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理论的价值取向——对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社会福利思想的反思[19]
社会福利是一个不断受到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社会的政治和道德意识形态的审查和拷问的领域，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经济敏感性的领域。一旦经济和社会政治形势发生波动，首先遭受冲击的就是社会福利制度。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危机发生后，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及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根据——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攻击，以及西方国家对社会福利的大幅削减而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然而，如果说过去关于社会福利的争论和修改还主要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调整上的话，当今世界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却在根本上动摇着福利集体主义的价值基础，并且对社会福利的合理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
对社会福利制度及其价值观的冲击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自由化思潮，另一个则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对国家治理的冲击，极大地削弱了各国政府对人民的社会保障能力。资本的自由流动也瓦解了民间社会关系——社区团结和社会网络，并且造成了社会的个体化和个人的原子化。可以说，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经济自由化和社会个体化的时代，在这两者的双重作用冲击下，社会福利的传统政治道德基础正在被瓦解，人民的生活陷入空前的不安全状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寻找社会福利发展的新出路，就成为当代社会福利理论的焦点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社会福利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社会学理论的分析，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福利问题及其价值取向给予理论的说明。
一、全球化与市场原教旨主义
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资本获得全球性自由的强大推动力。在它们的意识形态里，“守夜人式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因为它的政府只是按照一定的法律管理国家，绝不干预市场活动。按照什么样的法律呢？它们认为，最好的法律就是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法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维持自由贸易、资本流动和货币自由兑换，需要法律和政治双管齐下。在法律的层面首先必须贯彻最惠国待遇原则，保证不歧视外国的商品、服务、财产和合同。在政治层面，政府的政策必须合乎这些法律的、经济的原则”（萨丽，2003：17）。这就是说，资本可以跨越国家的界限和权力，这样才能保证经济自由充分发挥其潜力。所以，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范围中的基本的经济自由即私有财产以及契约、交易、联合的自由，必须相应地辅之以“国际性”经济自由即自由进行跨国贸易，资本自由跨国流动，自由兑换货币。没有这些相应的国际经济自由，国内的经济自由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潜力，更进一步说，它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对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赋予全球市场以自由的支配权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它们与所有的市场一样都是解决难题的机制，而且会趋于均衡”（吉登斯，2000：155）。但是，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把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利润最大化当作根本目的，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它使经济全球化变成了全球市场化，从而最大限度地解放了资本。这样，经济全球化成了跨国公司的老板和股东们的欢宴；它也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国”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结果是少数几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占享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整体扩大及发展的主要成果”（沃勒斯坦，2001：15）。而对于穷人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的市场化则使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从中得到的最少，而遭受的损害最大；与此相反的是，富人和富国则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化带来的不是平等和社会正义，相反，它必须以不平等和贫富间巨大的差距的存在为前提，才有可能使资本赢利。所以，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反对平等、反对集体主义。对它们来说，不平等是合理的；不受集体保护地自由流动的个体的存在，才使资本自由流动有了客观的可能性。对此，哈贝马斯说得非常精辟：“新自由主义主张通过解除国家的互助共同体关系把个人释放出来，使他们进入不受控制的世界市场的‘自然狩猎区’。”（哈贝马斯，2000：89）可以这样说，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潮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对主张社会福利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鲍曼在描述后现代社会的境况时指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个体化的社会，由于资本自由运动的作用，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由长期雇佣者变成短期雇佣者，他们的命运和前途也变得越来越无法预测和控制。“劳动力的雇佣变成了短期行为，被剥夺了稳定的（更不用说由保障的）前景，因而变得支离破碎。”[20]资本的自由流动使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被打破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解除约定。……现在，凭借过去梦所未见的新的自由移动，资本已经摆脱了对劳动力的依赖。其再生和发展已基本独立于它和劳动力之间任何狭隘的特殊约定的延续”[21]。摆脱了对劳动力依赖的资本，实际上就把劳动者置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自由流动也造成了一个流动的权力体系。“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不做准备或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可以随时见机行事，可以自由地利用它，而且可以不顾及后果”（鲍曼，2001：9）。并且由于它的“灵活多变、漂泊不定、难以捉摸”，它使得那些固守疆土的民族国家和地方性组织、机构等互助共同体几乎没有能力来与之对抗。资本的自由流动将民族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置于一种软弱无力的境地，使它们感到与全球性资本进行的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斗，如果政府想要提高人民的福利，改善地方的生活状况，它们只有去讨好资本，用乞求哄骗的方法快速地引进资本，让它感到它能在自己的理性范围内自由地活动（所谓创造投资环境大概就属于这一类的方法）；结果是跨国资本“实行统治，但又不用承担可恶的行政性、管理性和福利性的日常工作”（鲍曼，2002：19）。
