯的名誉，实际上是不满意诗人无原则的友情。1711年，在他辞世前的半年，他得到了官复原职的的特赦。然而，仅仅过了54年，在王士祯身后乾隆帝赐予了他国家和诗坛最高荣誉：文简（最高的文化和质朴）[22]。
渊博的学识让王士祯参与编辑各种类型的出版物。他喜爱书籍，花费了很多时间逛北京南城的书肆。他有一个藏书量很大的（私人）图书馆。1701年，他被迫短期离开北京，伴随他的只有一辆辆装满书籍的马车，而不是像通常的官吏一样装满财宝。这件事成了著名画家禹之鼎（1647-1716）作画和诗人朋友们作诗的题目。王士祯的诗歌品位和对诗的喜爱在诗集里都表露了出来，这些诗集对喜爱它的读者来说堪为艺术臻品。1660年他刻印了旧体词集总汇。1697年他又编撰了《古诗选》。公开出版的《唐人万首绝句选》《唐选十集》《唐贤三味集》中收录了42位诗人的作品。
在传承经验的基础上，王士祯追求的是提炼诗的神韵，这一神韵有助于他的个人创作并赋予了艺术活动新面貌。在广泛游历期间，他的诗成了大家仿效的对象。他确信，前人在诗歌上的观点继承了儒家学说，却丢失了创作本身，失去了许多艺术的精华。在保留传统诗学和诗歌写作技法的同时，王士祯在艺术词汇上的观点更接近司空图（837-908）的道家观点和严羽（12世纪）的佛教禅学。受他们的影响，他提倡诗歌创作中的“神韵”（逐字可解释为“精神与韵律”），“神韵”丰满了诗歌的创作，提升了读者的审美、对诗意的领悟，开启了与外部世界深深的心灵呼应。对于王士祯来说，“神”意为宇宙起源的现实、万物中天的真谛，诗人具有“透视”生活本质与毫无生命力物体“精髓”的能力，并在顿澈中，在诗里体现（诗人）自身的精神感受和周围的真实。进入理论层面的“韵”属于第二范畴，王士祯通过对“风神”的理解阐释了诗歌艺术层面的明快。“韵”意味着诗人的精神与宇宙运动、自然界的变幻是和为一体的，个体作者作品的语言、音律和手法与他的世界观、心境、性格息息相关。如果诗人在把握住了外部事物内涵的基础上掌握了“神”，则“韵”就会激励他去发现自己在语言、语气上的精神状态，则他的作品就会具有传统特征并获得独特的艺术效果。
“神韵”一词源自道家学说和佛教的禅学。著名道教人士司空图的《诗品》中包含有带诗律的24种要诀，王士祯从中归纳出“神韵”4诀。而俄罗斯读者熟悉的著名道教人士司空图的《诗品》，源自于В.М.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881-1951）对其的杰出翻译与研究。对“虚谈”——“空与无为”的理解转达了一种思想，即道之道决定诗歌灵感的特性和创作个性的外在表现。真正的诗人善于追求心灵的“空”，即接近道，老子说过“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诗人的心灵越空所表现的思想就越纯净，“淡如泉水”，诗由心生。王士祯确信，诗人应该追求的安宁是思想与道德的不断吻合并留住情感的和谐性与合理性。按照王士祯的想法，诗人在写诗时应抑制过分强烈的情感和过激观点，因为他要避免说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哀伤和绝情的词语。他的诗中流露的是对世间一切事物都没有强烈的愿望，要求不高，只是每日平和的快乐。“道常无为无不为”。老子的这一主张可以说是王士祯诗风的核心：其表现倾向于模糊的形象和不惹眼的色调。他喜欢的时间是深夜，所以他经常在这个时间段里独自沉思。
诗人个人素质和诗歌特征的第二原则是“自然”（естественность）。这种理解具有道的特征，以及道在诗人世界观和行为举止上的体现。“自然”意为在原生态的自然界中不受干扰，以及从人与人相互间形成的规矩和习俗中获得自由。诗歌是诗人内心世界的道德反省，应该就像“山中的回声，水中的映月或者镜中的面庞”。王士祯追求的是“自然”法则，塑造的是诗歌的真谛，即其特征是以率真为前提、以眷恋生活琐事中的真情感悟为目标而释放的情感，摈弃的是一切艺术修饰和做作。追求人心灵的和谐，以及在社会秩序中从他人的兴趣获得自由的渴望激发了王士祯为“自然”而战，就像触摸到诗歌真谛的主脉。他写道：“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
