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湖湘文化的渊源
湖湘大地，从古至今就被称为“古道圣土”“屈贾之乡”“潇湘洙泗”。所谓“古道圣土”，是指这里是炎帝、舜帝传播中华道德古训、培育中华伦理文明的主要地方。所谓“屈贾之乡”，是指这里是屈原、贾谊忧国忧民的地方，是他们心系天下万民、求索国家前途的地方，更是他们的精神得以安顿、人格臻于完善的地方。所谓“潇湘洙泗”[67]，指湖湘大地是光大儒家伦理精义、传承孔孟儒家学脉的地方。湖湘文化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是多元文化相互影响形成的。
一、上古湖湘本土文化的萌生与繁衍
远古时期，湖南被称为“三苗之地”[68]，苗蛮聚居。“无君臣，不相统属之谓苗”[69]。所谓“蛮”，即未被教化之人。这都是以中原文化、中央五朝为正统的称呼。而正是这些被称为“苗蛮”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住民，创造了辉煌的上古湖湘本土文化。
（一）湖湘先民创造的远古文明
早在旧石器时代，湖南先民就创造了令人惊诧的远古文明。从迄今考古发现看，湖南的旧石器时代呈现出“澧水文化类群”和“舞水文化类群”并存的特点。“澧水文化类群”就是澧水流域和洞庭湖西岸的平原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典型的有常德虎爪山、鸡公档、乌鸦山等遗址，其石器都是利用遗址附近的砾石简单加工而成，打片与加工方法以锤击法为主，偶尔采用碰砧法，石器形体粗大，绝大部分石制品保留着砾石面，典型器物有大石片、各种形式的大尖状器、似手斧石器和石球等。“舞水文化类群”就是在舞水、渠水和沅水河谷地带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古时的舞水为沅水的主要支流，因此也有人称之为沅水文化类群。其打片和加工方法以锤击法为主，有时常用锐棱砸击法，间或使用碰砧法，还有一些诸如尖刃、长身侧刃、双边刃和端刃砍砸器等有特点的器物。[70]
考古发掘表明，湖南各地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不仅在整体上具有旧石器文化的普遍特点，而且也表现出了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的某些个性特征，这种石器特征与北方地区的石片石器工业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目前学术界认为澧水类群文化属于华南砾石石器工业北部亚区，沅水类群则属南部亚区。[71]
从迄今发现的文化遗址和遗物来看，湖南境内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在生产和生活状况方面与其他地方的古人类大致相同。粗糙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以及木棒工具，只能适用于采集和狩猎等最原始方式的生产与生活。湖南的远古先民当时也是过着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
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形成较早。迄今为止湖南境内已发现不少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如澧县彭头山、李家岗、黄家岗遗址，石门县皂市下层文化遗址，临澧县沙堤荷家台、余家铺、金鸡岗、胡家屋场、王家祠堂等遗址，长沙县南托大塘遗址等。这些遗址中时代最早的是澧县彭头山遗址，但最具代表性的为石门皂市下层遗址，因此我国考古界多将湖南早期的新石器文化称为“皂市下层文化”。从分布地域看，湖南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大多集中于澧水中下游沿岸至洞庭湖滨的台地和丘陵上，还有一些分布在湘中地区和湘、资流域。
距今约6500年，湖南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大溪文化阶段。大溪文化是以最先在四川巫山县大溪发掘的文化遗址命名的一种新石器文化，分布范围由川东、鄂西三峡地区、江汉平原，往东延伸至湖北中部、东部，向南扩展到湖南。大溪文化遗址在湖南最集中的地区是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西北边缘地带。近几年来，在沅水流域的常德、桃源、辰溪、麻阳，湘江中下游的株洲、长沙、汨罗、平江以及湘南地区，都发现了属于大溪文化范畴和相当或相近于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区大溪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有澧县梦溪三元宫、安乡汤家岗等遗址。此外，晚期还有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等。[72]
在新石器时代，湖湘先民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明。20世纪80年代，在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发现的玉蟾岩遗址中发掘出了最原始的古栽培稻，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了1万年以前。[73]在澧县城头山遗址发掘中发现的距今约6000年的古代城址，可以视为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发祥地。[74]
（二）影响深远的湖湘上古传说
在古代典籍中记载着许多关于上古湖湘的传说。最早见诸史籍的有炎帝在湘行迹。
炎帝，又称神农氏，为远古传说中一个强大氏族部落的首领。炎帝氏族部落与黄帝氏族部落，原来都出自我国甘肃一带，后沿黄河东下，发展为中原的华夏部落集团。炎帝、黄帝也因此一同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共祖。据传炎帝部落东下后，同蚩尤九黎集团发生冲突。最初炎帝败于蚩尤，后来炎帝与黄帝联合起来擒杀蚩尤。战胜蚩尤九黎以后，黄帝部落又反过来攻打炎帝部落。经过这场战争，黄帝部落势力迅速扩张，取代炎帝，成为华夏部落联盟之首和黄河中下游的主宰。据《新书·益壤》载，黄帝“伐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由于黄帝部落的征伐，炎帝部落往南流亡迁徙，从洞庭之野直达九嶷苍梧。湖南许多地方留下了炎帝神农氏的传说与遗迹。据传炎帝神农氏曾在湖湘土地上播种华夏文明的火种，教民稼穑，为解除疾病对人民所造成的痛苦，“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谱写了一曲中华道德精神的颂歌。今炎陵县保存有炎帝陵，自唐代起已经得到奉祀，至今一直堙祀不断。