资本无限制的自由流动和全球范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在破坏着福利集体主义的道德基础。经济全球化瓦解了人们基于某种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而形成的道德情感纽带，把人变成那种为适应资本的全球流动和市场自由竞争需要的利益个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只能为自己负责，只能成为一个个体，一个“为自己的人”。在这样的情景下，集体对个人的意义变得微乎其微，个人主义则似乎可以大行其道。
对于这种把人从他所属的社会系统中分离出来的现象，吉登斯称之为“脱域”（disembedding）。他说：“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22]现代社会的两种脱域机制：象征性标志的产生和专家系统的建立。而这两种现代性制度又都依赖于信任（trust）。对于前一种脱域机制来说，最具普遍意义的象征性标志就是货币。现代货币经济的发展使“货币本身”独立于它所代表的商品，如同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数据一样，以纯信息的形式显现出来。而信任在这里作为一种抽象的能力（不是局限于对具体事物或人格的认知，而是对象征性标志的信任），它把货币当作了可以将一切人——熟人和陌生人、谋面的与从未谋面的人——联系起来的东西和可靠的力量，而不用考虑在特定场景下从事交换活动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而从后一种脱域机制来看，“与象征标志一样，专家系统以同样的方式脱域，即通过跨越伸延时—空来提供预期的‘保障’”[23]。“它把社会关系从具体的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24]，从而使人可以不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关系而成为独立的人。
脱域使人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但鲍曼指出，脱域在早期现代性里是为了“重新嵌入”（re-embedding），即从僵化了的社会等级结构里脱身出来，紧随某个正在形成的社会阶层的生活模式，加入到其中去，成为它的一员。但是，在晚期现代性或者流动的现代性里，“重新嵌入”却不可能。因为流动性使脱域出来的人必须“不断地移动，没有‘完成’的希望，没有休息，没有‘成功’（arriving）的快意，没有可以使人消释疑虑、停止担忧因而放松地到达目的地的满足感。在被‘脱域了’的个体所走的路的尽头，见不到‘重新嵌入’的希望”。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脱域了的个体成了公民最坏的敌人。公民希望通过国家的安康来使自己幸福，“而个体对‘公共事业’‘普遍的善’‘良好社会’或者‘公正社会’，倾向于冷漠、怀疑或是警惕”。除了让个体得到满足以外，“公共利益”就什么也不是（鲍曼，2002：49—55）。这就是全球化时代人的状况。
全球化制造了像跨国公司这样的流动的超级权力体系，也使脱域的个人无法再“重新嵌入”到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这使得我们传统的国家观、民族观、社会历史观及价值观都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情形下，以公民权利和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福利理论与实践也遭遇到最严重的挑战。然而，正如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的那样，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的大混乱、大动荡，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开端的发生。而在这种历史转折中，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和理想不仅不会因此而消失，相反，它会以更加明确和清晰的形式保存下来，并且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持续的道德支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和接着发生的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使以社会正义、集体主义和公民权利为理论旗帜的社会福利事业遭遇到独步舞台的新自由主义的强力阻击。曾经被视为社会平等象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如同柏林墙一样，几乎在一夜之间倾塌了。自由是首要的，为了自由可以牺牲保障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
然而，似乎一路高歌的新自由主义很快又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资本的自由流动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使得它所竭力抹杀的集体主义、社会福利和社会正义等，不仅仅是作为国家范围内的问题，也作为全球范围的问题而重新成为讨论的中心。各种追求全球性福利的思潮——人权运动、女权主义、绿色和平运动等，以及谋求发展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平等的呼声，对各国政府制定本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福利的价值选择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制约；国际资本跨国界流动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福利状况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国家的福利保障功能在弱化，社区的社会支持网络随着社区的瓦解也遭到破坏，人民的生活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社会不公正现象在全球范围的蔓延，使人们要求社会正义、遏制不平等发展的努力，不仅仅局限在国家社会的范围内，也扩展到全球社会中。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也不仅仅是在直接的生活福利方面，还扩展到生态安全、代际正义与可持续发展等社会福利与社会正义的深层问题，形成所谓福利问题全球化的趋势。
二、“第三条道路”的福利观及其问题
