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守良 繁枝高拂九霄霜
位于北大东边的中关园小区，绿荫红砖，朴素幽静，已85岁高龄的陈守良教授寓居于此多年。老先生亲自为我们开门，历经岁月沧桑，仍然容光焕发，灰白的头发理得很整齐。
屋内装修并不讲究，盆栽与书最多，墙上挂了不少孙女的照片。问及过往的经历，陈守良依旧记忆清晰，娓娓道来。谈话总被他开怀的笑声打断。头一仰，眉一放，眼一眯，嘴巴张大嘻哈许久。
逃亡时光
陈守良的童年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祖父是长沙百货业的知名商人。他至今还记得祖父店里挂着一幅气魄逼人的湘绣：一幅大画，老虎下山，尾巴高高扬起。湖南的湘绣赫赫有名。祖父靠贩卖制作丝线起家，日后便做起了百货业，生意做大，成了长沙百货业的同业公会主席。
然而，命运很快将陈守良从天上甩到冰冷的地下。
少年陈守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后，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抗战。1938年11月12日，深夜一场大火汹汹而起，一时长沙城陷入火海，千年名城，付之一炬。灾民们无家可归，纷纷逃难，长沙因此成为“二战”中损毁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一场大火将陈守良家的家业烧个精光，从此他的少年时光大部分都在辗转流亡中度过。
陈守良随着家人，从长沙逃到湘西，再到湘中，最后又由湘中衡阳逃到湘南道县。当时的湖南土匪多，1944年农历八月初四，陈家在道县农村被土匪洗劫一空。这时日本鬼子也打到道县，陈家一行人被迫逃到了湖南与广西交界的都庞岭上。大山上草木繁茂，无处安身，只能自己动手伐木割草盖草棚。
草棚中住了几日，山下传来日本鬼子向大山方向移动的消息，陈家人只得再向大山深处逃，找到一户农家住下来。住处勉强解决，食物就靠父亲向山上的农家借来的白薯。天天吃顿顿吃，后来陈守良看到白薯就没了胃口。冬天，陈家人自己动手做棉衣，土布棉衣能包住前胸后背，勉强能抵挡山上的寒风。鞋子破了，就自己动手打草鞋。
无忧的童年岁月渐渐在其身后隐去。
逃难途中一路颠簸，陈守良却总能“苦中作乐”。从衡阳逃往道县的途中需经过一段水路，小船在潇水上飘荡，沿路山光水色使陈守良不禁吟咏起柳宗元的诗句：“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逃亡中虽然离开了学校、丢掉了书本，陈守良对知识的渴望却与日俱增，他抓住一切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父亲从农村祠堂里捡了半本《古文观止》交给陈守良，他便复习以前读过的文章，再诵读新文章。他反复诵读《桃花源记》。避开战乱，隐匿于清幽深远，正是他当时最大的愿望。他还喜欢《永州八记》，永州位于湖南南部潇、湘二水汇合之处，雅称“潇湘”。逃到大山之中，陈守良才知道触目所及之山景，都是活生生的“永州八记”。
1945年8月4日本宣布投降。那时候陈守良已经跟随家人下山来到湖南兰山县，兰山城楼上的一口大钟被人敲响，声震四野，陈守良走在山下的地里，听着这胜利的钟声，也飘飘然起来。
探索生命奥秘
抗战胜利后，陈守良随家人回到长沙，考入湖南长郡中学，度过了难忘的高中时光。兢兢业业、学识丰富的老师们，不仅帮助陈守良重新拾起因抗战中断的知识学习，也不断启发着他探寻科学的脚步。而认真勤奋的陈守良，也迅速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948年，陈守良参加高考，下定决心学生物学。抗战时候四处流亡，生命无常的经历，激励着他“去探求生命的奥秘、甚至探索宇宙”。此外，父亲所崇尚的“自由教育”也铺就了陈守良的生物学之路。当年他入读武汉大学生物学系，第二年又再接再厉，凭借着坚固的知识基础，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学系。
从此，他成为生物学系爱提问题的学生之一。陈守良爱“缠着”教“植物学”的李继侗先生请教各种问题，时间一长，李继侗索性将一本大学三年级的《植物生理学》教材交给陈守良自学。陈守良高兴极了，从头到尾将这本书“啃”了下来。
