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以全人教育为旨归的女性经典阅读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特别是西方启蒙思想的滥觞，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女权运动（Women’s Suffrage），使得人类渐渐摆脱一种性别对于另一性别的依附与从属。在经历了两次大规模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北美，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设有女性研究中心（Women’s Studies Center），或冠以各个时代的女性风云人物之名，如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苏珊·B.安东尼中心，或根据所在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名人的名字命名，如加拿大渥太华卡尔顿大学的鲍琳·朱厄特女性与性别研究中心（The Pauline Jewett Institute of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这些研究机构集聚本校或外校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女性研究或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为主导，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或是文理交叉学科的创新研究，以女性主义思潮作为理论先导，开设各类女性学研究课程，并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女性学方面的课程一直是各个大学常设的选修课或必修课。然而西方女性学的教学与研究在我国大陆尚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与之相关的课程与教材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在我国高校引入西方性别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弥补现有的欠缺。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从性别文化角度认识西方女性学与女性文学创作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对接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有助于中国学生国际化视野的拓展和国际交流能力的提升。

源自古希腊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一直是以培养“全人”（Holistic Education）的育人理念为旨归，无论中西，古代那些先哲、先贤们无一不是文理兼具的通达之士，无不集科学理念、人文关怀与艺术修养于一身，无不是仰观俯察，洞察宇宙之大道，探悉人生之要意的饱学之士。近代以来渐趋成熟的人文社会学科更是启迪人的心灵和智慧的科学，肩负着培养健全的、有良知的，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人”的要务。因此，倡导以“全人”理念为培养模式的育人理念，其实从更为初级的教育阶段就应当展开，到了大学阶段已经是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了。我们看到随着20世纪之初西风东渐，尽管在我国制度层面的性别平等观念已经确立，但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依然会对女性存有种种偏见，有些甚至已经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往往导致人们在观察与处理问题时产生某种程度的偏颇。至今已经在上海交通大学开设了六年之久的“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通识核心课程一直立足通识课程宗旨，旨在平衡与纠偏传统文化中性别的刻板印象，从而助力健全、开明的人格养成。

基于对博雅教育理念与性别平等意识的思考，本书从编写的内容上，除了包含少数被主流文化所推崇的已经列入教科书的女作家的作品，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与勃朗特姐妹们所作的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作品，再如才华与创造力堪比经典男作家的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美国的华顿夫人之外，本教材的重点还将揭开尘封已久的、被主流文学所湮灭的女性书写，突显女性在她们所处时代的地位，通过她们有别于男性的所感、所思和所书来展现她们各具特色的创作情怀并揭示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和一部分女作家的误解与曲解等。例如，古希腊的萨福体诗作、中世纪修女的口述文学、贵妇人的“闺中情怨”以及那些在当今已成女性文学经典，而在当时却被认为有伤风化、不得面世的肖班的《觉醒》和吉尔曼的《黄色墙纸》等一大批女作家及其作品。如何对这些一度被埋没的作家作品进行解读，如何让学生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理解作家与作品的内涵，从而寻找其中对当今社会文化的启示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在编排上力求做到重点难点安排妥当。依据女性主义思潮的发生、发展，再到深化与分化的规律，全书共分5编12章，中古时期的女性书写多为传说或是口述形式，有些内容无法考证，因此在篇幅上略显粗略，而两次女性解放运动浪潮下的女性创作，则更为详尽。在编写的体例上，本书图文并茂体现双语特色。且尽量运用图片资料，避开过度专业的语汇，力图引用更多作家的趣闻轶事，以增加教材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充分体现通识课程的特点。本书一改过去某些文学教材只是文本解读的编写方法，作家背景和评论等章节用汉语编写，而文本阅读、课堂讨论、文学常识等附录部分用英语编写（本书篇幅所限，电子学习材料另行附赠，可赴北京大学出版社官网下载）。英语部分突出这些作品的原创性，而汉语部分则强调中国读者和学习者对于作家作品的思考与感悟以及带给我们的启迪。

本书努力发掘具有典型性的英语世界的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以有别于男性的女性视角，对这些文本进行分析解读，让学生自己评判主流的男权社会对于女作家与作品的评判是否有失公允。又从性别文化视角反思与批判主流文学中男作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对于女性的性别期待是否是一厢情愿等问题。因此，在教学中就要努力寻找文学的“人学”特点，不能将人文学科的教学等同于语言技巧的培训，而忽略其鲜活的思想性，在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实践中，摒弃传统的“全盘记录”的模式，转向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质疑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而这些创新型思维能力在我们目前应试教育为导向的教育体制下，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提升。打破旧有的以权威分析解读为导向的模式，引导学生对经典文本进行批判性思考，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发掘、重新阅读文学经典，鼓励学生提出对文学经典的独到见解，特别是经典文本的当下意义，并尝试将“全人”的育人理念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全过程。认为文学经典的阅读和重读是践行这一教育理念的重要途径，对于女作家的阅读与重读同样是实现集人文关怀与社会关怀于一体的一个绝佳途径。

其实，早在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兴起，一种全新的阅读文学作品文本的批评模式——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思潮就已经显露端倪。它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理论方法衍生而来，同时又提出相反的主张，在文学批评实践过程中，它打乱了一般批评模式对文本从习惯上所做的所谓的权威评判，从作品所调度的语言系统中提取出足够的理据，来建立自身的结构。解构主义有时被称为“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因为它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借用了许多概念，同时也借助了以索绪尔理论为基础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旨在打破索绪尔的体系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又称为后结构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之一，也是结构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罗兰·巴特和德里达。他们认为结构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差别组成的，由于差别的变化而引起结构的变化，因而没有固定的结构，结构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由于文本的开放性和不稳定性，在文本的阅读和写作时需不断分解原来文本的结构，根据主体自身的情况形成新的结构。

