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西方世界头号学者

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史学大宗师，叫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开辟了研究中国的新潮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从他开始，美国才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的首要重镇。费正清虽然只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却成了美国历史学会第一个并非研究美国历史的主席。在哈佛，与费正清同时期的还有一位地位尊崇的教授叫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他比费正清年轻几岁。正是因为哈佛同时有了史华慈与费正清，才使得该校在中国研究方面简直天下无敌。史华慈在英文世界被称为是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祭酒”，为人也极厚道谦和。我有三年多时间跟他住在同一条小街Kirk-land Street上，相距不过三四十公尺，常和他在小街口路遇，闲聊几句。有次老爷子（他长得侧面有点像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跟我聊起了兴致，非让我到他家看看他很多年以前——大约是我们这代人穿开裆裤的时候——花了八万美元买的古旧砖楼。那栋小楼藏匿在一个深深的半圆形院子里，覆盖着长长密密的绿藤红叶，现在已经价值数百万。

而马若德这位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世界头号学者，正是费正清的弟子，也是史华慈退休以后的那个Leroy B.William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讲席之接任者。他不仅做过哈佛大学政府系的两届系主任，也曾做过三届“费正清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并且他二十九岁时就在英国创办了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如今，它在全世界研究中国的英文学术刊物中是最具影响力的。他访问过中国几十次，中国老一辈的领导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其他的像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等人都曾会见过。他的结发夫人在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国际专栏主编期间，会见过老一辈之后的中国核心领导人，曾经给我描述过会见谈话的一些生动细节。

我第一次见到马若德，是在他1983年夏天访问中国期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一个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专题讲座，那一年他刚刚出版了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系列研究的第二卷。这总共三大卷1700页的巨作，后来在1999年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备受尊敬的Joseph R.Levenson Prize奖。该项学术奖是为了纪念1969年不幸英年早逝的Joseph R.Levenson，他生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任教，在国际上被广泛认为是治中国史的大才子。以他命名的这个奖，专为英语世界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优秀研究成果而设。马若德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的基础上，后来又埋头苦干多年，完成了Mao’s Last Revolution（《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年有中文译本发行），把中国“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给整完了一遍。

他那次访华的时候，我正在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工作。因为我刚刚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作为国内青年学者的代表，有机会参与接待他的事宜，可以与他多次面谈。没有组织上的安排，像我们这个档次的小青年，是不可以随随便便跟老外直接接触的，万一受了他们的“精神污染”怎么办？因为跟马若德有了几次交谈，我也受到英国驻华大使伉俪的邀请，参加了为他举行的一个大型欢送酒会。酒会在8月6日晚上6时举行，我至今还保存着那份正式请帖。为什么他这个美国大学教授访华，英国大使及夫人要举行隆重的酒会呢？——是因为马若德出生于英国的望族。他的父亲是个职业外交家，做过联合国人事部的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巴基斯坦刚刚从英国独立出来还未正式建国，暂时在联合国的托管之下，他的父亲那个时候就是联合国托管巴基斯坦的第一号或者是第二号官员。因为他父亲在外交界长期杰出的服务，后来还被英国女王授予了“大不列颠帝国高级勋位爵士”的爵位。马若德是这个显赫贵族家庭的独生子，但他自己却成了英国的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从政的时候参加的两个政党都属于英国政治制度下的左派党。他先是参加了工党，然后他可能嫌工党还不够“左”，又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当选过一届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也做过好几任英国的高级文官。在从政之前，马若德还有过一段有趣的新闻界从业史，做过BBC国际新闻的主持人。我看过他原来主持节目的纪录片，他那时真是帅哥一个！马若德在政界干了几年之后，第二次出来竞选没有成功，于是他干脆就进入学术界，主要是做中国研究，包括与中国有重要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

马若德是威尔士人，他是在牛津大学读的法律和历史学本科，硕士学位是在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而博士学位是他用已经发表过的专著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申请到的。1980年代初期，美国要加强对毛泽东之后力图现代化的中国的研究和教学，结果哈佛大学就把他从英国挖过来了，那时他已经在学术界功成名就。他到了哈佛之后，政府系和历史系同时给了他教席。

在马若德访华的那十来天里，我用非常蹩脚的英文跟他谨慎、小心地交谈过几次。有一次他还跟我开玩笑，问我平时干什么，我说平时都是看书。他又问我看书以后做什么，我说看书之后累了就睡觉，他又问：“那你在看书和睡觉之间干什么？”我对他说看书和睡觉之间就是锻炼身体，跑长跑，跑完了就学青年毛泽东洗冷水澡，以锻炼革命意志。我给他的印象是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中国革命青年的样子。

我记得英国大使馆为他举行的正式欢送酒会之后两天，马若德又自掏腰包在北京东交民巷当时刚一开张便名声大振的松鹤楼饭庄举行了一次告别答谢宴会，那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教导怎么去喝西方风格的葡萄酒。那天宴会上开了两瓶茅台，两瓶天津王朝半干白葡萄酒。那年头中国本土的葡萄酒是没有“干”“半干”“不干”的区别的，统统加糖酿造。我当时很惊讶：葡萄酒怎么还有“干”和“半干”的呢，酒是液体，“干”了不就是没有了吗？而且，喝酒都是要“干杯”的，“半干”不是对人不礼貌吗？我就问马若德，他说中国式的葡萄酒是有糖分的，如果抽取掉酒里的糖分，就变成“干”的了，这样一解释，我才明白过来。正是这一次“半干”，既令我后来有了进入哈佛大学念书的机会，也使我对西方的葡萄酒产生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