传说中华道德的远古典范舜帝也曾南巡来到这块土地，将“五伦之教”[75]传授湖湘大地的黎民百姓，使自己的孝行德义播撒在湖湘文化的源头。《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即舜帝不仅力行孝悌之道，而且“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此“五伦之教”在湖湘大地上传播，道德文明薪火相传，化育万代。舜帝南巡时崩葬于九嶷山，对舜陵的祭祀更是历代朝廷庄严的重大活动之一。
中国远古先贤大禹也曾深入湖湘。大禹征三苗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重大事件，人们常用“禹征三苗而有天下”来形容其意义。传说大禹治水时越过长江，到达湖湘。相传为大禹治水记功的衡山《岣嵝碑》，又称《禹碑》或《神禹碑》，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石刻碑文。
（三）上古时期湖湘地区的苗蛮古越文化
史前时期湖南主要是三苗、南蛮人活动的区域，盛行作为部族文化的苗蛮文化。距今四五千年左右，与传说中的尧、舜、禹三代同时，在洞庭、鄱阳之间和江淮、江汉平原出现了一个名为“三苗”的新的氏族部落集团。传说一般认为，它原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在与炎黄部落的战争中失败后流亡迁徙到南方发展而成。蚩尤“九黎”部落集团被炎黄打败后，一部分蚩尤族人臣服于炎黄部落集团，留居黄河中下游，融合到炎黄华夏集团；而大部分成员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向南流徙，形成新的部落集团，成为南方“苗蛮”民族最初的先民之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76]《国语·楚语》有“三苗复九黎之德”。苗蛮文化是湖湘文化的土壤和根基。
《史记》记载三苗之国在“洞庭、彭蠡之间”，即现在的湖南、江西一带。《韩诗外传》则说“衡山在南、岐山在北”，表明分布范围到达湘江中游。《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77]湖南以及贵州等地的苗族一直崇尚祭“枫神”，崇拜枫树。湖南湘西北的苗族古歌中有很多内容是叙述其祖先在洞庭彭蠡之间斗鳄鱼、开水田的史迹。在各地苗族中，至今还保持了不少有关蚩尤的古歌、传说和习俗。湘西地区苗族至今祭祀的先祖“剖尤”，传说是远古苗族一位勇敢善战的首领，苗族人祭祖时必须杀猪供奉“剖尤”。按苗族东部方言，“剖”是公公的意思，“尤”为名字，“剖尤即尤公”，就是“蚩尤”。也有学者认为，三苗只是一个国名，并不一定是苗族。但说明古代湖湘地区曾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汉代，汉初分封的长沙王吴苗就是一个番君。现在湖南少数民族分布之广，还是这种历史文化的遗存。
古籍记载“潭州古三苗之地”“三苗建国在长沙”，所以三苗活动的中心应当是在长沙一带。明周祁《名义考》：“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其文化特征可以在文化遗址和文物上得以大致反映，如湘乡岱子坪、长沙腰塘与团里山、浏阳樟树潭等文化遗址。按考古学界的分类，前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范畴，后期为龙山文化范畴。除生产工具有显著的进步外，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也大有发展，种类多样，有甑、鼎、盆、罐等，少量已有镂孔、卷沿、折沿造型。除了粗糙厚重的炊、容器外，还出现了小型、精致的薄胎食器，色彩多样，印纹形式丰富。这说明当时的陶器除作生活实用外，已开始艺术化。特别是在遗址中发现了陶鸟、陶环和玉器等纯粹的玩具和装饰品，被学者誉为质朴的原始艺术之花，反映了湖湘先民对美的追求。
经过与北方华夏部落长期激烈的战争，三苗集团的势力日益削弱，一部分退避山林溪峒，成为以后湖南境内和西南苗、瑶、侗诸民族的先民，还有一部分衍化成古越民族集团中的一支[78]。
古越，是商周时期分布于江南的一个庞大的古民族集团，根据所处地位又分为扬越、于越、闽越等，统称为“百越”。湖南境内三苗衍化而来的古越人属于“扬越”，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如宁乡炭河里、长沙杨家山与接驾岭遗址及其大量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和玉器，是当时古越文化的主要体现。在这些器具中可以发现，其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但与以前相比，出现了许多诸如马鞍型石刀、穿孔宽刃石锄等新器型，而且磨制十分精巧；生活陶器出现了圈足黑皮陶碗、敞口折唇皮陶盆等器形和S型纹、米字纹、器形纹饰，特别是捺印粗点组成的人字形纹及瓦纹为以前所未见，充分反映了湖湘苗蛮古越文化的特征。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湖湘地区的古越文化遗址中出现了鬲、大口尊、粗细绳纹等陶器器型及纹饰，而这些本是中原黄河流域新石器晚期的陶器特征。由此说明，当时湖湘地区文化和中原文化已有所交流和融合。商代起湖湘地区的古越人已大量使用青铜器，体现了成熟的青铜文化。另外，考古还发掘出大量玉器，有玉管、玉珠、玉虎、玉鱼等。其中玉珠以白玉居多，次为碧绿玉，中间均有穿孔，制作精细，是商代玉器中的罕见之物，表明当时湖湘地区古越人已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鉴赏水平与制作技术。
作为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古越人最早广泛分布于除湘西之外的湘东北、湘东、湘中和湘南地区，即湘江流域和资水中下游地区。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楚人进入湖湘以后，居住在湘北和湘中地区的越人集体南迁，集中徙居于湘南地区，即湘江上游流域。在历经时间变迁后，部分留在湘南的越人成为现今湖南侗族的先民，他们至今尚保留有其先祖的风尚习俗。
二、楚文化的浸润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在湖南本土产生的区域文化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湖南纳入楚国版图，无疑地受到了楚文化的重大影响[79]。