第三个范畴是“清奇”——“清澈而奇特”，即灵感来源于诗人平静的内心与自省后的直觉，并由此升华出描绘大自然美景的奇诗美句。王士祯提醒作者，作诗时不要忽略对实际状况细节描写的准确性。王士祯认为，唐朝某些诗人将远山近景的写法融进风景画中是明智的。按他的看法，这类诗人最大的成就是：写出了看到和感受到的美景时那种令人心醉的感觉。融入诗歌中的具体特征与细节唤起了读者同样起伏荡漾、骚动不安的心境。在中国诗歌中许多作品呈现出的仅仅是单一情感，而在王士祯的作品中却有各种思虑与情感的交织，在短短的作品中展现了他的个人风格。由于外部个体的性质，诗人将心中的所思所想，即听到的、闻到的、看到的、嗅到的、摸到的、值得回味的一切都用心融进有感而发的风景诗中。1661年前后，王士祯写道，他看到的“神韵”理论的长处是带有“韵”（字面意思为“深远”）原理的“清逸与淡远”层面的融合，暗示着某些形象个体的被摒弃，以及诗歌作品所揭示内容的多维性。他认为，仔细欣赏近处的风景或者单个的物体仅仅能得到大概的、空泛的概念，并不能认清所见事物深处的内涵。明显遥远的景物映射在诗中，就仿佛透过朦胧的雨丝能触摸到。这些形象是不清晰的、朦胧的，渐渐隐去了的秘密。主题应拥有安宁的本性，无论是在色彩中，还是在情感中都没有生硬的凝重。王士祯坚信，创作过程中最高的感觉是心灵的和谐。这一观点出自佛教：“不离不弃”——“不靠近也不离开”，即保持理性距离，不远也不近。“远”在诗歌中有深刻的思想与道德含义。
王士祯赋予诗歌特殊的艺术意义“含蓄”——“内在的与积蓄的”，这一创作方法要求，诗中没有暴露的、直白的抒情情节和无法表明的情思词句。他说，“司空图诗歌的代表作是二十四诗品，但我最喜欢的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В.А.阿列克谢耶夫译）。王世祯更喜欢诗歌的体裁是那种作品的主题不是凌驾于作品之上，而是暗含在诗歌作品的创作方法之中。诗歌的真谛对于他来说，就如同诗人创造的、神秘的心灵和声，这一和声成就了诗人，而诗人从欣赏者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理智上的共鸣，更多的是情感与直觉上的冲击。王士祯不止一次地说，诗歌创作的过程与朗读都要心怀佛教禅源。诗歌的美妙不仅仅在词汇上，更多的是游离于词语之外的感觉。可以将它描绘成“味中味”“味在酸咸之外”。王士祯赞同司空图的观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1661年前后，王士祯在一封信中指出了诗歌、散文作品中要有明显而含蓄的内容才能引起共鸣。他们主张在诗歌范畴内要富有联想，要赋予其经典而特殊的文雅风格。“诗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王士祯道。
“神韵”理论预见到了读者领悟暗示的能力，并能将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信息串联起来。可以想象到，1667年王士祯与参加省试的朋友在济南大明湖畔设宴庆祝的情景。轻拂的柳枝搅动了年轻诗人的灵感，即兴写下了四首八行诗《秋柳》，从此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出于对生命的转瞬即逝的忧思，作者在参考了历史提示和阅读了前辈的诗歌后，忧虑起强大国家的兴衰、四季的转换与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诗行间呈现出了忧思和情感、微风吹拂的秋柳，但柳本无声，只能是喻景抒情而已。王士祯给这种艺术方法很高的评价，并将其归纳为创作理论“神韵”。深深的忧思为无以言表的思虑与情感开启了释放的空间。甚至在哲理抒情诗《秋柳》中，注释者们还发现了为明朝灭亡哀伤的心灵苦楚。王士祯过世数十年后，有位官员向权力机关提出，因其诗中含有隐晦含蓄的反朝廷的内容，此诗应定为禁诗。还好，朝廷里有不少欣赏诗人才华的人，这一提议并未引起注意。
从年轻时代起王士祯就关注社会问题，并且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那时起，他就学会了儒家用诗词的语言来特别突出国家当权者的影响力。他在《蚕租行》的序言中写道：“丁酉夏，有民家养蚕，质衣钏鬻桑，而催租急，遂缢死。其夫归，见之亦缢。王子感焉，作是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身居国家要职的王士祯心灰意冷，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转而去写诗，至少在诗里可以维护他的社会原则和道德底线。在他的个人命运里，诗歌不能与国事相提并论，（他希望自己）能做官更好。王士祯在永恒（生命）中看到了特殊的美和极大的诱惑，而且自然界变化莫测的生物让他相信，就诗歌本身来讲，它自身流露出的魅力是超现实的。他没有追随杜甫和白居易的足迹，却创建了有社会反响的诗歌；没有遵循李白的创作模式，而是在诗中释放自己的情感。王士祯更倾向于风景抒情的诗歌传统，在他的诗中外部的风景与自然虔诚的情感交融在一起。他游历了祖国的许多地方，处处都留有诗句歌颂故土的美景。王士祯在世间看到的美丽景色，让他远离官场琐事，赋予他创作灵感，诗中记载了他的感受。
