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本书以现代汉语的言语行为动词为研究对象。

言语行为动词是动词家族中重要的一类词，作为动词的一部分，言语行为动词除了具有一般动词的共同特点外，还具有一般动词所没有的言说特征。绝大多数言语行为动词具有以言行事的功能，在人们日常言语交际过程中的作用远远超过一般动词，对维持和构建人际关系发挥着独特作用。

言语行为和许多其他社会行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言语行为的理解和解释涉及许多社会规则和公共制度特征，而人类语言恰好为这些理解和解释提供了具有公共制度特征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的词汇化就是各个言语行为动词，如“命令”“告诉”“询问”等，它们充当了各种言语行为类型的标签。对这些言语行为的描写，常常是使用这些特殊词汇化的动词来进行的，对言语行为动词的分析也就是对词汇化了的言语行为范畴的分析。因此，对言语行为动词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探讨自然语言是如何生成和被理解的，也有助于语言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和人工智能的开发，“通过研究一类特殊的动词——言语行为动词，可以得出语言的基本用途的分类”。（Levinson 1983：42）

作为人类言语系统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因其和言语行为的关联，言语行为动词的研究自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言语行为视角，研究言语行为动词是为研究言语行为服务（Austin 1962；Searle 1969；Sadock 1974；Fraser 1975；Levinson 1983；Verschueren 1998等）。从现有成果看，对英语言语行为动词作专项研究的只有Wierzbicka（1987），她调查了英语里约250个言语行为动词，选择了其中的229个，用自然语义元语言（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对这些动词进行释义。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基于动词研究框架下的从属性研究，如黎锦熙（1924）、尹世超（1985）、邵敬敏（1996）、袁毓林（1998）、范晓（2000）、陈昌来（2002）等；（2）基于语义研究框架下的主体性研究，如钟守满（2004a，2004b，2005a，2005b，2005c，2008）、吴剑锋（2011a，2011b）、王展（2008）、肖珊（2011）等；（3）基于语用研究框架下的主体性研究，如刘大为（2002a，2002b，2004）、徐默凡（2008）、吴剑锋（2008a，2008b，2009）、刘丹青（2004）、方梅（2004b）、董秀芳（2003）、李晋霞和刘云（2003）、谷峰（2007）等。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汉语言语行为动词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填补。因此，本书将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成果，在语言学多种理论支撑下，全面考察汉语言语行为动词的分类方法、语义句法属性、构式表现、元语用功能、人际功能、句类功能、名词化等，从而推动汉语言语行为动词的多视角研究和汉语言语行为的基础理论研究，同时为语言应用提供相关的句法语义鉴别框架和按义项区分的多层级量化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