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心虔志诚 古风犹存
有时，他很普通。面容清癯，身材瘦削，衣着朴素。顶一头短而稍乱的白发，戴一副小巧的圆形金属眼镜，额头宽阔而微凸，神态严肃而静默，仿佛总在思考着什么，透着一股典型老派知识分子的博学、精干与认真。
有时，他很打眼。在一些文学奖或诗歌奖的颁奖会上，出席的学者们各个西装革履、侃侃而谈。唯有他，仍旧是平日里的那身行头——最简单的素色立领衬衫，外罩一件略显肥大的深色夹克，仿佛来自上个世纪。
他就是现当代文学专业必读书《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者——洪子诚。
求学：书里的世界要有趣得多
今天提起洪子诚，知道他的人几乎都有这么个印象：这是位认真严谨、低调踏实的学者。不过，在那本带有回忆录性质的小书《我的阅读史》当中，洪子诚却记录了儿时的另一个自己：不爱读书，常因背不出课文挨老师板子；爱逃课，不是跑去河里游泳，就是去找墙缝里的蜗牛壳；偶尔还会背着老师和家长抽上一口同学偷来的香烟。
在期末考试屡亮红灯之后，束手无策的洪父、洪母终于忍无可忍，下了狠心：转学！说来也怪，自从转到另一所学校，洪子诚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再好动、凑热闹，转而安安静静地读书，成绩也跟着突飞猛进。用他自己的话讲，“若不是转学后性格大变，我现在肯定不会在学校教书，也不会做什么‘学问’。我会选择去当兵、去野外考察、或者去做生意”。就这样，世上可能少了个将军、探险家或老板，却多了个安静认真的书生。
读书的兴趣也在那时渐渐生长起来。书，安抚着这个突然变得内向的少年，更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我见到的，每天所过的日子，要有趣得多。我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事，多少总能在书里得到弥补”。
喜欢归喜欢，有没有书看却是另一回事。洪子诚念初小的时候，书籍在他所在的县城还是稀缺品。晚年的他回忆儿时，能记得饭铺、杂货铺、药店，也能记得青果行、米行、竹器行，却无法在记忆中搜索到书店和图书馆，“能得到一本喜爱的书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当他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到几本二十年代的《小说月报》时，当他终于有零钱订阅《文艺报》等杂志时，产生的那种“在当下的时代无法想象的幸福感”。
读的多了，自然也对创作产生了兴趣。中学时，洪子诚花了一周时间写了一篇长达六七千字的散文，用许多抒情和排比来歌颂祖国新貌。他记得当时的自己“很得意”，在讨论时“紧张地等待赞赏，还提醒自己不要太‘喜形于色’”，却不曾想，等待他的是老师冷峻的批评：“空泛、夸张，还是写你有体会的东西吧。”从此，洪子诚对夸张、空泛，总是十分警惕，“这个批评是我当时未能领会的财富”。
1956年，洪子诚考入北大中文系，当时北大的文学氛围很浓，有“五四文学社”这样全校性的文学社团。社团有一本刊物《红楼》，年轻的洪子诚给《红楼》投过好几次诗和小说，结果只登了一两首小诗，其他都被退回，“这对我打击很大，遇到这样的挫折，也就打消了当作家的念头”。
就这样，创作的梦想淡去，学知识和搞研究成了洪子诚求学岁月的主旋律。1958年，还在读本科的洪子诚就和谢冕、孙玉石、孙绍振等人联名在《诗刊》杂志刊登了长文《中国新诗发展概况》，连载了很多期。其写作过程颇有点传奇色彩：六个年轻的学生，一气儿从图书馆借出几百部诗集，运到北京和平里作协的两间宿舍，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分工写成了初稿。而今提起这次早期治学经历，洪子诚相当客观冷静，“1958年大学生的集体科研是一项政治运动，是毛泽东号召、支持的无产阶级占领学术阵地的运动……基本没有什么专门的讨论，就是七嘴八舌乱吵一通，一人分一个阶段，自己看材料。所以‘概况’从学术上说是粗糙的，也是粗暴的，不过这段学生时期的经历，却很难忘”。正是这种“集体科研”让他开始对学术研究有了一点概念，“在此之前，我对学术研究可以说一无所知。这些活动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有了搜集、阅读资料，发现问题，归纳论点等科研实践的初步经验”。
教学：在北大教书要加倍努力
1961年，洪子诚本科毕业。原本定好留校读研，但因当年研究生人数压缩，他便被重新分配，留校教写作课。写作课是当时文科各系的必修课。因为要批改大量作业，负担较重，又普遍被认为没有多少学问，所以很多人不愿教。但洪子诚到“文革”前一直都是教写作，“当时也很不安心，但事情还是认真去做”。
南通大学的中文系教授陈学勇是洪子诚的第一批学生。他对洪子诚的作文课评价很高，“听似平板的讲析，却具体而简约，总挠到我们写作的痒处、痛处，叫你顿时开窍”。五十年过去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学生”再翻出当年的作文本，仍旧非常感慨，“子诚老师批阅作文尤见工夫和眼力，删的、改的、夹批、尾评，密密麻麻，灿烂一片”。
1970年，北大中文系恢复教学，隶属写作教学小组的洪子诚可以重新选择方向。他加入了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学内容变了，洪子诚对教学的重视没变。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他始终把相当多的精力花在了低年级本科生的基础课教学上。光“当代文学史”这一门课，他就讲了十多次。他常说，“基础课很重要，也比较有意思。面对刚进校的学生，确实比较愉快。”更为可贵的是，一门课教了十多年，他还做到了“岁岁年年课相似，年年岁岁课不同”——他总在不断修订、甚至重写讲稿，“拿旧的讲稿讲课，没有新鲜感，总觉得别扭”。到退休时，当代文学史的讲稿已经积了厚厚一摞。
洪子诚的认真得到了学生们的肯定。他在北大的最后一门课程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这门课原本是二十多人的讨论课，但前来听课的学生总是有一百多人。其实，洪子诚更喜欢小班教学，觉得师生交流效果更好。在小班教学中，他提倡“学生做主”，老师起引导作用，“这并不是降低教师的责任，实际上压力可能更大。能不能在讨论中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将对话纳入一个有意义的框架之中，这需要教师的敏锐和把握现场的能力”。