没有任何书本上的教条是创作速成的法宝，而生活中自然流露的情感、各种主观的直接感悟彰显了作者的所思所想。“神韵”理论主张的是以发自内心的“兴趣”为目标，追求“妙悟”，从而达到“含蓄”的目的。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只是第二种需要勤奋努力学习，避免陷入完全的照本宣科。王士祯不苛求诗中风景的描写，对他来讲重要的是（在诗中）呈现他所看到画面的感受。精神的升华、明快将这种感受从日常生活琐事中提炼出来，而他则能将所看见到的世界美妙与情感溶为一体。按照王士祯的观点，创作艺术的生命周期很短，因此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为自己和读者不断地创造激情。如果鲜活的物种或毫无生气的物体交融在一起时，你会感受到风景的躁动与力量的提升，而这一切会在瞬间升腾，就仿佛弓弦骤然弹出，弓箭直中目标，仿佛兔子跃起的一刻被俯冲下来的鹰捉住一样。行为很短暂——一切都在转瞬之间完成，自古隐蔽的秘密都会在瞬间将自己蒙骗，但也会在下一秒完全无法实现。
王士祯说，他自己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创作于“诗即直觉，直觉即诗。”他确信，“有来斯应，每不能己”，而这份“须其自来，不以力构。”诗人有绝妙的灵感时，人处于一种恍惚状态，而此时他的举止异于常人，近似于狂颠。可以回想一下，当某日王士祯乘船来到枫桥，这座桥位于苏州郊区、建造于6世纪的寒山寺旁。那是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但诗人却径直穿过稠密的小树林登上寒山寺，在寺门上写下了两首四行诗，抒发对老友的哀思。“时人都以为狂”。
现代人注意到，王士祯青年时代很看重唐代诗人的经验，而后很长一段时间又推崇宋代诗歌传统，晚年又重新依重唐诗的创作成就。探求中，王士祯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神韵”学说。他被尊为诗坛泰斗、一代宗师，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创作成就，而是他的诗词促进了中国诗坛的发展。几乎在百年的长河中，“神韵”理论都对这个国家的文学活动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王士祯并没有写专文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在对前朝单首诗歌的评价中用实例诠释了他的美学观。王士祯的理论意义在于，在阐释诗歌特殊的情感和美学观时始终运用的是儒家学说的唯理论。在长达四十五年的文学活动里，王士祯创作了近4000首作品，其中的许多首都成为了他创作理念的成功范例。
黄景仁（字：仲则）自称是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1045-1105）的后裔。1749年他出生于高淳县（江苏省），其祖父为高淳校官。他刚年满4岁时，父亲去世，是祖父和母亲将他抚养成人。7岁，他被送到东方、位于大渠西岸的武清县白云溪畔的宗室庄园。幼年的他为准备参加仕途考试，就开始了学习按八股文写文章。但他认为“从塾师授制艺，心块然不知其可好。先是，应试无韵语，老生宿儒，鲜谈及五字学者。”他无意中发现，在房间里高高的书架上有一本落满灰尘的诗集。他悄悄地取下来读，起先他什么都看不懂，但“偶以为可解，则栩栩自得曰：‘可好者在是矣’。”幼年黄景仁开始迷恋诗歌，他喜欢“这些朦胧的、激昂的词句”，尽管兄长们嘲笑他，但对诗歌的偏好依然强烈地吸引着他。讲个故事，19岁时黄景仁高中乡试，当时他和朋友住在高塔里。一天早上他用衣服盖在头上，躺着不动。朋友催他起床，他答道：“顷得：‘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句，欲足成之，毋相扰也。”
黄景仁拥有细腻的情感和灵敏的艺术感悟，却过早地遭遇了亲人的离世。12岁时，他失去了祖父，第二年祖母去世。16岁时，又失去了唯一的哥哥。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景仁生命中脆弱的感情和悲痛渐渐淡去。那时候，家道败落得很快。但少年黄景仁相信自己的能力，他的才华也得到了证实。17岁时，他在省试中击败参试的三千学子一举夺魁。1765年，他考中秀才。但紧接着，不论他如何希望通过下一轮的考试，最终还是名落孙山。1766年，他有幸结识了后来成为了著名国务活动家、学者和诗人的洪亮吉（1746-1809）。两位年轻人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后来黄景仁在老友精神和物质的支持下获得了成功。1767年二人成为了著名散文和书法大师邵齐焘（1718-1769）的弟子，邵辞官后在常州龙城书院授课。先生很欣赏两位学生的才华，他很为黄景仁的精神状况担忧，于是他努力帮助年轻人在哲学领域找寻精神寄托，鼓励他在遇到不幸时看到生活光明的一面。遗憾的是，一年后黄景仁就被迫在诗中悼念自己的恩师了。他写道，“自邵先生卒，益无有知之者。”
