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略管理的历史沿革
一、战略管理在西方的发展
如前所述，尽管战略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商业学科仅仅是上个世纪的事，但战略思维的应用和传承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这些丰富的战略思想中汲取精华，对我们建立新的、更加完善的战略管理体系大有裨益。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战略都是来源于军事。正是由于军事战略对企业管理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所以其中很多原理已应用于商业竞争，如进攻和防御战略的相对优势原理，侧翼进攻可以带来优势以及信息与情报的重要作用等。
在西方，古代希腊、马其顿、罗马、迦太基等进行的战争，对西方古代战略的形成和发展有较大的影响。考提雅（Kautilya）、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尼可洛·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和冯·克劳塞维茨（Von Clausewitz）的思想和著述尤其引人关注。[9]
大约与孙武的军事论著《孙子兵法》同一时期，考提雅（大约在公元前350年）出版了著作《政事论》（The Arthash astra），用来帮助旃陀罗（Chandra-gupta）国王实现对印度次大陆的国家治理。其中包含了对国王所关注的每个方面的细节建议，从经济财政管理到保护收容大象。尽管大部分内容都针对当时当地的特定情况所设计，考提雅也讨论了一些永恒的话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王应当如何处理与邻国的关系问题。基于对人性与行为习惯的客观分析，他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观点。例如，考提雅认为邻国是潜在敌人，外交政策应当基于这一假设。因此他主张与别国君主打交道应当小心谨慎。他认为在保护自己王国利益的同时，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君主建立起稳固的关系，无论这些国家距离远近。通过外交手段培养出的政治优势可以巩固一个强大的基础，这在重要关头会大有裨益。
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4到前323年间致力于建立帝国，在此过程中，为战略思维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当时战略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训练和装备军队，组织远征，组织协同，规定作战路线，实施机动，争夺交通线，筹集人力、物力，支持持久战争等。
5世纪之后，欧洲各国先后进入封建时代，各国之间的战争长期在骑士制度支配下进行，战略管理的发展相对缓慢。15世纪之后，欧洲一些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火药、火器的运用使西方各国军队装备编制及战略随之发生了较大变革。在这一时期，马基雅弗利与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建议和军事著作，在西方军事学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马基雅弗利的著作，尤其是《君主论》（The Prince，又译《霸术》或《邦主鉴》）一书，从问世起就令人们觉得作者受到了魔鬼的蛊惑，是政治家的邪恶导师，甚至一度被列为禁书。他强调：战争的目的必须是干脆利落地彻底打败敌人；军队必须是本国公民军队而非雇佣军；制定怎样的战略取决于战役和战争发生的具体环境；政治体制与军事体制紧密相连，要有优良的军队就须有优良的国家。《君主论》也阐释了战略终究是空洞的，只有人的坚定才能让战略成为真正的手段的思想。
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战争论》（1889），则旨在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诠释战争的本质。[10]之前的军事家和统帅大多是把战争看作解决问题的一种强硬手段，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则试图采用一种较为灵活的原则取代传统的军事战略观点来指导对战争的思考。他抵制为了战争而战争，并将军事行动看做是政治舞台的延伸：战争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演习，不论这一目的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如果战争是国家政治的合理工具，那么就要在军事行动的利益与代价之间加以权衡，这是有明确目的和目标导向的，旨在寻找并抓住机遇，通过削弱他国的方式提高自身国家的利益。军事行动是争取国家利益的工具，是追求强权的手段。
从强调战术构思到实际用兵采取果断行动，克劳塞维茨清晰而简明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他提倡在最短时间内集中必要兵力，在关键行动中投入最大力量。因此，一支军队作为政治工具，其目标只有一个：去夺取最终确定性的绝对胜利。
上述战争学中的战略思维与战略原则，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而在企业中加以应用，促进了企业战略管理学科的兴起和发展。
“企业战略”的概念是随着产业革命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这种特有的社会经济组织形态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18—19世纪，伴随着产业革命，欧洲产生了以亚当·斯密等为代表的欧洲企业管理思想，以后在美国又出现了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这些学者和管理者都是将思考的重点放在组织内部活动的管理上。到20世纪初，法约尔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活动进行整合，提出了管理的五项职能，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企业战略思想，波特称之为企业战略的第一种观点。1938年，巴纳德在他的代表作《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首次将组织理论从管理理论和战略中分离出来，提出了管理和战略主要是与领导人有关的工作的重要思想。另外，他在该书中提出管理科学的重点在于创造组织的效率，其他的管理工作则应注重组织的效能，即如何使组织与环境相适应。这种有关组织与环境“匹配”的主张成为现代战略分析方法的基础，波特称之为企业战略的第二种观点。