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中国旅行者到达西欧诸国，他们面对的通常是两种景点：宫殿和教堂。如果说游客们可以在宫殿、城堡中一窥过去西方上层阶级生活，饶有兴味地与自家的衣食住行，乃至紫禁城、王府等古迹和古装电视剧里展现的本国上层生活进行对照和理解，教堂就通常更难理解些。教堂不同于其他建筑的外观、结构、组件、大量的雕塑和绘画，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去甚远，使我们或者一片茫然，或者冒出千百个“这是什么？”的问题。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教堂的地面：地上这些不规则排列的一块块石板是什么？

答曰：这是墓碑。看看，这上面写着姓名和生卒年呢。

吓！就埋在教堂里，叫人踩来踩去啊？！

传统上我们会认为，千人万人踏的门槛、路面，是最低贱的了。祥林嫂为了赎罪，才在庙里捐门槛，代她受人踩踏，死后才不受苦。欧洲这些古人倒是宁愿死后被踩在各色人脚下了？

如果说这是奇怪，人骨教堂则是惊悚了。但除非是确实认为看死人骨头太晦气的，大多数游客还是乐于怀着一些看恐怖片的心情，走到那些由头骨和大腿骨组成的花样装饰穹顶下，发一番生死无常的感叹，同时还是想：用死人骨头来装饰，够大胆的！

一些主题游的游客，除了博物馆、美术馆，可能还会去看墓园，寻访文化名人的坟墓，诸如葬有肖邦、巴尔扎克、王尔德和其他诸多文学艺术大师的巴黎拉雪兹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稍小众一些，葬有波德莱尔、萨特和波伏瓦、涂尔干的巴黎蒙帕纳斯公墓（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葬有马克思、斯宾塞的伦敦海盖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等等。不过，这些墓园除了墓主特别星光熠熠、碑刻和碑文特别优美，看起来倒和国内的公墓没有本质区别。在这层熟悉的底色上，探访名人墓也就成了体验愉快的文化活动。

独辟蹊径的游客，可能会考虑是否到罗马或西西里的地下墓穴寻幽探秘一番，置身于层层叠叠三面墙的空洞墓穴之间，汗毛悄悄地竖起来。这时，也许游客会想到在徽州宗祠中见过如今已不常见的密密麻麻的灵牌，也许会想到巴蜀三峡的悬棺、藏区的天葬，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听说的原始部族奇奇怪怪的葬俗。它们都和我们为亲朋、为自己预期的丧葬方式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简直觉得这些活过的人都不可理解。

即便就在当代中国，在我们的亲朋之间，我们也会因为丧葬一事遭遇许多困惑和争议：追悼会上应有什么活动？在哪儿保存骨灰盒，是在家里、公墓格子里，还是花大钱买一块墓地？农村里，怎么为火不火葬闹得这么欢？新出了树葬、海葬、太空葬，这都是什么新鲜噱头？捐献遗体是不是太惊世骇俗？然后，是否用香花鲜果纸钱纸人供养死者？如果我们果然都认为“人死万事空”，只留下个“臭皮囊”，其余什么都“没有”了，那又何必有这么多争议，这么多花头？围绕死去的身体、身体之外那不知到底还在不在的其他的什么，以及对那身体主人的记忆和情感所发生的一切，仍然在激发出我们深切的情感和神秘的思绪。

古今中外，所有人活在世上，都要吃穿住行，都有亲朋邻里，都劳作、休息、繁衍后代，经历悲欢离合；当他们死后，却采用如此不同的方式处理自己的和别人的身体，有的小心保全，有的分割遗体，有的烧成一把粉末，有的交付禽兽之口。这一差别的意义，比住木头房子还是石头房子、用刀叉还是用筷子、乘驴车还是坐汽车的差别更为重大，是不是又比说汉语官话、闽粤方言、叽里咕噜的外语，甚至拜上帝还是拜祖先的差别更为直击人心？

我们隐隐感觉，丧葬方式指向的是生命里我们迟早会遭遇的问题：死亡是怎么回事？它是“生”及其痕迹的彻底终止，还是进入一个不一样的“生”的门槛？如果是前者，现在这个“我”难以想象“没有我”。如果是后者，我也没有办法想象那是怎样的“生”：现在这个用于衣食住行、劳作交际，用于爱、用于恨、用于哭泣和欢笑的熟悉的身体，我的知识、我的情感、我的记忆，还有记着我的亲人爱人朋友，在迈过了死亡这道门槛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对“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1]的判断和态度，主宰我们的生活：罹患重疾，花多大力挽救？自愿放弃生命是不是、或在怎样的条件下（极度痛苦、屈辱、绝望？）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的悲欢、成败、享受，到底有多实在，或多虚幻？让穷人、边缘人活得更好，有多大的意义？人类发明便利，拓展认知，创造功业，有多大的意义呢？