为探寻人类的成就和找到新灵感，诗人开始远途旅行。他停留在以风景秀美著称的杭州城，这里还曾是南宋（12-13世纪）的都城。黄景仁喜欢钱塘江河口海水拍岸的景观，每年8月中旬有数千人前往观潮，黄为这美景写了两首脍炙人口的《观潮行》诗。他隐居在以280座山峰著称的四明山，做独居道士。诗人仍然觉得自己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之人。他对一位新结识的、有地位的朋友含泪说过：我没有兄长、老娘又年迈，房无一间，没有任何收入，我想游遍全国，如果有可能，哪怕能找到随便能混口饭的职位。黄景仁平地乘车、山地骑马、遇水乘船地从浙江来到江西，而后又到达了西南边陲的湖南。一段时间诗人来到行政长官王太岳（1722-1785）的辖区，恰好王刚刚顺利进入翰林院、皇家藏书楼并且在文学界享有声誉。王太岳诚恳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并每做新诗都会诚送给他，以期得到黄的点评。黄景仁很喜欢这个边陲之地与众不同的自然景观，经常登上衡山欣赏大山的魅力和秀美的七十二峰。洪亮吉曾写过这个朋友的故事：“自湖南归，诗益奇肆，见者以为谪仙人复出也。”
用了一年的时间，游遍了洞庭湖和长江后，黄景仁回到了家乡。旅途上的许多奇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都成了他日后写诗的素材。三年的时间他的才能逐渐成熟，意志更加坚强、大度。当时留下的资料证明，读他的诗后变得自信了，会让许多人想起了李白，感觉仿佛‘神从天降’。1769-1770年间，与生俱来的忧郁不时困扰着诗人。虽然落榜的失意使黄景仁备受摧残，但他不得不去选择做幕僚。1771年冬，他在诗人朱筠（1729-1781）掌管的安徽省徽州得到了秘书丞文节公的职位，朱在自己的家中存有上万卷书。与黄景仁一起共事的还有几个故交，其中就有他的朋友洪亮吉。他们都喜欢文学，善于用各种优美的散文和诗歌艺术体裁写作。1773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朱筠在以李白为荣的诗坛获得了认可（李是那个时代传说中的、几乎被当今忘却了的伟大诗人之一）。家宴上黄景仁是小字辈，而且“狂傲少谐”，但善于作诗，他即兴写的几百字的诗，震惊了在场的所有嘉宾。据说，当地人争相购买他的作品，价格一天飙升数倍。这些成绩都源于诗人自身的天赋和创作的异常严谨态度。洪亮吉回忆道，黄景仁写诗到了痴迷的程度，一有新诗立刻跑去与朋友分享。从入夜到黎明他会被叫醒很多次。“他不知道累。”四年时间里，在朱筠的资助下黄景仁经常外出游历。1775年冬天里的一天，他受邀到袁枚的庄园做客，就为主人献上满怀敬意和展现才华的诗句。黄景仁梦想做官，但健康妨碍了他。随后，他回忆道：“体羸疲役，年甫二十七耳，气喘喘然有若不能举其驱者。”然而他并没有屈服于病痛，并给自己制定了新的目标。洪亮吉写道，黄景仁一生并没有特意去追逐仕途的荣耀。但遗憾的是，他的诗也没有表现出中国北方地域的天才风范、励志和毅力，而更多的是对京城之旅的向往。1776年冬，他终于来到北京。当然，黄景仁原本的愿望是见到皇城，即那个与前朝的很多政治事件、文化事件有关又不能忘却的京城，而且他希望能在京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到创作的灵感。
1776年，皇帝完成了东巡，而这一偶然事件使黄景仁通过了第二次的考试，并在皇家的印刷部门得到一个小职位[23]。在京城他很快赢得了有才华的诗人、艺术家和书法家的头衔。许多达官贵人都想庇佑他，想在自家的家宴上看到他，但黄景仁极其厌恶邀请者拿客人消遣。“上自汉魏，下逮唐宋，无弗效者，疏瀹灵腑，出精入能，刻琢沉挚，不以蹈袭剽窃为能。”这是学者、文学家王昶（1724-1805）题写在他的墓志铭上的文字。与此同时，“都中士大夫，如翁学士方纲、纪学士昀、温舍人汝适、潘舍人有为、李主事威、冯庶常敏昌，皆奇仲则，仲则亦愿与定交。”。他们都是被社会承认、有学识的进士。他们的文学喜好各不相同。翁方纲坚持对古代词语经验的细致研究，提出了“肌理说”理论，以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鄙视将“错把抄书当作诗”的方法。