教授“动物生理学”的赵以炳先生的办公室，也是陈守良学生时代经常出现的地方之一。直至今日，他仍然记得师从赵以炳时，每次找赵先生请教问题，都会从“问”变成“被问”，更常常因为不能答出老师的反问而无地自容。赵以炳对教学科研的严肃认真，深深影响了陈守良：“请教别人问题之前，一定要先自己弄明白这个问题的意义，这是我从赵先生身上学到的一件事情。”
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清华大学生物学系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燕京大学生物学系合并，陈守良由此进入燕园。20世纪50年代的校园，政治运动氛围浓重，陈守良常常忙得昏了头，却仍然在学习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几乎是在抢时间，一丁点儿功课也不能落下”。
谈到大学四年的成绩，陈守良笑着说：“我这个人，理解还行，就是没有时间去背。”因此，强调记忆的“有机化学”课程最令他头疼，也常常因记不住有机分子的结构式而导致成绩单“挂彩”。期末考试前猛下工夫，成绩刚刚及格，陈守良说：“这是我最低的成绩，至今都记得。”
1953年从北大毕业后，这位“爱提问的学生”被赵以炳先生相中，留校协助其管理动物生理学教研室的事务工作。四年时光过去，“探求生命奥秘”的最初理想亦从未离他远去，陈守良坦言：“学得越多，才越发明白这问题的深奥与价值。”而选择动物生理学作为专攻方向，则是因为“‘活’的生物学，让人觉得离生命更近了”。
跟随赵以炳做科研的时光是紧张的，却也充满了趣味。抗战结束后，赵以炳的生理学实验室几乎是“百废待兴”，实验器材短缺，做实验时要多方拼凑才能进行。陈守良每天往实验室里跑，常常天黑才能出来。赵以炳和苏联专家苏沃洛夫合作研究动物高级神经活动，教师和研究生要用狗做实验，陈守良就负责起养狗。“养狗可是门大学问。”陈守良笑着说道。他们去农村收购，“农村的狗染病多，得给它治，又要预防狂犬病”。陈守良指导飼养员给狗洗澡、消毒、喂药、打针。这些不够，他还设计狗粮。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既要把狗喂饱，又要营养全面，这可忙坏了陈守良。为了设计出合格的狗粮，陈守良把所学的营养学知识全用上了。没多久，这群狗出落得油光水亮的。朋友甚至打趣他道：“陈守良，你现在可是108条狗的司令了！”日复一日地“以实验室为家”，陈守良却乐在其中，从未有过怨言，颇有些“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怡然自得。
浮沉中的硬气
1960年陈守良被任命为北大自然科学处副处长，参与北大的教学管理工作。
1964年，中宣部派人来检查北大的路线错误，两位延安来的老干部要“重点”检查陈守良。没想到三十出头的陈守良，骨头很硬，让人头大。“老干部”说北大的方针路线有错误，陈守良应声说道：“我们都是按中央的路线走的啊！”正当壮年，陈守良记忆力好，说话有理有据，难以反驳。对方不管问什么，陈守良都能对答，毫不相让。
陈守良说自己身上有湖南人的耿直之气，不说假话、讲原则。然而，他也是极有雅量之人，凡事并不介怀。“文革”的时候，他因“走资派”罪名，被囚禁在生物学系学生宿舍的顶层，五六个人一起睡在地板上，头上吊个一百瓦的大灯泡，离地只有两三尺。晚上要睡觉，他便张口对监视的人说：“我要睡了，你们辛苦了！”转头躺下，呼噜呼噜就睡着了。
1969年，陈守良和妻子贺慕严下放到江西鲤鱼洲，被派到鄱阳湖对岸去抬石头。每天的工作是把石头从地底切开，抬到地上，再抬上船，运到鲤鱼洲去盖房子。贺慕严的腰椎就是在这个时期因过度劳动被压坏，留下了无法治愈的病症。
命运的转机终于出现，8341部队的副政委王连龙突然从北京跑到了鲤鱼洲，要找陈守良“谈话”。王连龙坐下来就问：“陈守良，北大现在招收工农兵学员了，你看该怎么办？”这位北大有名的“走资派”刚烈耿直，一股脑儿把看到的、知道的工农兵学员的问题全说出来，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当时教学改革政策的看法。王连龙听着，拿着小本记录，一句话也不说。
两个星期以后，陈守良接到通知，让他回到北大到教育革命组报到，任理科组组长，负责管理理科的教学科研等工作。王连龙的实事求是，让陈守良甚为敬重。“实际上，我当时已经做好准备，他若是批驳我一句，我就绝不再讲。”陈守良追忆道。
