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人与重视人心(代序)
一、社会治理“治什么”和“怎么治”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治理,而不仅仅是管理?目前学界似乎更多从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角度来对这个问题作解读,从过去单一的政府管理走向多元主体的参与,的确是一大进步,确实有其道理。但是仔细观察我们的现实生活,问题似乎要复杂许多,需要从多个角度来理解。
最近到某省出差,寄宿该省一大学宾馆。下了飞机,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学校的大门。进入大门,似乎进入一座城市,先是一段快速行驶,接着绕道一大花盘,又是一段疾速行驶,车子在校园内奔驰,大约一刻钟的时间才到了学校宾馆,一路上我为校园之大而感叹。负责接待的学校同仁说,整个校园占地4000多亩。类似的学校在全国不少,前几年去过另外一个省的大学,据说占地6000多亩。
我出于好奇,也是为了锻炼,第二天早上五点早早起床,快步把整个校园转了一遍,足足走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其中,小湖就有三个之多,可见校园之大。不过在走过的路上,看到的建筑并不让人感到惬意,许多建筑上的贴面砖已经脱落,湖水有些脏,流入湖里的是污水。还有,校园有专门供学生吃饭的地方,类似城市中的小吃街,但是,大清早起来,遍地一次性饭盒和卫生纸,着实有点惨不忍睹。
边走边看,边看边想。如果这个校园建设一开始就从百年大计出发,慢慢建设,坚持高标准,可能就会是一个可以流芳千古的校园,就像十几年前看到的哈佛大学校园以及美国其他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校。记得,十几年前,我到美国匹茨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我办公的大楼边上正在建设一座建筑,一座四层高的楼房足足建设了几年,看似有磨洋工之嫌,但是,我相信这座建筑可以基业常青,百年不老。眼下,这所学校的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们的一些建设项目和工程。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发展速度确实很快,但是,留下了许多本不该发生的问题和矛盾,如收入差距、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等。要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要管理,而是要治理,要首先把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处理好,才能轻装前进。我们要从根本上治理,所以,治理在现代意义上,不仅仅是主体多元的问题,还是如何面对过去遗留下来的、影响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和因素。
“治”在中国文化中从来就是一个包含了丰富内容的字,大禹治水,不是“堵”,而是“疏”,讲的就是因势利导。
治理除了要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还要坚持以“疏”代“堵”。也就是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能盲目乱干,否则一定会出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仅仅是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实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彻底下决心,要从根本上、源头上加以治理。
就目前来说,社会治理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从单一的政府治理走向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共治共享的多元治理;二是针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综合施策,加以解决,为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三是遵循发展规律,顺应发展趋势,因势利导,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效。
二、因势利导必须坚持人是社会的中心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随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出差,走到山东,他去了曲阜。那天,他参观了孔林、孔庙和孔府。在从曲阜回济南的路上,他说,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心与心之间的关系。在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恐怕会遇到心与心之间的关系问题,心与心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要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心与心之间的关系,必须认识人自身。认识人自身又谈何容易,人类认识自己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本主义思想是通过其主流文化中的直接阐释和间接倾向等渠道表现出来的。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明确提出过“以人为本”的口号和“人本主义”哲学原则,但是儒家一向把人道作为理论阐述的中心,其基本观点是仁义道德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孙中山曾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1]在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孙中山一再要求革命党人在国家的建设中多关注人的建设,认为只有造出新的国民,国家才能有稳固的根基,新的国家才能有大的发展。
儒家思想中的“仁”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政治学的“仁政”,强调“民贵君轻”“民为邦本”,强调的是统治者如何对待被统治者才能巩固和维护统治地位。这与其称为“以人为本”,不如称为“以民为本”。当然,这种“民本”思想的前提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二是作为社会伦理学的“仁爱”,即“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倡导“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种思想曾经为无数“仁人志士”提供了精神支柱,并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发挥了积极意义。但“仁”的政治内涵是维护“仁君”的“仁政”,其阶级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常常成为封建统治者要求臣民尽愚忠的根据和封建礼教摧残人、束缚人的绳索。三是作为哲学认识论和主体论,强调自我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宣扬“人定胜天”“天人合一”等思想,既包含某些朴素唯物主义的成分,也包含某些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成分。
西方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时智者学派的普罗塔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强调任何事物的真假、是非都只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人在认识外在世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注重个人,注重道德,这被后人称为“人道主义的启蒙”。中世纪前期罗马哲学思想中的人道主义,被看作是对希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中世纪后期,神学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也被解释为是引用希腊哲学思想,是从理论上论证这样一个思想,即人是神创造的,因而人性是高贵的。15、16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关系形成时期,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复兴”,历史上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就是注重人,主张“一切为了人”,其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的宗教所宣扬的“一切为了神”的观念。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把人们的眼光从虚幻的天国,拉回到现实的人间,提倡“人”或人道精神。他们认为,通过古典文学,人曾经拥有的却在中世纪丧失了的一种精神的“再生”得以实现,这就是维护了人对理性自主要求的自由精神,这种精神使人看到自己处在自然和历史之中。