全球性福利问题的提出，使人们对为了自由而牺牲保障的新自由主义福利意识形态提出了普遍质疑，各种“纠正”市场原教旨主义偏差的福利改革主张也纷纷出笼。在这种新的福利改革思潮中，“第三条道路”提出的以工作福利代替社会福利的改革，“从福利转向工作计划”（welfare-to-work schemes）（吉登斯，2002：45），最充分地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福利理论与实践的动向，也是所谓代表西方中左派的新工党对经济全球化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正义的冲击所做出的回应。这种福利改革的基本策略是兼收并蓄左派和右派的社会福利政策，“在战后社会民主与撒切尔保守主义之间探索出一条中间道路”（德莱威，2002：147）。对此，吉登斯的表述是：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主要关注于经济安全和再分配，而把财富创造视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新自由主义者则把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第三条道路”政治也十分重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到全球市场的性质，它们都具有十分紧迫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人们都沉溺在纷乱的经济漩涡中随波逐流，所有这些因素将都得不到任何发展（吉登斯，2000：103）。
因此，应该采取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来激励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形成包容性的社会环境来改变社会对穷人的排斥性。就当前的社会福利问题来说，根本的问题是由于“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但是，消除这种不平等并不是靠实行某种再分配的社会政策，为穷人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而是采取积极的福利政策，通过发展就业机会及充分就业来使人们的生活得到保障。吉登斯指出：“我们不应当把对福利国家的改革简单地理解为营造一张安全的大网。只有一种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吉登斯，2000：108、112）按照这一思路，建立一个包容性的社会，让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就业，就成为首要的社会目标。
所谓“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在一个工作对于维持自尊和生活水准而言处于至关重要地位的社会中，获得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机会”的一项重要含义（吉登斯，2000：107）。
但是，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流动性并不是由国家所控制，创造充分就业的局面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实际的实施则又是另一种情况。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资本并不会为没有工作机会而依赖福利的穷人去创造就业机会。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消费社会，“在一个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被认作经济繁荣的驱动力量的社会中（我们正指望‘由消费者带动的’复苏把我们从经济困境中拯救出来），穷人是毫无价值的消费者：他们不受市场哄骗的任何诱惑，他们没有信用卡，也丝毫不能依赖于银行透支，他们所需的商品几乎不给或完全不给商人带来利润”。他们是一些被“弃于游戏之外的人”。对他们来说，任凭怎样地驰骋想象，都不可能被资本当作“有用的人”来看待。[25]因此，把工作放在第一，从福利转向工作，使人们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享受福利来适应经济全球化对社会福利的挑战，这一“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改革的核心，本质上就是将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改革模式引进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政策，用自由主义一贯鼓吹的工作伦理取代福利道德，“将福利制转变为工作福利制”，以便和新自由主义的原则相一致。所以鲍曼指出：“将福利制度改为工作福利制”，以便使福利国家成为摆设的各种计划，并不是改变穷人和不享受特权者的命运的措施，而是意在通过重新进行阶层划分这一雕虫小技，把这些人从社会和道德问题中消除出去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演习。[26]
从这一点来看，标榜超越了左与右的对立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不过是“利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名义，为把新自由主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赢得广泛支持”。因为在它看来，“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有持续的号召力，‘第三条道路’利用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义。它的作用是讽刺、破坏和抵消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并且增强新自由主义工程的霸权”（坎马克，2002：186）。对此，吉登斯也直言不讳地说：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它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吉登斯，2000：2）。
可是，如何再现社会主义的价值？从表面上看，他仍然使用社会民主主义的语言，如团结、安全、权利、自由、平等、社会正义、共同体、再分配和福利等，但却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这就是用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改造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把集体主义变成合作的个人主义。用坎马克的话说就是“个人主义是团结，责任是社会正义，危险是安全，企业是共同体，包容是平等，风险是自由，机会是再分配，自助是福利，新自由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吉登斯，2002：192、200）。这样，吉登斯提出的所谓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就不是他所宣称“中间道路”，而是向新自由主义的靠拢，把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移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中，从而实现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个人主义改造。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第三条道路”毫无价值可言，不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第三条道路”的思潮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福利理论与实践中产生巨大影响，其中有着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东西。第一，它充分地认识到了市场经济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主导全球经济的是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正如中国要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所有经济模式，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市场，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淘汰出局。因此，在承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方式的效率的时候，新自由主义作为代表了这一经济模式的意识形态，其所信奉的道德原则也必然成为具有支配性的原则。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全球化理论，又是一种直接推动着全球化的力量。”（吉登斯，2000：15）“第三条道路”在意识形态上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其客观历史条件就在于此。