楚文化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长江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国和大国，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无比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如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精彩绝艳的辞赋、汪洋恣肆的散文、义理精深的哲学、恢诡谲怪的美术、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等等。“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的汉赋有直接的影响，更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一）湘、楚居民的融合推动了湖湘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文明的进步
随着楚国征湘，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相继进入湖南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史书《左传》记载，“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麇”。这里的“麇”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临湘之地。战国时，楚悼王以吴起为相，向南征伐，合并东部的湘水和资水地区，其后又合并沅水和澧水流域，称为“巫中”。因此，楚国最初移入湖湘大地的多是军人。湖南原住民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楚人入湘后，一方面征服和统治着湖南的原住民，另一方面也推广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得湖湘大地的农业、牧副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等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从湖南各地发掘的楚墓看，用来祭祀有牛、羊、鸡、凫等家禽，有鹄、鸿等猎物，有鳖、龟等水产；铁制农具包括锄、锸、铲、斧、锛、刀等已普遍使用；粮食生产除种粟之外，还广种稻米、麦子、豆类等，此外还种有甘蔗、椒、姜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这一时期湖南地区已成为楚国重要的铜矿采炼和铜器铸造基地。手工制造品有各种各样的铜镜、漆木器、竹器、琉璃器以及丝织品。商业流通领域不仅出现了货币蚁鼻钱，即铜贝，还有黄金货币，表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并促使了湖南各地城市的兴起，如湘水流域的长沙城，澧水流域的鸡叫城，沅水流域的黄楚城等等。发掘材料表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沙城。战国时期的长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市。到目前为止，仅长沙地区发掘的春秋战国楚墓已达3000余座。
（二）楚人不仅与湖南的原住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而且也创造了新兴的封建制度文化和充满神奇色彩的精神文化
楚人对湖湘制度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楚国在春秋时代已是较早实行封建郡县制的国家，征服湖南的原住民后，即在湖南设县任尹，封君封邑，无论郡县或者封邑，都必须向楚王室缴纳贡赋。对原居住湖南各地或新迁入的楚人或巴人，都一律按土地征收实物地租与田赋。
随着楚人入湘，湖南原居民开始普遍学习由楚国输入的中原文字。先进制度文化的引入，使较为先进的礼仪习尚在湖湘传播开来，刻在青铜器上和书写在简牍与帛书上的文献典籍在湖南广为流传。
楚文化对湖湘地区思想特色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长江文化作为古代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呈现出与中原文化明显不同的特点。楚人礼仪习尚主要是江北的生活习惯与民俗风情，其文化思想表现为五行学说、阴阳术数学说与老庄的消极避世观念。从学术文化来说，这里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被尊为楚人始祖的鬻熊同时也是道家的早期代表人物，而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也是楚国苦县人，庄子是蒙人，后来也属于楚国。在中国文化中道家思想可以与儒家分庭抗礼，儒道互补，视为中国文化的两翼。鬻熊之“参乎天地、循礼行仁、顺合民意”的治道之说，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柔弱胜刚强”“反者道之动”的思想与方法，庄子返璞归真、淡泊名利的人生哲学，都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国至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仍然是继承道家的基本传统，同时吸取了百家内容，“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提名、法之妥”，成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的主导思想。李学勤认为，汉代的长沙原为楚文化的中心，马王堆帛书凡能推定作者的，大都是楚人的著作。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黄帝书”，就是这一时期黄老派道家的著作。“黄帝书”中提出了“执道、循礼、审时、守度”的思想，是早期道家的代表学说。“‘黄帝书’的文字多类于《越语》和《淮南子》，也与《鹖冠子》相似，显然是长江流域文化的结晶。”[80]
（三）湘楚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宗教文化
春秋战国时，湖南的原住民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呈现出多神崇拜的特点，楚人入湘带来了楚人的宗教信仰与神话传说。湖南原住民的宗教与楚人带入的宗教、神话相互影响、融合，构成了春秋战国时独具湖南特色的宗教与神话，至今在湘南湘西地区仍可清晰地感受到这些上古宗教和神话的痕迹。
