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学着做，自己做，教人做
崔 楠
拿到武汉大学博士生录取通知书已是上一个“猴年马月”（2004年7月）了，如今的我算是一个老“青椒”。在过去的一个生肖轮回中，每隔三四年我就会经历学术生涯中的一次角色转换：从学生到教师、从教师到导师。读博士时，国内营销学研究正处于与国际主流研究范式接轨的转型期。如果不能成功转型，很可能就会被迅速淘汰。我对于博士期间要学什么、做什么并不十分清楚。幸运的是，此时恰逢周南教授推动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开展学术战略合作。在导师汪涛教授的鼎力支持下，我成为系里第一位赴香港城市大学进行长期学习交流的博士生。至今我仍能回想起初到香港城市大学时，我所经历的那种震撼：和蔼又严谨的教授、友善又“挑刺”的同学、学术“大牛”的讲座、优越的学术资源……
在香港城市大学的这段珍贵经历使我真正适应了学术研究的道路。首先，通过耳濡目染、交流探讨和学习思考，我开始真正了解“科学研究”是什么。其次，在窦文宇教授和其他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学习并掌握了多种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工具。等到工作后我才发现，博士阶段乃是方法和工具学习的黄金时期。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香港城市大学学习期间，在窦老师、周老师、苏老师以及其他多位教授的指导下，我完完整整地经历了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从研究构思、研究设计、实验执行、论文撰写、投稿、被拒、改投他刊、多轮评审、修改加补做实验，直到论文最终被管理学顶级期刊《管理信息系统季刊》（MIS Quarterly）录用，总共经历了四年多的时间。
博士毕业后，我比较顺利地留在了母校任教。留校三年后，仍不时在校园里被人以“同学”相称。这反映了那时的自己仍处在一个由学生向教师角色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要能够迅速胜任教学工作。青年教师与博士生相比，一个主要区别是教学工作成了角色内行为。为了站稳讲台，青年教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备课。尽管如此，头几年上课时还总是“战战兢兢”地。其二，要能够有效地协调教学与科研工作。入职后在教学方面的投入之大是我做博士生时没有料到的。我在头三年总共新开设了六门不同的课程。这样一来，个人的科研时间就被大大地挤压了。
尽管当时教学量的确很大，但教学工作还是使自己的科研能力有了不小的提升。所教课程越多，就越不可能靠死记硬背来授课，从而培养了梳理思路和理清框架的能力；所授课程越多，知识面越广，知识体系也就越完善，这对写基金申请书和论文都大有裨益；备课时需要广泛查阅最新的研究文献，像庖丁解牛一样地解读文献，然后才有胆量向学生传授，从而强化了文献阅读与理解能力；作为教师，还需要“说服”形形色色的听众来接受“我的观点”，从而练就了口才、胆量和信心，这些能力同样是做科研所必需的。
如今，除了食堂的大爷大妈，再也没有人称我为“同学”，我也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了。刚带学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不算什么事儿。过段时间才发现，原来自己做研究和带学生做研究是两码事。现在的我指导学生时还是很困惑：硕士生们做研究，从出想法、做实证、写文章到回复评审，大家说我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肩挑；有时看学生写的文章，恨不得把每个字都改写两遍；几乎所有的学生在与我讨论时都唯唯诺诺、缄口结舌……真是羡慕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师，为何他们指导学生如此省力，而我却步履维艰？有时我也在想，是如今的学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动机、能力和机会，与我做学生时有了根本的不同，还是我仍没有掌握作为导师的诀窍？我仍没有答案。
从学生到教师再到导师的角色转变，实际上是学着做科研、自己做科研和教人做科研的转变。然而，与其说是角色的不断转变，倒不如说是角色的不断增多，因为实际上我一直是学生，努力当教师，不敢称导师。
2016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