第二，“第三条道路”在总结老社会民主主义所奉行的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的经验教训时，也充分地意识到了福利国家强调公民权利、把保护这种权利放在首位而轻视公民的义务和个人责任的片面性。因此它采取矫枉过正的做法，提出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主张社会福利应该从保护和照顾转向培养个人责任和自助能力方面，通过实施充分就业的政策，用工作第一的伦理原则代替福利第一的人道原则。这比起老社会民主主义仅仅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国家有义务为受到失业、疾病、残疾或其他福利制度涵盖的风险影响的人们提供慷慨的援助”（吉登斯，2000：119）的消极福利主张来，“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政策显然要积极得多。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积极的福利政策应该成为未来社会福利发展的方向。
第三，“第三条道路”在关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对我们深化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认识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在吉登斯看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个人主义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反思性的扩大，因为“个人的行动不仅与团体或者国家有联系，还与更全球化的体系有关”。个人在行动上的自主性不仅“不同于利己主义，而且此外意味着互惠和相互依赖”。因此，“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被重新组合的条件，它们不仅提供了确定的社会解体形式，而且为启发性团结（generative solidarity）提供了基础”。他指出：在一个解传统化的社会中，增强团结依靠的是积极信任，以及复兴个人和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积极信任是必须争取的信任，无法从现有的社会立场或性别角色中获得。积极的信任肯定了自主，而不是与之对立，而且它是社会团结强有力的源泉，因为服从是自由地作出的，而不是由传统约束强制实施的。[27]
通过发展这种自主性就能够将个人与集体有机地联系起来，能把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发展中被破坏了的社会团结重新恢复起来。这种强调个人在集体中应有自主性，强调相互间的信任与合作，以及个人的责任的重要性，无疑为我们探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及其内涵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信息。
当然，我们也看到，“第三条道路”的福利社会的设想虽然力图跳出老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巢穴而另辟蹊径，但在实际上则是试图走左右摇摆的骑墙主义道路。正像吉登斯所坦言的，“第三条道路”虽然从哲学保守主义那里汲取了营养，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28]相关的评论也认为，“由于它支持福利的权利，因而与保守的右派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它与自由左派也有区别，因为它坚持有条件的权利：福利权必须与福利义务相匹配”（德莱威，2002：155）。这种试图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上调和折中的态度，很容易在自由和保障的选择中倒向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正如人们所批评得那样，在欧洲推行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改革计划中，工党已经放弃了扎根于欧洲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的理想。工党政府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工作第一”的福利改革模式，而背弃了其社会公正的承诺，使“第三条道路”所构想的“福利社会”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社会”；而“由福利转向工作的计划是一个‘抛向空中的汉堡包’”，这种“麦当劳式的工作”只能是让民众尽可能地糊口，或者让他们回到福利依赖中去。因为“这一计划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不平等和贫穷，尤其是子女成群的家庭的不平等和贫穷”（德莱威，2002：155—156、160）。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第一”的原则实际上是将穷人再一次抛到了没有安全保障的境地。因而，“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放弃了福利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
三、多元主义与福利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第三条道路”在意识形态上向新自由主义的靠拢，表明了它在政治上和社会福利的选择上走上了非道德化道路。这成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对其批评的焦点问题。在社群主义看来，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把个人自由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否定“公共的善”作为集体认同的道德基础，从而导致了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福利的非道德化理解。而“第三条道路”试图以工作代替福利，强调个人责任而把社会对个人，特别对视弱势群体保障的责任加以弱化，以减少人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正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政治和道德主张的积极回应。
然而，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全球化时代，以这样的方式来让人民适应全球化的冲击，带来的结果却是消极的、不利于人民的。全球化首先是对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的瓦解，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反对以任何社会的或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个人自由。而且，它特别反对把民主当作社会的首要原则。因为“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数的民众决定干涉每一个经济主体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的绝对权利，那么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为不可调和的问题”（安德森，2002）。所以，对新自由主义来说，民主、公共领域、公共权力，以及由它们而来的公共福利都不应该限制个人自由，特别是资产阶级支配个人财产的自由。而对于人民来说，资本绝对的自由就意味着他们绝对的不自由；离开了公共权力的保护，那么他们就只有成为任凭资本支配的劳动力。