在这种思潮下，文学阅读、文学批评以及文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无不受其影响。在美学界和文学批评领域就立刻诞生了接受美学与读者反映（Reader’s Response）批评，作品一经问世，作者已经宣告死亡。读者与批评者不再一味受制于作家与作品，而是成为文学文本消费的主体与权威，以往那种众星捧月一般地将作者和其作品奉若神明，谨小慎微地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的解经式的阅读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这种不可抵挡的、批量的、快餐式的创作与阅读模式。而且由于文本结构的不确定性，对于某一经典文本的解读也不再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典律。因此，在教授文学的过程中采取批判、质疑的态度重读文本，重构与重新发掘经典，已然成为对文学经典的基本态度。

如果说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已得风气之先，将批评的触角伸向对于经典的解构与批判，然而，遗憾的是文学课程的教学却在一定程度上沿袭旧有的传统模式，未能在新的环境下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型思维的能力，未能在众多的目标选取中将人文学科所必须承担的“全人”目标视为己任。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当前英美文学教学很大程度上成为高级英语精读课。特别是对ESL学生，文本的细读成为对文本中字词句的解读，成为词汇与语法课，对GRE和托福考试倒是有一定的帮助，但往往忽略了篇章结构的逻辑关系，更谈不上对作品思想的深度剖析与挖掘，抛开了文学作品本应承担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遑论经典作品中所传递出的对于现实、对于生命的启示意义。

另外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们对待学生无不以成绩论优劣，孩子们在很大程度上逐步被抹杀掉了各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想象力与好奇心。在学校、父母和各类考试三位一体的合力挤压下，一个个都被变成了只会读书和考试的“乖小孩”后进入大学，而此时的他们已经远离了父母和围绕他们转的班主任，学习上变得只会被动地等待老师的灌输，变得毫无主见，盲目地集体服从。

针对上述现状，建议在女性文学的讲堂上，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与思辨的能力。例如，对于经典的选取不能一味因循所谓权威的既定标准，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发掘出那些为主流文化所湮灭的作品，或对于原有经典进行重新解读，发现作品或人物的现代意义。再如对于同性恋亚文化的问题和一切非主流或被边缘化的群体等问题，应当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与多元见解，并将这一指导思想贯穿于教学过程中，包括平时作业、课堂讨论、小组Presentation、研究型论文的撰写等各个环节。在课堂教学与线上学习中，制定出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质疑能力的方案，最终实现让学生独立地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目标。鼓励学生在经典的阅读中不断反思与求真，追求自我心灵的成长与人性内在的、全面的解放，让学生在真正的学习和探究过程中，诠释生命的真谛，实现人文教育对功利的超越和对自我的超越。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摒弃盲目地集体服从（Blind Conformity），学会独立思考（Independent Thinking）与分析判断（Analytical Skill）。

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识教育就是培养“全人”或“完人”的教育。就其教育目的而言，“全人教育”把教育目标定位为：在健全人格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让个体生命的潜能得到自由、充分、全面、和谐、持续发展。简言之，全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成为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和谐发展的“全人”。因此，作为时刻关注人的精神与心灵生长的女性学与女性文学经典阅读，理应成为“全人”教育的责无旁贷的承担者。

虽说本书的编写也算是经历了“十年磨一剑”的历程，英美女性主义文学与性别文化也一直是编写者研究兴趣所在，无论是教育背景、资料准备，还是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可以说具备了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在真正的写作过程中，每当面对浩瀚的文学海洋，看见那些散落一地而又蒙尘已久，并且是孕育在女作家们的累累创伤之上的一颗又一颗璀璨的明珠时，除了欣喜、心痛、仰慕所交织而成的复杂情感之外，更多的却是陷于一种焦虑与煎熬之中，尤其是在取舍之间，难免挂一漏万，陷入两难之境。在此恳请来自每一位阅读者的批评与包容。

本书的编写极大地得益于外国文学、女性文学和女性学研究领域专家学者们的著述，特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金莉教授、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刘岩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荒林教授以及上海大学的朱洁教授，她们丰厚的著述与丰富的教学经验给了我许多启发。在通识核心课程“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教材立项审批等环节，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胡开宝教授与助理院长陶庆教授的大力支持；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兼上海市外文学会会长彭青龙教授在本书的结构安排上给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副院长常辉教授也给予了无私的出版经费上的支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的各位专家教授，特别是向隆万教授、严燕来教授对本书的支持、鼓励与宝贵的建议；特别感谢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鲁莉老师一直以来在通识核心课程建设与教材编写要求等方面给予的悉心指导以及教务处杨西强老师和田冰雪老师的大力帮助。我的同事赵鸿雁老师、王冬燕老师和都岚岚老师对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的兴趣与问题探讨也带给我许多写作上的新思考。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相关领导的支持，特别是外语编辑部的刘文静编辑对书稿耐心细致的文字修改与编辑工作。这些专家、学者与同行们的支持与鼓励是我完成本书的重要保障，同时来自广大同学和女性问题关注者们对于女性文学和性别文化的浓厚兴趣也不断鞭策着我尽早成书，以便与读者见面。

施旻

2016年5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