1962年，美国企业经营史学家钱德勒发表了《战略与组织：工业企业史的考证》，虽然他没有对企业战略本身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但是，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企业和战略及组织概念联系起来的管理学家，指出了企业战略必须与环境相适应，而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与战略相适应。钱德勒的著作对后来企业战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上述企业战略的思想和观念的产生与当时的经济环境和企业面临的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物资匮乏以及产能不足、生产技术低下等原因，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的状态，“只有生产不出的产品，没有卖不出去的产品”。这一阶段企业的唯一目标是竭尽全力提高产能，此时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由此决定的产品成本的高低，只要能生产出大量产品，就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企业关注的只有生产，没有也无须关注其他。这一时期管理学科关注的重点无疑是如何从内部入手提高组织效率。然而，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产能与劳动生产率虽然得到了大幅提高，但人们的购买力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买方与卖方的市场地位完全颠覆。为了生存，企业不得不将注意力由单一的生产转移到销售上，企业成功的关键也转为其销售渠道的完善程度和促销水平的高低，这一时期，销售学和广告学受到了重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当时管理人员面临着如何管理复杂的大企业的问题，即如何协调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以及怎样保持高层管理人员对全局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合作与控制的工具，年度财务预算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见图1-2）。[11]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管理人员发现，协调资本投资决定需要长期计划的目光，因此，20世纪60年代企业开始强调长期计划，它反映了在经济扩张期间企业对合作和共同目标的关心。“二战”后一段时期是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增长时期，非常有利于大企业的扩张。
图1-2 近代战略管理的主要关注点
随着公司通过规模生产、批量销售、垂直一体化以及在技术上的大量长期投资来提高效率和控制风险，基于中期经济和市场预测的长期计划更为流行，其典型形式是公司五年计划任务书，这类任务书的内容包含了决定企业的目的和目标，预测关键的经济趋势，包括市场需求、公司的市场份额、销售收入和可能的利润，确定企业不同产品和经营业务的优先级并分配相应的资源等。调查显示，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美国大公司都设有公司计划部。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尤其是1965—1969年间的美国三次并购浪潮，使得多元化经营成为很多公司计划中的关键部分。正因为如此，安索夫认为：“战略决策主要涉及企业的外部而不是内部问题，主要涉及企业产品的组合和它们将要销售的市场。”公司战略计划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增长的计划和管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多元化公司内，多方案规划矩阵作为选择战略和分配资源的基本框架备受推崇。这一时期，人们对公司计划的热衷与政府和公共机构对经济、社会和投资计划的迷恋不谋而合。在私有企业和公共部门，人们对计划的这种兴趣反映了决策过程中科学方法的发展，如成本效益分析、折现现金流分析、线性规划、计量经济预测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管理等。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环境开始发生变化。先前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大多遭遇了滑铁卢，减缓了企业整体向混合公司发展的脚步，并增加了整个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尤其是与1974年的石油危机相联系时，人们开始怀疑十年前精心设计的计划系统的合理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环境动荡加剧，日益增加的国际竞争已进一步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和稳定。同时，美国公司在广泛的全球行业——从钢铁制造到银行业务——的领先地位面临来自全球的严重挑战，这些都迫使企业放弃其中长期计划，转而求助于更灵活的战略管理方法。于是，美国企业家和学者的兴趣开始从多元化经营、开发和规划新的产品和业务转向发展竞争能力，高层管理人员也开始从战略管理而不是从公司计划的角度来审视其业务。
正是由于上述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战略管理主要集中在行业结构和竞争分析上。哈佛商学院的波特教授首创用行业结构来分析影响行业获利性的决定因素，在其名为“利润对市场战略的影响”的研究项目中，具体分析了行业结构和竞争定位对获利性的作用，并分别于1980和1985年发表了《竞争战略》与《竞争优势》两本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受他的思想启发，波士顿咨询公司还研究了市场份额在决定竞争优势和获利性方面的作用。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仅仅依靠行业结构已经不能完全解释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别，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对竞争优势的分析又转向企业的内部。竞争优势被认为更多地依赖于独特的内部资源和能力而不是依赖于企业的市场定位。在这一阶段，人们开始更多地研究企业的内部资源和核心能力，从而将战略管理的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建立动态竞争优势、革新和内部管理合理化的关键作用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战略管理理论更加注重强调核心价值、使命、组织层次的宏大远景目标等对企业变革与长期发展的激励作用，更加注重战略的未来导向和长期效果，这些也被视作未来一段时期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基本趋势。西方现代战略管理学科的历史沿革概括为表1-3[12]。