从这一点来看，主张社会正义的罗尔斯对自由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在对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所作的修正中，他认为，对公平的机会平等的理解，应该“纠正在所谓的自然自由体系中形式的机会平等——职业对有才能的人开放——的缺点”，而使“所有人都应该有获得它们的公平机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超越自然的自由体系，而将某些要求强加给基本结构”。这就是说，要让自由的市场体系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并用它们来“调整经济力量的长期趋势，以防止财产、财富以及那些特别容易导致政治统治力量的过分集中”（罗尔斯，2001：71—72）。因而，自由和平等是作为两种不可舍弃其一的政治和道德要素而对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起着调节作用。而在一个正义的社会，这两种要素应该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充分的运用，从而使自由和保障的关系协调起来。
因此，自由不是如新自由主义所理解得那样，仅仅是个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平等也不是将个人财产和收入平均化。自由和平等是一种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条件和能力，“平等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能够使公民在评价社会基本结构及其社会政策之正义的时候发展和运用这些能力”。同时，它们也是人们作为公民约束自我、形成社会认同的道德前提和能力。“良心自由和结社自由能够使公民在形成、修正和理性地追求（以个人方式，或更通常是同他人一起）他们的善观念的时候发展和运用他们的道德能力”（罗尔斯，2001：73）。因而，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提倡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在基本的社会结构和一定的社会制度的框架之内发展人的自由，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罗尔斯关于“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提法，向我们提示了社会福利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日益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中，人们的公民地位日益被削弱，曾经被视为现代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也随着资本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流动而不断被剥夺的情况下，“平等的基本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要求，更需要通过社会福利的发展来实现。以公民权利为政治基础的社会福利在抗衡全球化，并通过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构来维护社会公平的意义，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对社会福利的发展来说，它不仅要体现公民权利和“平等的基本自由”的要求，也更要把反对全球化的不平等发展当作重大的政治正义问题提交给各自政府、各种组织和机构，把社会福利当作中心的政治议题来讨论，以维护和发展社会的平等和正义。对此，佩里·安德森指出：不言而喻，这种平等要从平等地获得保健、教育、居住和劳动的机会开始。在其中的每一个领域，市场都不可能保证普遍获得这些不可缺少的方面的需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只有公共权力能保证人们普遍获得高质量的治疗、知识的发展、稳定的就业以及对所有人的社会保障（安德森，2002）。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必须要“绝对地维护福利国家的原则”，而且不仅仅是捍卫已经取得的成就，还要扩大社会保障的网络来维护和发展这种平等，以便于社会福利真正体现公民的基本权利。
但是，仅仅从“平等的基本自由”或公民权利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福利发展的意义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仍然是停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把公民当作“个体的人”来实施政治和法律的保护。[29]而这并没有“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马克思，1972：12）。这种从“个体的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福利的政治前景，并没有回答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如何解决，也没有说明公民权利的社会本质何在的问题。从其本质含义来说，把平等和自由仅仅当作“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而用“平等的基本自由”和公民权利来加以规范，实际上仍然是谈论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性或人权，它不足以解释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何以会处在不平等之中，而社会福利何以作为政治正义的要求而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它只能通过契约关系和契约伦理的建立来假设社会正义与社会福利的必要性，而契约关系，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它至多只是从形式上给予个人平等的地位和机会，如果要贯彻罗尔斯所说的差别原则，那么就会违背契约伦理的精神，就会被看作缺乏责任心。从本质上讲，契约伦理是不承认个体差异的，如果是在个体差异基础上形成的契约关系，那么它就先天地不平等，平等就失去了它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所以，从个体的人来讨论平等和自由，以及公民权利的问题，必然否定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福利的必要性，最终仍然会落入新自由主义的巢穴。
