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根本区别

管理学领域的构成与发展

组织科学，或曰广义的组织行为学（包括微观和宏观），应该说是管理学中发展和成熟最早的领域。狭义而言，通常所说的组织行为学，指的就是微观的组织行为学，主要研究组织中个体和小组的行为动机与过程特点，受心理学尤其是工业心理学等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影响，首先得到快速发展。

宏观的组织行为学，通常被称为组织理论，主要研究组织的结构设计、运作过程和行为模式，受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现在备受瞩目的战略管理领域，则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受到管理学科内部一般管理理论和高层管理理论的影响以及经济学的影响，尤其是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影响。产业组织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之前注重实证，其后转向博弈论。

学科内外的门户之见

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内，有一位名叫亨利·托西（Henry Tosi）的教授曾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是有名。而当时的战略管理领域正在初步形成阶段，在商学院的管理系里属于新生事物。据说托西教授有个习惯，每当有读战略管理的博士们毕业前到托西教授任教的商学院管理系找工作时，他就必然要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听说你是搞战略的，那么你告诉我，你究竟是搞二流组织行为学的，还是搞二流经济学的？”

这个带刺儿的问题往往使这些初出茅庐的求职者困窘，无从应对，因为你无论怎么说都显得二流，被定了性的。有些反应快点儿的可能会幽默自嘲地说：“都搞，都搞；搞战略的嘛，就得照顾得比较全面嘛！”

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社区的门户之见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在同一个大的学科内。事实上，在战略管理成为管理学中最令人瞩目的领域之前，企业管理学中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传统和流行的管理过程学派的教学传统都与经济学没有任何瓜葛。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战略管理关于“战略内容”的研究才将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引入到了管理学中。而研究“战略过程”的学者们则严守管理学的戒律，尤其是承袭了广义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传统，关注人及其社会性。

如此，战略管理实际上是既研究经济因素（比如市场竞争）也研究组织因素（比如组织设计）。无怪乎托西教授把战略管理学看成组织行为学或者经济学在战略管理上的应用了，大杂烩，当然是二流了，不够纯粹嘛。欧洲的很多学校，从学科设置到研究传统，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管理学（尤其是战略管理）放到应用经济学的范畴。

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创刊于1980年的《战略管理杂志》已经成为管理学界质量提升最快的期刊，战略管理学专业的博士生在读人数与组织行为学的人数不相上下，美国管理学学会年会上战略管理和组织行为学两个分会提交的论文数量旗鼓相当，战略管理的两个重要理论学派——产业定位学派和资源本位企业观——已经初具规模，影响广泛，战略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领域的地位开始日益得到管理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承认。没有人再会像托西教授那样怀疑和揶揄战略管理学的合法性了。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和组织行为，成为管理学的三大基本研究领域。其实，组织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甚至组织行为学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受到了经济学理论的种种影响，比如，交易费用经济学、代理人理论和无孔不入的博弈论等。

面对经济学对管理学各个主要领域的全面渗透和侵袭，管理学家在努力抵御着，包括在受经济学影响最深的战略管理领域内，管理学研究者清醒地意识到管理学与经济学在哲学理念、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服务对象等方面的根本区别。

经济学可以也正在企图向管理学渗透，管理学可以也正在本着拿来主义的原则借鉴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但管理学是管理学，经济学是经济学。管理学可以对经济学加以应用，但管理学本身不是经济学的应用。一言以蔽之，管理学不是应用经济学。管理学家不是经济学家。真正的经济学家也永远不可能是管理学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终究是两类不同的动物，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本性使然。

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区别

毫无疑问，在比较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经济学也不是同质一块，混沌不分，而是有很多理论分支、流派、方法和传统。我们所指的经济学主要是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传承。

首先，经济学和管理学具有截然不同的哲学理念。经济学往往从理想状态出发，研究和推测各种市场情况下作为个体或机构的理性“经济人”应该作出的最佳行为选择。管理学通常从实际现象出发，探究和理解作为社会中的个人或机构的“组织人”在现实中如何做决策，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增进决策的效力和实施效率。

经济学研究依赖理性人的假说，并以此为前提构建其理论大厦。管理学研究相信“有限理性”的说法，并以此为根据强调决策的准则应该是“满意”而不是“最优”。经济学欣赏和追求理论上的严谨、优雅和完美。管理学具有超强的行动导向性，注重如何在实践中把任务完成。

其次，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则是天壤之别。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并增进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公正性。管理学研究的使命是发现管理活动的规律并提高企业和各类组织中管理决策的效力和效率从而提高它们的绩效。

经济学力求科学化和精确化。管理学张扬艺术性和操作性。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应该说是创建简单漂亮、技术性高并强大有力的理论模型。管理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应该说是创建某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既行之有效，而又通俗易懂。经济学的目标既可以是为求知而求知，也可以为经世济民而探索追求。管理学的目标则具有不折不扣的功利性。

再次，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有很大的不同。经济学的分析单元大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系和具体某个产业的层面，很少顾及企业层面的问题。而企业层面的要素和现象往往是管理学关注的焦点。还有，现代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习惯性地将企业简化成某种生产函数，只受成本、价格和数量的支配。企业被假设成了一个单一理性决策者，一个没有生命的黑箱。