从1773年起，纪昀就开始从事编撰皇家图书馆书目的工作[24]，出版了数十本诗集，还是优秀短篇小说作者。冯敏昌以善于作诗著称。与这些朋友的友谊使黄景仁激发出了他出众的自信力，并在诗歌创作的审美上有了新的想法。朋友们互换诗作、一起散步、作画、举办愉快的酒宴。当然，这些日子也是黄景仁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然而离开家庭令他痛苦，于是他请求洪亮吉代为出租父亲的房产和三亩田地。用所得款项将年迈的母亲、妻儿于1777年接到北京与他同住。同年秋天，黄景仁写了组诗《都门秋思》，很快全京城的人都耳熟能详了。山西省巡抚毕沅与他并不相识，读了他的诗后，言道，此诗值千金，并邀请作者来西安城。他慷慨资助诗人，使其返京后能买到县丞一职。黄景仁得以留在京城等职位空缺。但终因囊中羞涩，无以度日，为此1780年诗人被迫将家眷送回家乡。病情又加重了，时间已过去很久，职位还是没有（空缺），债主又来讨债。黄景仁启程去西安，向毕沅寻求庇护。途中病情恶化。黄景仁从解州给洪亮吉写了一封信，请求其帮助照顾自己的家人。收到托付，朋友快马加鞭地来到病人身边。但还是没来得及留住诗人。诗人于1783年4月25日故去。
洪亮吉写道，对他来说，长时间客居京城令黄景仁倍感孤独与苦楚。当时的情景有诗可以证明。他的精神状态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才华没有得到当权者的赏识，令身处异乡的他孤苦伶仃、痛苦难耐。对传统的认知让黄景仁将目光锁定诗歌创作的自然性上，练就了独特的写作技法。《诗话》的作者之一讲过：我反复研究过我国的诗人，他们中有人以模仿古人著称，这与他们的经验无关，黄景仁应该属于这类人！诗人更接近于思想家和文学家韩愈（768-824）提出的美学观点，韩愈认为：正如自然界中的声音都源自于静止一样，诗人们的诗是心灵躁动的升华。据说，他有三位身怀奇特美学才华的朋友，韩愈认为：虽然我不清楚，上天赐予他洪亮而悦耳的嗓音是不是为了给帝王唱赞歌，但在其躯体衰竭时，心灵也在饱受痛苦，难道这些都是让他们赞美自己的不幸？命运再次捉弄了黄景仁，当许多人都在歌颂清朝的繁荣时，他却说这是对他的煎熬。按照他的话说，只要自然界中有鸟语、蝉鸣，他的诗就会自然地喷发。诗歌创作成为了他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他是在用词语表达身心的感受。虽然他期望得到官职，但更大程度上只是想让亲人远离贫穷。黄景仁很推崇屈原与杜甫，后者在国家危难时刻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而是在诗歌中抒发自己的精神力量，成为了杰出诗人。公允地说，黄景仁与伟大前辈的区别是，没有正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而是从内心为国担忧。
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创作活动，李白留下的无与伦比的思想都影响着黄景仁，而他所欠缺的是对生活的挚爱、果断的独立性以及放荡不羁的想象力。虚弱的身体、不幸而贫困的家庭，无法实现的理想与希望是令他心痛与忧郁的原因。身处生活边缘的人在自然中所遇见的一切新场景都令诗人在风景诗中流露出强烈的逃避现实生活的情感，并以一个观望者的方式写作。他的诗总是客观的，而且风景画中总有作者身处异地、疾病缠身、孤独而不知所措的影子。随处可见的风景和别样的宇宙世界与前一个朝代交织在一起，激发了诗人哲理性的思索：回忆消亡的朝代，而更多的是思考自己，思考自己的命运。道家对自然和人类生存的认识是孱弱和清贫，黄景仁不怕死，他的身体里孕育有顽强的生命力。同朋友们的交往令他得到极大的精神满足，他们在诗歌中与他分享内心的情感与挚爱。
诗歌表露的感情是真诚的，体现在他的诗中是道德的纯洁与高尚。与众不同的、形象化的诗行构成了黄景仁创作的特征，更是中国诗歌创作极好的见证。在传统诗歌体系中，他仍能赋予自己诗歌以个性。黄景仁常常将明快的忧伤与诱人的希望融入作品中。考虑到诗人长年生病的状态，有位名人在1930年出版的名人录中回忆了同样身体虚弱、死于结核病的英国诗人约翰·济慈（1795-1821）。他死后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遗憾的是，知识的欠缺不允许他采用心理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的方法，后者大概能对黄景仁在自然中的抒情给出阐释。就诗歌而言，黄景仁当之无愧是“真性情诗人”，他虽然没有摆脱书卷气，但他的抒情诗重塑了生活磨砺、人类理想以及敞开心扉的重要性。