最早兴起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不久就扩展而遍及西欧各国。人文主义者为新兴资产阶级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反对神权统治,反对教皇和教会的绝对权威,他们在鞭挞神权、神性的同时,又以炽烈的热情歌颂“人”的力量的伟大,人性的崇高,要人们把目光从神转向人,追求人的独立地位,提出我自己是自己的目的,应该按照人类的自然本性享受人间的欢乐。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人的费尔巴哈在人道主义的理解和阐释上可作为西方人本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从人本主义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体。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本质必须从人的自然需要,即人的生理机能去考察,他完全从生物学角度看待人的本质,把人能够维持生命的一切本能需要的总和说成是人的本质,明确断言人的至高本质“就是人的一切本能需要和本质之总和”。费尔巴哈从他对人的这种学说中所引申出的结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观点,肯定人所属的物质的、感性的世界是唯一的客观实在。但是,费尔巴哈主要是把人看作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所研究的、感性的实体或对象,而不是看作社会的、历史的、实践活动的主体。他所说的那种自然的人尽管同唯心主义所说的作为精神实体的化身或表现的人根本不同,其实还是抽象的、一般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抽象的、没有阶级内容的“一般的”人道主义、“一般的”人性、“一般的”个性自由是一种企图掩盖劳动者和剥削者地位之间的鸿沟的幻想。对于俄国人本主义的代表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思想,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曾经有一段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用的术语——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是狭隘的。无论是人本主义原则,还是自然主义,都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2]
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西方乃至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着非凡的影响力,是一种高级形式的人道主义,是彻底的科学世界观和实践的结合,这种人道主义的目的是:使一切民族和种族的劳动人民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中,从不平等中解放出来,通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以确立人的真正自由和幸福,在这样的社会里个性将获得全面发展,社会将实现最公正的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是具体地和历史地来对人进行考察的,并把“人的本质”的特征表述为“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3],因此,他对社会的人、对人的现实解放的条件以及人的发展前途的理解是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对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质的区别在整个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是表现得清清楚楚的。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同一个历史过程,在私有制统治的条件下,导致了肢解个性的那种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会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充分全面发展的人的出现建立起物质的可能性。
三、始终把社会生活摆在社会建设的中心位置
再说一件事,我在南方出差,在去机场的路上,送我的司机说了一句话,让我吃惊,也引导我思考。他生活的城市空气质量是非常好的,名列全国前列,他说,宁肯经济发展慢一些,也希望能够保住当地的环境和生态,如果地方领导不顾生态环境,发展经济破坏了环境,他宁肯搬到内地的小城市居住。我在车上就想,我们的地方领导可能与老百姓的想法并不一致,前者更希望经济发展快一些,哪怕是牺牲环境生态。社会政策要从哪里出发?这可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社会建设的核心是提升和改善人民的社会生活。人民生活的核心是心与心之间的沟通。毛泽东同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列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之首位,就是关注民心向背。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把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放在首位。在谈到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提出“三五”时期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吃穿用”。毛泽东对“三五”计划的制定作了指示,其中,强调指出:“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把老百姓搞翻了不成。这是个原则问题。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4]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而且要创造出资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社会主义新人来。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5]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人的统一。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内容,也是社会主义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标志。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上。他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在邓小平理论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三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原则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其中也出现反复,尤其是头五个五年计划。改革开放后的七个五年计划体现了我党对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渐成熟的过程。党的“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执行。“一五”和“二五”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和进行工业化建设,也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进行经济调整,“三五”计划开始强调要重视解决吃穿用问题;但“四五”和“五五”计划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加强“大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为主要任务。前五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虽有所差别,但从总体上看,对人的发展的认识主要着眼于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和提高,有着局限性,体现出这一时期以阶级斗争和重工业建设为主要任务的特点。
“六五”计划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转变,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出在研究和安排计划顺序时,首先考虑人民生活最必须的改善程度;“七五”和“八五”都将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发展教育、建设精神文明、实行环境保护等有关人的发展的任务和目标列入发展计划中。虽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八五”以前基本上属赶超战略,在客观上导致某些时期发生经济过热的现象,但从政治高度看,对更快地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思想是必要的。在总结了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加成熟,应当说它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目标的更深刻、更全面、更成熟的认识,其中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愈加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人类发展与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强调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实际上将保护和改善人的发展环境、提高人的自身素质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从“十一五规划纲要”开始,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因势利导,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在一段时间内,党和政府在处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上,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上,在处理生产和生活、消费与积累、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等关系上,有过一些片面的做法,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思潮泛滥,出现了摧残人、漠视人和侵犯人权的极端做法。从纠正这些历史偏差的角度来说,重新提出重视人的发展也在情理之中。在当前,人心问题是社会建设的根本问题,不把人心扭转至真善美的境地,社会建设将是一句空话。
丁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