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结构性变迁、体制型剥夺容易触动公共危机转型升级

根据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由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即由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条件引发了结构性怨恨与剥夺感，当群体对这种结构性的怨恨有了共同的认识，使其转换成一般信念时，若是恰好出现了能触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或事件，经过有效的社会动员，基于社会控制力下降的背景，群体性事件就产生了。结构型变迁、体制型剥夺容易触动公共危机转型升级，如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使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竞争力的人群，会逐渐被沉淀到社会的底层，形成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贫困人口阶层，容易引致群体性事件，这是集体行为的基础性社会环境基础所致；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社会底层，市民待遇缺失，陷入“融城”与“逆城”两难境地，生存权、教育权与发展权均十分不利，往往在群体性事件社会犯罪中，流动人口占有较大比例；农民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历史和现实的“畸形儿”，其特殊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命运多舛的生活轨迹。城镇化建设中，农民工对城市社会保障的态度不仅是参与的期待，更多的是真正意义的待遇期待，是真正市民化的期待。当出现群体性利益失落的时候，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尤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