袁枚，1716年出生于杭州城。其父从事的是职位不高的幕宾，家境从未富足过。从幼年起，他就被公认为有非凡天赋而好学。袁枚回忆道：“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切。每去书肆，垂涎翻阅，若价贵不能得，夜则形诸梦。”私塾先生只为他讲解经典的《四书》和《五经》，幼年的袁枚并不知晓其他内容的书籍，直到他八岁时偶然有机会接触到王士祯编撰的古代诗歌选。诗歌给了袁枚不一样的世界，令他产生了强烈愿望去了解诗歌的秘密，这些爱好并没有成为他考取功名的障碍：他很早，刚满12岁就考取了秀才。但，在杭州并非所有人都欣赏袁枚的才华。袁枚曾说过：年少时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因此，在故乡著名人士都全力支持我继续努力。年轻人去广西省寻找幸福，他的叔叔当时在此任总督。到达广西的第二天，一位要员要求袁枚即兴作诗。作品引来惊叹与赞许。总督给他写了推荐信，并为他提供了去京城参加考试的费用。考生超过了270人，袁枚在其中最年轻。这次他落榜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小就不喜欢与《四书》有关的文章。虽然后来考取了秀才，拿到了县里的俸禄和省里的推荐信，然而他从心里并不愿意参加这次考试，从心底里鄙视科考，但从此发现了自己的书法才能。从杭州出发，途经广西到北京，袁枚一路都在作诗，后来这些诗都收入了他的诗集。
落榜后，诗人身无分文、无处落脚，但他找到了靠山，开始学习可恶的八股文。1739年，他考取了进士。主考官在他的试卷上批注：“才思敏捷，字如行云。奇才！旷世奇才！”袁枚曾在翰林院奉命学习满文，但未及完成学业就奉命赴江苏省任职。从1743年到1748年的四年时间里，他曾在不同的县衙做官。有史料记载，诗人做官清廉，断案公允。一次，其父去看望他，途中并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在他向当地人打听现任长官时，听到的回答是：“吾邑有少年袁知县，乃大好官也。”巡抚推荐袁枚去做高于县官的职位，但未被吏部批准。袁枚请求“告病返乡”。当然，这也证明他不满意朝廷的决定，但他将主要的两点缘由写信告诉了朋友。首先，在县令的职位上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帮助民众，不用去阿谀奉承。第二，袁枚认为，职务是天子所赐，而文学作品则是故乡的恩赐。虽然创作非常困难〈……〉从此以后他可以无官一身轻。每当袁枚路过书铺，每次都像久旱之人见到甘泉，往往是还没有抬步前行，心已被书吸引了。袁枚认为，当权者视他为官吏，而他实际上就是一名普通的公职人员，是位文学家。
1749年，袁枚在距南京不远的小苍山购买了一处庄园，取名“随园”（花园位置特殊），诗人在此一直居住到辞世。1752年里的第一个月，袁枚奉召，被派往陕西省赴任。最终袁枚还是去了陕西省的西安，但在当地府衙并没有找到他任职的记载。返回随园后，他表示宁肯不做官，也不能离开随园。袁枚的文学才华在当时是被公认的，为此他得到了许多慷慨的奖励：祝贺、书信、祭悼等等。据说，高丽国使臣还欲以重金购买袁枚的诗集。
袁枚家世殷实，觉得可以不依赖他人。对朋友们劝他不要辞官的忠告，他说自己隐居在随园，早已远离了尘缘。按照中国人的观点，随园应该是世间人文景观的缩影。随园内有“房屋”“园林”，园中有两处开辟了先河：“人性的、文化的”，“天然的、自然的”，即“天人合一”。在这种氛围下，处于文化熏陶与大自然怀抱中的人可以感受到身心和谐。财产状况允许袁枚有能力改造闭塞荒废的随园，在此他感受到了离开官场的自由自在。他的生活方式符合色彩的规律。在倡导美学情趣的同时，诗人花费了六十余年的时间修整随园，就是为了在此呈现风景的色彩与自然界的纯朴。其主要建筑建在北麓，取名“小苍山云烟居”。“环香阁”四面有窗，周围种满肉桂树。百步回廊称为“诗城”，意为无数道墙护住诗文。僻静之处有座“小眠斋”。五百余株野生李子树组成的小树林，诗人称之为“浓郁香气，雪海”，呈现出繁花似锦的春季园林景色。两只并排站着交谈的鸟是“黄鹂鸟”。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衬托南山上那座充满故事的三层小楼。无论是称谓，还是形态各异的亭台楼阁都见证了诗人的美学底蕴，他在这里度过后半生。他最喜欢的地方是“书仓”，此处收藏有几十万册书籍。他完全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开始积极地收藏有趣的书籍。他坦言道，除了书，对任何物品都不会有如此的挚爱——我看见书如同见到美女，人还没近前心已砰然！。一日不读书，就仿佛疏远了朋友。