此外，由楚人与湖南原住民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散文、绘画、音乐、工艺美术等，在春秋战国时都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三、中原文化的影响与湖湘文化的形成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发祥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两种文化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中原文化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这一支配地位，使得中原文化对各地域的文化产生了牵制性影响。中原文化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产生和形成：王朝的统治与教化，贬官和流寓文人的影响，移民和战争的影响。
（一）上古帝王的德治教化
中原文化对湖湘地区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湖湘文化发展演变的节奏和进程。
夏、商、周时期，湖南居于《禹贡》所称“九州”的“荆州”[81]。在中原诸部族看来，这里还是“蛮荒”之地，但据史籍记载，中原华夏部族首领炎帝、舜帝以及周代的周昭王皆南巡到湖湘之地并仙逝于此，其传说和足迹在湖湘地区流传至今。这表明，在上古时期，中原与湖湘之间就有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上古帝王在湖湘的传说反映了湖湘文化中最深层的价值取向：以天道、治道、人道为正统，重德亲仁，持直守正。这种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可以为后来两宋时期湖南成为全国理学中心做出合理解释。
（二）王朝的统治与教化
自秦统一中国，湖南就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治理之中。秦朝行郡县、修驰道、统一币制与度量衡等举措都在湖南得到施行。秦朝时，湖南地区分属于黔中郡和长沙郡。2002年，在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发现的简牍，多为政府文书，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说明此时期湖湘之地已在中央政府有效治理之下。西汉设武陵郡、桂阳郡、零陵郡和长沙国。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置湖南观察使，“湖南”之名自此始。此后，尽管中央王朝对湖南的辖制也有些许变化，但湖南的行政区域自唐代以后相对稳定，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了较为稳定的区域环境。
另外，湖南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不仅使中原文化的制度、礼仪、风俗、习惯等直接影响着湖南的本土居民，而且也为湖南本土的文化保留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等地域文化特色创造了较为稳定的外部和内部环境，使之成为中华文化中一支富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
（三）贬逐官员和流寓文人的影响
贬官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曾间断的政治现象。古之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贬谪。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历史仿佛赋予了贬官们特殊的重任——文化的传承、人性的思考、对制度的反思等，他们也从另一个角度为地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湖南地区远离中原，河湖纵横，生活条件艰苦，古人视之为南蛮之地、荒凉之地、烟瘴之地，因而宋以前常常成为历代贬官的流放之所。由于贬官都是从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而来，并且都是有学识有文化的文人官宦阶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被贬官员大多怀抱高洁志操，恪守正道直行，他们不为流俗所容，屡受排斥打击，他们的忧乐情怀对湖湘文化中忧国忧民、嫉恶向善的性格心理养成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被贬湖南，是他们个人的不幸，湖湘之地故而被称为“屈贾伤心之地”，而对文化的进步，却是湖湘之福。
中国历代被贬到湖南地区的官员不计其数，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有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等。此外还有李白、杜甫、韩愈、秦观、辛弃疾、范仲淹、朱熹、王明阳等文人曾流寓湖南。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思想文化，将其与本土文化互相交融，相互激发，促进了中原文化和湖南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湖湘之地的风土民情也对他们自身情操文采的升华产生了重大影响。
屈原是楚国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其爱国主义思想和斗争精神是他的性格特点。被流放后，他仍然热爱祖国和人民，寄希望于楚国的强盛，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大业。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形象、高尚的政治情操和理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天才创作的诗歌和文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瑰宝，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无穷力量，同时也展示着湖湘文化的精髓。屈原开创的楚辞，不仅打破了《诗经》的诗歌体例，对后来的汉赋以及五言诗、七言诗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湖湘文学的基础。