他教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尊重学生，不端教授架子，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他认为：“不少学生有自己出色的见解，在某些方面有比教师高明的地方。他们的有些看法，包括看问题的角度、逻辑，是你没有想到的。尊重学生，把他们合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吸收进来，也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乐于承认自己从学生身上受教不少，小到一个生僻字的读音，大到治学的思路和眼界，“读过的一些书，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罗森塔尔的《辩证唯物主义》，卡冈的《艺术形态学》，黑塞的《纳尔齐斯与哥尔德蒙》，韦勒克的《西方四大批评家》，波伏娃的《第二性》等，就是他们学生建议的。他们也建议我读金庸，读三毛，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听周杰伦的歌，听古尔德的钢琴……有的建议我不一定都接受，却让我开阔眼界”。
在不断反思和改进教学的同时，洪子诚自己也在不断学习，始终保持着对新潮学术理论的熟悉：“我读过许多国外著名理论家的著作，读得零七八碎，有的还不求甚解。但我还是要努力去读新东西。我直到退休之日，一直有很大的压力。说的好听，这是一种责任心，但也可以说是爱面子。我不愿意学生说我是个落伍的、不学无术混日子的教师。”
治学：平和而节制的文学史家
洪子诚参加学术会议
1997年，洪子诚开始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为20世纪50至90年代的中国文学做传。1999年，此书一出便获得学界高度评价，成为代表洪子诚最高学术声誉的著作，被许多人认为是至今为止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当代文学史著作。曹文轩说：“正是洪子诚严谨的、规模宏大的、事实与理性并重的学术研究，使我们这群人得以为业甚至为生的一个学科（当代文学史）获得了不可辩驳的合法性，使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尊严。”钱理群更是毫不吝惜地赞美：“我的第一感觉是，‘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这确实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戴锦华则认为，此书不仅证明了当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的必要性，更因其独特的洞见和方法论，即从建制、机构的层面去把握历史，从文学生产的过程中去认识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与进入历史的角度，也为更广义的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学生们则说，《中国当代文学史》写得比大部分文学作品都好看。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当代文学史曾面临过不少质疑和争议。其最大的尴尬就在于，为当代写史，似乎总显得距离感不够。更何况，当代中国文学还那样深刻地跟政治、历史勾连在一起。那么当代文学史到底能不能写？该怎么写？洪子诚认为，做文学史研究，恰恰不能仅是了解文学及其本身的历史，更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等大背景。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跟历史、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没法剥离。比如，人们常说的“新时期文学”，简单化地说，其实就是不同作家怎么阐释文革、“触摸”当代史的问题。但是，尽管关联密切，他也不主张把文学史讲成政治史、社会运动史。“一些被人当成政治问题处理的，我愿意从文学内部来处理，从‘内部’显示它的‘政治涵义’。”比如，对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他并不简单地下一个好或坏的结论，也不会一味批评江青等激进派如何荒谬，而是把重点放在这些地方：这种文艺观点、路线和政策，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内部逻辑有什么问题和后果，即所谓“发生学”的角度来阐释。遇到“敏感”问题，他选择点到为止的节制表达。“这不完全是权宜之计，我明白‘节制’的力量。”
新诗，是洪子诚学术研究领域里仅次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部分。从求学时编《新诗发展概况》始，他就对诗歌有浓厚兴趣。1993年，他和刘登翰合著了《中国当代新诗史》。如今，退休后的他依然与弟子冷霜、周瓒等人参与北大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活动和编辑工作。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他有时会为自己珍视的诗歌和诗人打抱不平：“我们的环境太不重视诗歌、诗人了。没有诗歌的文学是奇怪、畸形的文学，中国作协不重视诗，他们好像也没有人懂诗，评出的诗歌奖有的很搞笑。”
2002年退休后，洪子诚的教学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但研究并没有停止。在北大新诗研究所，他担任刊物《新诗评论》和“新诗研究丛书”主编的工作。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他参与编选《百年中国新诗总系》，出版了《我的阅读史》等书籍，并继续对《中国当代文学史》进行修订。此外，洪子诚还在退休后继续到全国各地讲学，如台湾彰化师大国文系和台文所、清华大学中文系。他甚至兴致勃勃地表示，“如果精力允许，以后会写一点随笔性文字，整理在台湾上课的讲稿，和年轻朋友编一本百年新诗选”。
（文/裴苒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