表1-3 西方现代战略管理学科的历史沿革
二、战略管理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乃至世界战略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国伟大的军事家孙武于公元前360年撰写的《孙子兵法》。它荟萃了我国古代战争经验的精华，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被誉为“兵学盛典”，在唐朝以后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在近代更是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是在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图书之一。虽然有人怀疑《孙子兵法》并非孙武所著，但很少有人质疑《孙子兵法》对战略造成的深远影响。孙武的思想是在与敌国作战中不断思考与总结而逐渐演化形成的。孙武将战争看做一种重复的有意识行为，而不是偶然和失常的人类行为。这种合理性是构成他理论核心分析的基础。他详细论述了战胜敌人的用兵之道，并以抽象甚至诗意的方式表达一种战略思想，其中蕴含的战略思维不但意义深远而且简单易行。
《孙子兵法》中的比较原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领导原则（关于将帅五德的叙述：将者，智、信、仁、勇、严）、造势原则（善战者，求之于势）、审慎原则、主动原则、奇兵原则、迂回原则、集中原则和机变原则等在各方面影响后世至今。[13]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战略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持续时间的延长，统帅们在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时，重视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对战争的作用，强调义兵、义战，注重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并从战争的长期性上着眼战略指导问题。齐桓公提出的“尊王攘夷”、晋文公的“联秦制楚”、吴国的“三分四军”等，都是这一时期战略运用的典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诸侯国“合众弱以攻一强”和“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联盟战略，如合纵抗秦、连横破纵、远交近攻等。秦为统一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进攻战略。这一时期除《孙子兵法》这部经典著作外《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一大批著名兵书，奠定了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的基础。《鬼谷子》是很有影响的一部书，其中尽书纵横捭阖、揣摩权术等计谋。像《孙子兵法》一样，这本书同样受到了政治界、军事界和商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日本学者、企业家大桥武夫把《鬼谷子》翻译成日语，并将其应用到经营活动中，写出了一部鬼谷子应用实例，取名《“兵法”与“鬼谷子”》。
在春秋末期，齐国人田穰直撰写了《司马法》，他在该书中强调了“智”、“勇”、“巧”，主张因敌制胜，不用以前的老一套打法，并在书中表现出“相为轻重”的朴素辩证法、“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以及“以人为本”的治军思想。
战国初期，卫国人吴起编著了《吴子兵法》，主张搞好国内政治、经济，提高国家实力，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该书强调指挥员应全面了解情况，正确判断敌情，灵活使用兵力，恰当选择作战方向，“因形用权”。战国时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兵书，如《尉缭子》阐述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孙膑兵法》发展了《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的作战谋略，《六韬》、《三略》发展了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与战略佯动的策略及用人主张。
三国时期的曹操和诸葛亮大量地使用并发展了前人的军事谋略。如曹操提出了“因势设奇，谲敌制胜”，诸葛亮提出了“战欲奇，谋欲密”、“师出以律”、“法若一画”等。
在唐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提出了奇兵和正兵的应用以及阵法变换等方面的问题。北宋前期的许洞撰写了《虎铃经》，阐述了先谋先胜的思想。论述更全面的是稍晚一些的《何博士备论》，由何去非所著，提出了战略决策要考虑根本“利害”、确定攻守要全面分析“形势”、作战要“出奇应变”等军事思想。
明朝的戚继光可谓集前人军事谋略之大成者。他撰写了《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强调了主将要精通技术和武艺，据“真战”实效而“量才擢用”。清初对军事谋略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揭暄所著的《兵经百篇》中。
近现代中国兵法的发展可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包括林彪、刘伯承等一代将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被列为世界十大兵书之一。他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中外游击战的指导纲领，其“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更是军事发展史上灵活用兵的典范。[14]