由死亡而反思生活；通过处理死亡，恰当地对待死者，解释、确定并继续生活，是所有的文明、所有的世代都在进行的哲学思考和生活实践。生活和文明的结构在这一基调上展开。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是在看到与本国截然不同的坟墓，而不是看到华丽的巴洛克宫殿时，才隐隐感觉：这真的是和我们非常不一样的人。

吴功青师兄和我先后到达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城求学。这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城市，整个城市中心完好保持了中世纪盛期的面貌，在布满数百年无数次修复痕迹的砖块和大理石间，现代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活跃其间，显出一种混杂而连续的活力。在这样的城市中，教堂内外具有成百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墓碑，成了我们在生活和旅行中时时遭遇的对象。当我们开始对它们留意，并一步步探寻它们背后的故事，我们感到自己触及了一些关键的问题：解答了“他们为什么这样葬”，也就窥得了“他们的死是怎样的死”，以及“他们的生是怎样的生”。或者正如功青师兄所说，“基督教墓窖是基督教精神的根本体现” [2]。

这实际上是所有的人文学者都在探索的大问题。作为两名基督教的年轻研究人员，我们打算从一个具体的角度切入，来展开一些探讨：就从我们看到的墓葬地入手考察，一切讨论都从墓地上有形可见的实物生发。从墓地到生活乃至文明，其间的关联意蕴甚深。这也许能帮助我们在庞大的问题和浩如瀚海的前人著述中抓住一些清晰的脉络。

这一尝试最后以此种不那么贴合正统学术的形式呈现为这部小册子中的两篇文章。吴功青师兄对罗马郊外的一处早期基督徒地下墓窖进行了探访，并据此进行了许多文献考察和系统思考（第一部分）。地下墓窖是非常独特的墓葬形式，深入地下却绵延广大，装饰精良，宛如一座供死者使用的宫殿。与始皇陵等真正的地下皇宫不同，这类地下墓窖并非只供一人使用，而是数十万人层层叠叠的栖身之所。为何出现了如此大型的有意识的群体墓葬？为何是如此简薄，又如此宏大的形式？功青师兄为这样的问题所激发，结合对历史背景的理解（第一章），对圣卡里斯托墓窖进行了一番细致游览和历史景象的复现努力（第二章），随后对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第三章），从独立于传统罗马墓地、集体“沉睡”的墓葬形式，揭示基督徒对死亡和死后的理解，以及教会作为他们生前死后所在集体的关键作用；随后进一步深入到一种特殊的死亡：殉道，以及基督徒对这种死亡的反常向往；最后却仍然要回到世俗生活：基督徒对死亡的理解和感受，乃至他们对殉道的向往，恰恰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功青师兄的考察揭示了基督教诞生以来200余年奠定的基督教信仰基调。而我对求学地博洛尼亚的墓葬考察（第二部分），则覆盖从基督教合法化以来一直延伸到近代的历史，因为这座被考察的教堂直至今日仍很活跃。这座圣司提反堂是意大利乃至西欧许多教堂的一个代表：起源悠久，经历复杂，深深嵌入信徒的生活，但它们的原初功能都很简单：纪念和供奉一两位封圣的死者。事实上，在对圣司提反堂中的圣徒墓的墙、柱、穹顶、雕刻、绘画追根溯源的过程中，我们隐隐看到基督教文明是如何展开并繁盛的。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和随后墓葬习俗的转变是故事的起点（第一章），随后在对这一教堂的两座殉道者墓地的游览和追溯中，讨论殉道者崇拜的兴起和对世俗信众，乃至对城市之间政治关系的影响（第二章），在对另一座圣徒墓的考察中（第三章），我惊讶地发现，整座教堂实际上是对耶稣墓的模仿，由此又涉及耶稣之死在整个基督教生活中的枢纽地位，并延伸到这第三位圣徒由于在本地仿建耶稣墓的大德，死后仍然在城市生活中“活动”，随城市一同繁盛的有趣历史。几乎可以说，圣司提反堂中的诸墓地，就是基督教藉死亡朝向美好生活的具体路径之代表，而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也在其间充分展开。

当吴飞老师建议我们利用余暇进行这两项考察时，我们才开始博士学业不久，而丧葬也还是吴老师关注的新主题。在博洛尼亚，我们依托于若望二十三世宗教学研究所（Fondazione per le scienze religiose Giovanni XXIII）的丰富资源、宽松环境和师长同事的慷慨友谊，一点一点地跑墓地，追线索，查文献。如今终于付梓，我们均已结束学业，归国有年，吴老师则已与国内诸师友一道，为中国传统和现代的丧葬研究呈现出数部细密又深远的作品。回头看这两则五年前进行的研究小品，不足之处十分明显，但这一主题反复咀嚼，仍余味甘远，如可供有心定睛看“西方”的中国读者品读并有所激发，亦不算无益。

徐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