而这个黑箱内进行的活动和发生的现象，比如组织结构、企业文化、权力政治等，才是管理学家最为关注的。管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被经济学家一笔简略掉了。而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汇率，对于管理学家来说，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不管你怎么给定，我都把事情搞定。经济学家收工歇菜之时，便是管理学家翩翩起舞之际。

还有，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当代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了高度数学化的研究阵地。数学方法的应用几乎无处不在，没有数学公式的论文简直就不敢妄谈什么理论。没有数学模型，没有推导，没有证明，怎么能说是理论，是科学？！

于是，经济学成了数学家的乐园。数学的应用当然也提高了经济学的门槛儿。经济学中一种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手段，用各类高级的和貌似高级的统计手段去处理大规模的数据样本，什么版块数据，什么动态分析，对待经济现象俨然如对待空气动力学一般。

管理学家的数学永远是不沾边。经常摆弄的理论框架无非是一个又一个的2×2矩阵而已，让他们搞个3×3矩阵或2×2×2模型什么的就已经够难为他们了，更别谈什么微积分。不过，就数量化的分析而言，管理学的研究倒是对统计分析情有独钟。因为迫于在大学社区中要尽量表现得“科学化”一点的压力，也为了提高自己学科的地位，管理学的实证研究风气日益浓厚，对实验设计、统计分析、假说检验等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当然，管理学对案例研究和实地考察以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中偏重定性分析的研究传统更是充分欣赏和偏爱。

最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服务对象大相径庭。经济学家的主要服务对象应该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主管经济发展和行业监管的部门。政府的作用在于保证游戏规则的相对公正和市场有效率的自我运行，对企业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合理的税收和适当的监管等。比如，产业组织经济学在战略管理中的应用，可以说是经济学理论在管理学中应用的比较典型而且效果相对较好的例子。而实证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初衷是服务于政府的反垄断政策目标。战略管理中的产业分析和定位研究，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由于波特对产业组织经济学中政府政策目标的全面颠覆，从而使产业组织经济学中的理论精华直接服务于企业寻求竞争优势的诉求。

很显然，管理学服务的首要和直接对象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民众或社区。出于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福利的考虑，政府希望看到市场竞争的更完全性。出于企业寻求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考虑，企业更希望看到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很简单，只有不完全竞争情况下，才会出现某些企业拥有长期优势和超额利润的可能。

门户之间的世俗表现

每一行有每一行的门槛儿，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规矩，各路人有各路人的偏好和兴趣。但也不排除有些人有多种兴趣和能力的可能。以大学众多并且商学院管理系和经济系（或在商学院或在人文学院）都比较成熟的美国为例，虽然很多在经济系学金融经济学的学生，为了更诱人的就业前景，希望往商学院金融系的公司金融方向转，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大批的经济系博士生杀奔管理系，虽然经济系和管理系教授的薪酬水平甚为悬殊。

毕竟，由于两个学科的巨大差异，学生进入不同学科也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行当。一旦进入了各自的行当，也就成了两条道上跑的车，但有时也难免有某些磕绊和冲撞。当然，能够在不同学科间同时发展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是需要超常的天分和才气，非凡夫俗子可为。

1994年，战略管理学中三位大家儒梅尔特、申戴尔和梯斯（Rumelt, Schendel, Teece，1991）在《战略管理与经济学》（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一文中雄辩地声称战略管理学不是应用经济学，（主流派正统的）经济学家永远不会对管理学感兴趣。

有趣的是，至少儒梅尔特和梯斯两人却都可以被经济学家所接受，因为其经济学成就足以使他们堂堂正正地加入职业经济学家的行列，但他们却甘愿首先以战略管理学家自居。更加艺高胆大的战略理论大家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可以同时在管理学、经济学和市场营销等三个学科提刀走马。但这些大家高就高在能入乡随俗，在不同的学科清楚地识别和尊重该学科的规矩，恰如伯恩斯坦既通古典，亦专爵士，裴艳玲精于河北梆子，也善演京剧。但说到底，梆子是梆子，京剧是京剧。爵士不是古典。对于托西教授等组织行为学的“老管理学正根儿”们，儒梅尔特和梯斯搞得再好大抵也就是二流经济学。这也算是老派管理学家的一种偏见吧。笔者清楚地记得，在得克萨斯念书的时候，大概1991年，有一学期系里的讲座课请博士生推选来访演讲者的邀请名单，战略管理组首推梯斯，组织科学组则极力反对，根本不承认梯斯是管理学家。

当然管理学界还有更纯粹主义者，比如，明茨伯格1997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管理学会年会上曾大声疾呼，我们要抵制经济学沙文主义的侵袭，每个人从我做起，那就是在学校教授餐厅拒绝和经济学家同桌吃饭。这个以言辞犀利著称的亨利到底还是跟托西那个刻薄老辣的亨利“哼哈”到了一起。

笔者自认为是正宗管理学人，但很惭愧，平日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群经济学家们厮混，每星期一例会还要跟他们一起同桌吃盒饭，不管怎么看，都实在不够亨利。还好，至少这帮经济学家比较死心踏地搞一流的经济，没人有闲工夫琢磨怎么去整点二流的管理。这一点，很是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