“文革”结束以后，陈守良被任命为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1980年又被任命为北大副教务长。重整北大教学科研工作的重担，自然落在了陈守良的身上。对内，他组织更新学校里的实验室设备条件，整顿自然科学学科的教研秩序。对外，他跟着周培源先生到美国各大高校学习先进的教学科研工作经验。陈守良向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务长了解经验，问了许多问题，教务长吃了一惊：“别再问了，你对MIT的了解比我们的有些教授还多。”
陈守良（左）与王连龙（中）合影
最后一件礼物
“三宝课”是陈守良送给北大的最后一件礼物。但在陈守良看来，这本就是一件小事：“就像今天一个北大学生选过这门课，也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20世纪90年代的发达国家，性教育已经有阶段性的成果。研究表明，欧洲青少年并没有因性教育普及而走向性犯罪，相反提高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性教育并不普遍。1988年，人大开办了性科学讲习班和相关课程，首次将性教育和性研究引入中国的大学校园。1989年，华南师范大学把“性科学和性教育”正式列入教学计划，作为全校文、理科各系的选修课。
1995年，陈守良退休前夕，决定在北大开设通选课程“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之所以选择在退休之前开课，是专业知识与教育情怀的“共同作用”，陈守良一直心系青年性教育问题：“青年学生到了这个年龄，必须了解相关知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要对自身有足够的了解。”然而，陈守良也知道，要让别人开这个课，“他们很为难，而我开这个课，谁还能有什么意见？从政治上到学术上，没有人能挑剔”。朋友担心他“把名声搞臭”，陈守良倒不慌张：“我连北大的‘文革’都经历过来了，还怕这点责难么？”
课程开出，迅速在北大学生中引起轰动。在电教馆上的第一堂课，200多个学生整整坐满了一个大教室，许多没有选课的同学们也都纷纷来旁听。“因为这个内容好啊！讲科学，讲真理，大家自然喜欢。”陈守良笑着说。其中更有甚者，陈守良回忆起：“有个选了课的女生，刚开始被宿舍同学嘲笑，后来回去给舍友们一讲（讲课内容），其他几个人都听得着迷，以后每堂课结束后都要回宿舍给舍友们也讲一讲。”
1999年，陈守良退休一年后，课程由于缺少任课教师而停开了，于是他又一次重回北大讲台，同时寻觅愿意参与课程教学的新教师。一年多以后，看着课程逐渐走上正轨，陈守良便把这门课交接给了第二代讲师程红，他自己终于正式退休，卸下了肩上绵延几十年的教育重担。
“三宝课”后来成为了“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课程的别称，陈守良笑着说：“同学们说的没错，的确是人的三件宝贝！”自1996年开课以来，课程在北大广受学生欢迎，被很多人称为“选修课中的必修课”。历经20年，“三宝课”登记在册的北大本科生累计选课人数已过万，课堂容量从最初每年200多人增加到目前每年的1000多人，仍“供不应求”。
“三宝课”的课程影响力辐射到周边大学，在当时并不宽松的教育环境下，算得上是一种开创性实验，也是中国性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直至今日，现任“三宝课”教师姚锦仙每每会在开学第一课上，向选课同学们介绍起三宝课的“功臣元老”陈守良。
年少流亡，陈守良在这一方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体验着生命的无常。渴望真知，令他与北大结缘，风雨六十载，经历过沉浮落难，却依旧顽强刚烈。他是北大行政岗位上风风火火的干将，亦是教学科研中兢兢业业的奠基者，更将“三宝课”开进北大，将生物学的奥妙传递给广大青年学子。
陈守良像一株大树，根深而叶茂，荫盖着一方燕园学子。他将生命的颠簸当做礼物，也竭尽所能为北大、为科研贡献着自己。至于自己，他不过是淡淡一句：“这么多年的专业学习，让自己认识到了宇宙人生，世界客观存在，没有上帝，也不用玄学，一切皆有其运行规律。”真是平常无奇的答案和逻辑。
而他从未停歇，似一株繁茂大树，敞亮而坚毅地活着。
（文/郑媛、蔡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