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军事战略和思想是我国战略管理学科发展的历史渊源，也是世界战略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外企业家从这些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很多策略在管理中都有直接的应用。
战略在我国宏观经济决策方面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从“一五”开始的国家五年计划和远景规划上，明显地带有长期计划的色彩，但也起过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年）期间，国家提出的目标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采取的措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集中财力和物力搞好156个重点工程项目。
“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我国提出了“赶美超英”的目标，以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一时期的战略性错误带来的恶果有目共睹，这也在另一方面体现了战略的重要地位。
调整时期（1961—1965年），国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恢复农业生产，克服“共产风”和平均主义。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处于迅速恢复阶段。
十年动乱期间（1966—1976年），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部署被全盘打乱。其间大搞“穷过渡”和闭关锁国，强调高速发展重工业，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1979年4月5日，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共“十二大”明确了我国20世纪末的战略发展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之后，在1996年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家进一步明确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逐渐成熟和完善。
2002年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在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对21世纪前20年的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所有以上这些都属于重大的战略部署。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战略在宏观经济决策方面的应用对我国战略管理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经营方向和目标。另一方面，很多决策方法，如五年规划等在各类企业中获得了广泛应用。事实上，直到今天，很多企业仍然没有摆脱计划思想的藩篱。
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办近代企业的。以清末的洋务派为代表，他们以封建的方式办工业，思想渊源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实际上只是引进了西方的机械与技术，而没有引进管理方式。到了19世纪70年代，近代民族工业才开始引进西方管理方式，同时继承了中国的文化和管理思想。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企业主要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以经验管理为主，尽管其间产生过“鞍钢宪法”这样很有影响的管理文献。从1961年到1965年，我国经济处于调整时期。这一时期正是西方企业战略理论形成时期，主要特点是通过长期计划来保证大企业的扩张和发展。因此，尽管计划的内容和重点有所不同，我国企业主要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制定生产作业计划，而美国的一些公司制定的实际上是综合发展计划并以市场占领计划为重点，但至少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我国企业管理的主要方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是相同的，即以计划作为主要管理方式。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和徘徊阶段。在国家经济发展部署被打乱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在战略管理实践、理论界在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上与西方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企业界和理论界在战略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都有了很大进步，尤其是有很多企业通过战略管理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功，如海尔、联想、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中集集团等。我国的商学院从1991年开始培养工商管理硕士，同时将战略管理作为重要的必修课之一。在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战略管理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同时我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情境下的战略问题并发表学术论著，总结中国企业战略管理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与西方战略管理学科发展的差距在缩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的战略管理学科还没有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学科的主要学术思想和核心概念以及研究方法都来源于西方，还处于跟踪、模仿和借鉴学习的阶段，理论滞后于企业实践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学术界做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