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思维让他能够摒弃那些年盛行的追风模仿和古板风气，并维护优秀传统，创建了新型的精神学说“性灵说”。他反对盲目崇拜古人。在追求诗歌创作的公开秘密的同时，袁枚质疑王士祯的“神韵”理论，倡导“性灵”（个性与精神）说。他的基本美学原则是：“诗歌是自由天性和自然感觉的一种表现形式”。诗歌对他来讲，就是个性“自我”的化身，即作者自己，是他的道德观和心理波动的表露。经常读袁枚的诗，能感觉到诗中充满着典故、隐喻与联想。在诗中他发现了让自己内心世界充实、让生活和创作意志坚强的方法。袁枚在一封信中写过这样的话：道家认为肉身是临时的栖息地，而精神的开始才是真实的“我”。
1767年他写了《续诗品》，以回应司空图的《诗品》。在32首十二行诗中，袁枚讲述了“迷人的灵感”与诗歌词汇的选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总结了不同作者的经验，“宜善相之，多师为佳。”袁枚专门解释了诗品之中的诗句“江海虽大，岂无潇湘！”记住孔夫子的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于是袁枚写了《博习》一诗，从中可以看出，学习可以帮助人们为达到新的精神境界而完善人的本性。他的意思很明确：“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吐故纳新，其庶几乎！”（В.М.阿列克谢耶夫）。诗人的朋友赵翼（1727-1814）是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他认为袁枚是儒家学说的叛逆者，特别是他常与传统观点相悖，认为诗歌是有灵性的，不必公开宣讲诗的道德原则。在自己的创作中他坚持写人的情感生活，在他的同龄人写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中，对这部分才华出众的中国人描写得淋漓尽致。他写道，既然花草树木都有根，诗词也就有灵性。“拔乎其萃，神理超超。”他鄙视泥古不化之人所作的枯燥模仿与偏重理性的作品，袁枚多年来始终坚持：“诗之与书，有情无情，钟鼓并乐，舍之何鸣”。“诗本乐章，按即当歌。”
袁枚确信，诗人高于寻常人的特征是在不同性质的行为和状态中能表达出丰富的情感以及能用诗歌快速记录下心理活动的能力。他写道：“凡菱笋鱼虾，从水中采得，过半个时辰，则色味俱变；其为菱笋鱼虾之形质，依然尚在，而其天则已失矣。谚云：‘死蛟龙，不若活老鼠。’可悟作诗文之旨。”袁枚希望，诗人写诗不是被迫的，而是用轻松、自然地心态借助诗歌形式反映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从这些话里可以窥视到诗人的灵魂深处：“情至不得已，氤氲化作诗”。
谈到袁枚时，人们常用的词语是“才华”“天资聪颖”“聪明”“天分”。在蒋士铨（1725-1785）诗集的前言中，他对才华、聪明的解释优于所有人，但后来就谈到了人们公认的博闻广学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情有不容己，语有不自知。天籁与人籁，感召而成诗。”“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袁枚反对诗歌中普遍存在的“无病呻吟”，即由作者编造出来的、杜撰出来的痛苦。“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任何弄虚作假、故意模仿，在诗歌的创作中都会被发现并且会破坏诗歌的整体完美。“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袁枚不止一次地写道，真正的诗歌能感动许多人，至少会被大多数读者认可，而不仅仅是上流社会和挑剔的评论者小圈子里的财产。辞官后，令袁枚满意的是他的诗在同胞的生活中能够起重要的作用——对善良、美好、苦难的伤感与同情。因为“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也。”
