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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林的《日本中世史》（上下卷，昆仑出版社2013年）是国内第一部日本中世纪断代史著作，叙述10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的日本历史。这一时期激烈动荡的历史演变，对于奠定日本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独特文化的形成、人们的价值趋向等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全书对于平安末期皇权的衰落、武士的兴起、朝幕双重政权的成立、武家政权的结构与特点、战国大名的崛起及其治国之策以及朝幕体制下的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均有翔实的阐述。

王川的《梦窗疏石庭园建设思想的嬗变轨迹与文化表征》（《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2013年第17期）认为梦窗疏石在庭园的表现形式上经历了初期的造“庵”、中期的造“亭”以及后期的造“庭”，直至把枯山水庭园定格在中世日本。其庭园建设在样式的思想表达上，由初期的简陋到中期的朴实，再到后期的静寂闲雅；在建园的区位选择上，从最初的山间僻地到室町幕府的中心地京都，梦窗完成了造园样式的转变，开拓了其独特的禅式庭园，为中世禅式庭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促进了镰仓、室町时期庭园文化发展；杨寒迪的《中国古典式山水自然园对日本枯山水的影响》（《现代园林》2015年第16期）指出日本的山水式苑园一开始就秉承了中国道家的思想，在经历了宫殿式园林的大和时代后，佛教意义开始贯穿于园林创作之中，在平安时代形成了皇家贵族的寝殿造园林和佛教的净土宗园林，在镰仓时代终于产生了枯山水。该文试图在日本枯山水中找寻中国式自然山水园的影子，通过日本与中国在地域环境、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对比，探讨中国古典式自然山水园对日本枯山水的影响，进一步理解日本枯山水的意味。

朱莉丽的《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情报——僧侣、商人与东亚的信息传递》（《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指出，明王朝主导的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时东亚各国间的政治、经济交往形态，同时引起此区域内信息传递方式的变化。留存在日本室町时代禅僧日记中的中国信息，从多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在中日之间充当信息传递载体的人们，是通过何种渠道了解中国的信息，如何将之传达给日本，之后日本人又沿着怎样的途径去理解、传播这些信息，以及出现了什么样的误读和误传。这些材料从一个侧面展现出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后半叶东亚历史空间交流的场景；王玉玲的论文《镰仓时代的灾异及其应对》（《南开日本研究》2013年第2期）根据镰仓时代的《百炼抄》《吾妻镜》等史料，对镰仓时代公家、武家的灾异对应进行了考察，分析了镰仓时代公家、武家灾异对应的异同，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灾异对镰仓时代祭祀及政治的影响。

张谷的《〈徒然草〉的道家旨趣》（《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认为《徒然草》是日本镰仓末期随笔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日本随笔文学双璧之一，其思想深邃、高远、超脱，给人智慧的启迪。作者吉田兼好兼通儒、道、佛、神之学并将其融会吸收，而道家思想是其主要来源。《徒然草》中的淡泊名利、智慧产生虚伪、反对自夸相争、超越生死、无物可待等人生思想，都是对道家思想的阐发，内蕴着道家旨趣，由此亦可见道家思想对日本中世文化的影响；陈文博的《论镰仓时代禅宗与武士阶层的关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认为镰仓初期武士阶级掌握了政权，开始寻找为自己服务的宗教。天台宗、真言宗等旧佛教宗派腐败堕落，且与朝廷公家羁绊很深，不堪为用，此时禅宗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先后由宋传入日本，受到幕府政权的欢迎。在幕府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作为社会中坚的武士阶层争相皈依，禅宗很快风行全日本。另一方面，禅宗为武士政权提供了信仰支持，禅宗的教义、清规塑造了武士阶层的精神世界，也深深影响了武士的日常生活；任萍的《论日本中世禅僧的特征——以临济宗梦窗派禅僧为例》（《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认为日本中世的禅僧，特别是临济宗梦窗派禅僧的活动涉及室町社会的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性特征。梦窗疏石及其门下的春屋妙葩、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人积极参与足利政权，在幕府的内政与外交中被委以重任，不仅是室町时期日本禅宗的特点，也是室町时期非常重要的政治特征。

刘晓东、年旭在《禁倭与申交：明太祖对日交涉目的探析——以洪武初年的对外诏书为中心》（《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中指出，目前研究多将明太祖对日交涉的核心目的归结为禁倭，但以洪武初年对外诏书的对比来看，禁倭很可能只是次要目的，申交方是明太祖对日交涉的核心目的。明太祖试图通过营造万国来朝的局面，进一步彰显自身较元朝更为有效的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在这一层面上，塑造一个为维护中华正统而不向元朝朝贡的日本，其象征意义就显得较为重要了。《明实录》洪武四年日本国王入贡条目中，对赵秩与日本国王对话的记述，某种程度上或是为满足这一需求的刻意夸张。围绕“禁倭”与“申交”而展开的洪武初叶的对日交涉，也是洪武君臣践行以“王道政治”为基础的新型东亚区域秩序的一个微观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