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日前在中国传媒大学工作的陈文玲博士给我打电话，说她的学术著作《村庄的记忆、舆论与秩序》将提交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我能为之写个序。自己的学生有特色明显的学术成果面世，这无疑是好事，所以我慨然应允。

陈文玲于2004年攻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2008年如期毕业，她这四年寒窗的辛苦，我是见证者。她进入师门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用现象学社会学那种意义探究的方法培训和锤炼我们的研究团队，这种方法对参与田野调查的研究者会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它更强调的是所有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种方法非常强调对文本意义的敏锐感受，所以它对提升学生的领悟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经历了差不多一年出头一点时间的困惑之后，陈文玲终于找到了以这样的方法从事田野调查的感觉，之后就是如鱼得水。我清楚地记得，为了博士论文写作的需要，她主动请缨，来到我们的田野点，依靠自己的工作，完成了补充调查。而且在这次调查中，还有让我们团队都很兴奋的新的发现。

这个新的发现，其实很契合我与孙飞宇副教授合写的那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和思考》（见《社会》2015年第1期）中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国家向民间社会入侵的过程中，社会的应对中是否有历经社会变迁仍能保持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说仍有为国家力量所不能及的层面？陈文玲的论文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将此用“恒常”这一概念来概括。这一发现显然增强了我们对自己探索的价值之信心。

陈文玲告诉我，这本书是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而她的博士论文则带着浓厚的现象学社会学的特色。这种特色首先体现在它以村民的“日常生活”为考察对象，开掘的是村民日常闲聊家长里短背后的社会学意涵。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现象学社会学虽有它的局限，但它将日常生活作为“生活世界”的主要部分纳入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试图探究生活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意涵并在理解这种意涵（比如人的行动的意义、各种文本背后的意义）的基础上力求对此给出一个“真”的解释。因此在现象学社会学的背后有着广阔的哲学背景，这使现象学社会学有可能获得一种独特的对生活的穿透力，可以揭示各种生活现象背后的灵动不拘的意涵，并将这样的意涵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相联系，从而获得对生活现象的一种深刻的、带规律性的认识。所以，我们在陈文玲的这一著作中，首先可以看到的正是对生活现象的原汁原味的“萃取”，而这样的萃取因为作者的社会学眼光和视野则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意涵，具备了一种“穿透力”。

这样的视角就必须将当事人放在主体的位置。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通过“底层的农民的视角”将“农民长久以来在乡村秩序维系上被遮蔽的主体性地位凸显出来”。因为现象学社会学对意义的探究也是以马克斯·韦伯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为出发点，因此理解的前提是将行动者作为主体，而不是将研究者自己想象的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看作“真实”。显然，这样的方法和方法背后体现的对当事人的尊重是达致这样的理解的前提。

作者认为，“村庄的集体记忆是从村庄舆论到社区秩序这一逻辑链条中重要的发生机制”。“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2002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就出版了毕然与郭金华翻译的涂尔干学派重要成员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但是将以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为社会背景的村庄集体记忆引进对农村社会秩序发生和维护机制的研究，这显然是该书的一个亮点。村庄的历史与历史人物由此获得了新的意义，他们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生活的人提供了道德与行为规范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制约着村民的行为。由此进入，作者敏锐地发现，除了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之外，村庄中还存在着经由村民口耳相传的“道德分层”，村庄中的政治精英若是行止有亏，也一样登不上道德的制高点。无疑，作者这一发现对我们认知中国乡土社会的特色有重要的价值。当然，这样的发现也丰富了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

总之，可以认为该书是在现象学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一个有价值的探索，而这样的探索显然会丰富和深化对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也可以为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杨善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