袁枚的结论是：“诗家不过两题，写景与言情。”他认为“诗有寄托便佳”。在随园里的生活是日常而普通的：与亲人共处、接待朋友、读书给袁枚提供了极好的写诗素材。他观察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将其写进充满安逸和自由自在的诗篇中。他的创作灵感中融入了大量摈弃恶习、净化心灵的道家学说。“诗境甚宽，诗情甚活……必欲繁其例，狭其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袁枚说。诗人终于见到了随园的实际状况。他写道，他有幸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1778-1786年间他完成了江苏、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等省的游历。有时他也会待在一个地方，“我年二十一，曾作桂林游。今年六十九，重看桂林秋。桂林城中谁我识，虽无人民有水石。水石无情我有情，一丘一壑皆前生。不学习凿齿，重到襄阳悲不止；不学武夷君，逢人开口呼曾孙。只学蓝采和，踏踏流年自作歌；更学蓟子训，千年铜狄手摩挲。黄梁一梦谁能再，我竟来寻梦还在。”游历让袁枚写出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将各种绝妙风景与自己当时的心情融合在一起呈现在了读者眼前。
袁枚在《山中绝句》一诗中写道，他的心三分归属于古老的儒教，二分隶属道教。对佛教他并不感兴趣，没有读过佛经，也没拜过佛。按照道教的观点，死亡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事情。1788年，袁枚患重病期间为自己写了祭文并请朋友们为他写挽诗，后来大约有35位著名贤士被迫写了挽诗。袁枚说，他是继陶渊明（365-427）的《挽歌诗》之后写的送别诗，“军门颁下挽章来，读罢袁丝笑口开。自是少微归位日，敢劳星象动三台。苍生万赖谢安石，紫府谁迎韩魏公？就使升天同作佛，也应前辈让衰翁。水星闻说命宫居，十载旌旗住有余。但恐赓歌无谢朓，江南闲煞沈尚书。清凉山下好松楸，露冕行春望见不？一只太牢文一首，累公告墓我先愁。”十年后诗人离世，没有请和尚，也没有念经。1797年袁枚带着他的成就离开人世，而且他应该很满意自己的成就。他留下了差不多4200首诗，故事和札记集《子不语》《随园诗话》，对1700名作者、传统体裁的优美散文做出了评价。
据说，人任何都清楚自己的不幸，却很少能悟到幸福。因此当一切都成为了现实时，袁枚理解了幸福的含义。在文学创作中，在个人生活上他找到了独立性和灵感，因此他的诗是明快、乐观的。随园里永远都住有年轻的女客，在诗里她们都至臻完美。袁枚不希望墨守当时的规矩：“女子之有文章宜也。”他尊重妇女们的成就，尽一切可能减轻命运对她们的不公。有很多女弟子在袁枚的支持下出版了自己的诗集。
袁枚喜欢节日里的美酒、朗读诗歌、喧嚣和欢笑声。为了宴会上的美食给他带来的快乐，他花费了十八年的时间饶有兴趣地撰写了《食单》，一部包含近三百种菜肴的烹饪法的食谱和与中国人闲暇时光有关的趣史。这部著作被译成了多种欧洲文字。
袁枚有种特殊的能力，他能够细心观察各种人间百态和特别的行为举止，然后将此当作笑话和自嘲讲出来，以增强他抒情诗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诗人评判勇敢的态度、对生活的热爱和渴望快乐、对才女的保护、藐视对虚伪道德的追求得到了文化界知名人士的赞许。因此，他们都成了袁枚的常客。那时，行为不羁和观点深邃成为对诗人的指责，淫乱放荡生活和一意孤行是指责的焦点，也让他感觉到与顽固分子和假仁假义之人的距离，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他。他有句很豪迈的诗行：“不相菲薄不相师，公道持论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
王士祯、黄景仁与袁枚走过的生活道路不在同一世纪，文学创作风格迥异，但他们的精神显然是相通的：独特的个性、在诗中自我表现的欲望、对现实生活所持有的美学观点、厌恶因循守旧和模仿。
在那个一百年中，特别流行四行诗。大文豪王夫之（1619-1692）断言：“……知古诗歌行近体之相为一贯者，大历以还七百余年，其人邈绝，何怪‘四始、六义’之不日趋于陋也！”王士祯、黄景仁与袁枚在这一诗歌体裁中是真正的艺术大师。17-18世纪，三位诗人的诗再次证明了人自身的自我价值，伏尔泰公正地讲：“要成为一名自由人，至少要自我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他肯定了袁枚在中国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自我，那只能是个木偶”。三位诗人在许多方面都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们在诗中展现出了色彩和善良。
（陈蕊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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