4多。贾谊在长沙王太傅任内的活动和著述，如政治见解及其表作《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辞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等，对于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踏入湖南就写作了《吊屈原赋》，对屈原爱国忠君的情怀、高独立的人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来长沙后所著的《新书》更是采择了不少湖湘思想养料和文化成果，例如在湘楚之地盛行的鬻子思想，丰富了他的学术思想。同时，贾谊的见解与著述也对湖湘文化特质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贾谊的辞赋在文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鵩鸟赋》是汉代第一篇散体赋，对后来散体大赋的兴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柳宗元是唐代文学家和政治家，是贬官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他被贬湖南永州后写下的《永州八记》，不仅描绘了永州优美的山水，而且还把自己的忧愤心情寄情于景，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他耳闻目睹当时的社会现实，其民本思想得以升华。在《送薛存义序》中，他鲜明地提出了“吏为民役”的思想。在永州10年间，柳宗元创造了辉煌的文学业绩，在散文、诗歌、寓言、游记、杂文、小说、辞赋以及文学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共留下600多篇作品，使之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刘禹锡与柳宗元并称“刘柳”，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在唐德宗时期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他的代表作有《乌衣巷》《西塞山怀古》《秋词》《浪淘沙》《竹枝》《杨柳枝》等。刘禹锡性格刚毅，但始终不曾绝望，被贬后仍以积极乐观的精神从事创作，其所创作的《秋词》等仿民歌体诗歌说明了他积极向民歌学习的态度。刘禹锡在湖南期间受柳宗元《天对》的启发，在其所写的《天论》中，明确提出了“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命题，不仅在天人关系观中独树一帜，也对湖湘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移民和战争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移民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传播载体。纵观中国历史，移民主要是由于战争或者国家行为产生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以中原汉族南迁最具规模，影响最大，对其他区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其中也包含着对湖湘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中原移民早在炎帝战败时就开始了。在商朝盘庚迁殷后，商王朝逐步加大对“荆蛮”的征伐，军事、经济、政治势力的南下，加上商人某些氏族支系的迁入，进一步促进了中原文化对湖南本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期，户口消长呈现一种循环状态，总数并没有什么增加。但是，北方和中原人口因兵祸和天灾大规模地向南迁徙，导致湖南境内的人口成倍地增长，人口的民族成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湖南境内原有的大部分原住民在中原和北方征服者逼迫下，逐步向西部、西南部以至湖南境外的西南山区退徙。这些中原人和楚人再同那些没有退徙的湖南原住民融合，便构成了湖南境内新的主体民族——汉族。[82]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但在国家和民族不断动荡、变迁中，周边民族同中原民族、北方民族与南方各族相互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却进一步加强。隋唐五代时期，湖南虽与全国一样历经农民起义和王朝的更替，但所受战乱的波及和直接影响较小，社会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土地得到进一步开拓，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商业、交通扩展，同全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和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骚扰，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因而文化也随之南移。于是，一直居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南方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逐步崛起，到了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已经十分发达，超过了北方。尤其是靖康之乱后，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湖南等地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从而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这也是湖湘文化成熟于两宋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之后的元明也有大规模的战争和移民，其大迁徙加快了中原文化和湖湘文化的进一步相互影响和融合。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湖湘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融汇过程中发生的，是一个多源性的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的渊源，湖湘文化也不例外。《三国志·管宁传》：“测其渊源，览其清浊，未有厉俗独行若宁者也。”我们在面对湖湘文化的时候，要认真了解本土上古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对湖湘文化形成的影响。通过对湖湘文化渊源的了解，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湖湘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精髓，也更加明白湖湘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