因此，我们认为，仅仅从政治的角度，从保护和发展公民权利的方面来看待社会福利的前景，是远远不够的。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必须在价值领域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突出平等原则作为衡量一切真正自由的社会的中心准则”（安德森，2002）。从建立和发展集体认同的价值观入手，形成一种具有多元性追求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以此来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他们的行为，为他们相互间的合作与互惠关系提供道德支持。在这里，平等的原则和多元性发展是作为集体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来看待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机械论的集体主义是把平等看作均一性，既没有差别，也不承认多样性，而是平均，没有个性的同一性。这种机械的团结显然是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的，并且常常导致集权和专制。积极的或者复合的集体主义不仅承认个性或多元性是集体活力的保障，也承认它们是集体发展的动力源泉。[30]平等必须是在多元发展中的平等，是人们彼此之间、政治领导人与公民之间，以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在互相尊重各自的个性、需要和人格的基础上的平等。也是承认不同的个人之间存在差异，并且允许一定范围内差异发展的平等。[31]
关于平等和多元发展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那段著名的话中说得更清楚。“……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1972：12）这就是集体主义所具有的多元主义的力量。凭借着这种多元力量，平等的原则才能成为真正起调节作用的原则。平等也才不会变成少数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愚弄人民，迫使人民委身于某种经济权力或政治权力的工具。在这里，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一种值得我们想望的东西和社会福利的道德基础，其根据就在于：自从人类由自发的群体性而发展出自为的个体性之后，个别性的巨大发展已经使个人之间的集体合作与互惠成了一种基本的社会需要。阐述一种积极的集体主义道德，既是这种社会需要的要求，也是未来社会福利发展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日益发展、日益失去政治和道德约束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社会的个体化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不仅迫使民族国家靠放弃它对人民的福利保护责任来迎合资本的要求，也迫使劳动者放弃自己的权利来适应资本的流动性。在这样的形势下，恢复并发展集体主义价值观，用集体主义的力量来抗衡经济全球化对社会福利的破坏，就具有特殊的政治和道德意义。
当然，要保证集体主义能够在平等和多元性原则的调节下得到发展，还必须把集体置于民主的原则之下。在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监督的条件下，保证平等和多元性原则能够起到调节集体内部的分配关系和各种需要，从而使集体主义作为道德力量在增进人的幸福，促进人的发展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地强调，发展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必须充分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有许多种的集体主义，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所实行的高度控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推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时候，摈弃了民主的原则，简单地把集体主义诠释为权力集中、服从集体利益和平均分配生活资料，用机械团结的观念去抹杀个人自主和个性差异，形成了极其僵化的道德教条，不仅使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严重扭曲，而且极大地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使整个社会陷入平庸和僵化之中。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把资产阶级联合成一个超国家的政治力量。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人民只有在集体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靠着团结的力量才可能保护自己的生活安全，发展自己的生活需要与福利。在这种情况下，集体主义更需要有民主的精神。它将使集体主义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更能团结人民，克服社会个体化对人们的集体认同的政治和道德腐蚀作用。
对于社会福利的价值取向而言，集体主义所提倡的道德理想，不仅应该在国家的政治发展战略中得到确认，并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要求被贯彻；而且它也应该作为维护人的尊严、发展人的潜能、激发人的创造性、促进人的幸福的道德要素，进入人们的生活与工作的实践，变成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动力。就此而言，社会福利所包含的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精神，既是使社会福利可能的道德基础，又是使集体主义得以发展的现实依据。发展社会福利，对发展集体主义价值观，丰富其内涵给予了有力支持。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通过社会福利的发展看到集体主义在人的发展和解放中的积极作用，又通过集体主义看到社会福利在全球化时代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需要，发展人的生活领域，为人们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的道德意义。
总之，我们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集体主义仍然是必须加以提倡和发扬的价值观。面对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社区、种族、阶级、阶层、各种人群共同体和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团结的瓦解，必须要重新提倡和恢复集体主义那种互助团结的精神；面对流动的现代性和社会个体化对福利集体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否定和破坏，必须要通过制定更全面的福利制度来遏制全球化对人民生活安全的威胁。而作为集体主义的政治形式，社会主义应该在社会福利的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福利国家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它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方面，采取开放的和发展的态度，积极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以此来增加集体的财富，发展社会公益，扩大社会福利的物质基础；而在另一方面，它把保护人民的生活安全，促进他们幸福当作根本的任务，在发展公民权利的同时，把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实现社会正义当作必须维护的社会目标，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创造出有利于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治、道德环境，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生活更和谐、更有活力、更能应付各种危机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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