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国际秩序建构的逻辑
国际秩序建构是大国战略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大战之后领导国的战略选择尤为确立国际秩序的关键。但正如历史学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指出的：“国际关系研究对国际秩序如何出现及其变迁关注甚少。关于战后如何处理战败国，惟有少数关于均势理论的文献触及，政治学者将这些问题交给了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来评估获胜大国昔日如何处理战败国，将来应该怎样做。”[337]鉴于此，2001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大战胜利之后》）堪属填补学科空白之作。本书是美国著名战略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的代表作，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并称美国战略研究的两大高峰，也是自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出版以来最重要的国际秩序著作。[338]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旋即荣获美国政治学会2002年度最佳国际历史与政策著作杰维斯-施罗德奖（Winner of Robert L.Jervis and Paul W.Schroeder Prize），并成为战略研究界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大战胜利之后》以领导国战略与战后国际秩序建构为主题，研究1815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至今近两百年的国际秩序变迁，强调领导国战略选择的决定性意义，被视为架起国际关系研究与战略研究的沟通桥梁之作。
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对《大战胜利之后》一书进行评价：第一，约翰·伊肯伯里其人其文，探究为什么作者能够写出这样的学术名著；第二，《大战胜利之后》在分析国际秩序建构方面的里程碑地位，评述该书的学术价值；第三，结合伊肯伯里关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最新论述，探究《大战胜利之后》对中国秩序战略的启示意义。
约翰·伊肯伯里的学术征程
约翰·伊肯伯里，生于1954年10月5日，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艾尔波特·米尔班克讲座教授（Albert G.Milbank Professor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伊肯伯里在美国战略理论界、政策分析界、政府具有广泛的影响，是美国战略研究界中青年一代的领军人物，被公认为继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之后美国最富盛誉的战略学者。他以经历丰富、精力丰沛、成果丰硕著称于战略研究界。
伊肯伯里谙熟美国的“旋转门”制度，长期以来流转于学术界、政策界和政府部门之间，使其研究成果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亦有实践作为背景支撑，其远见卓识由此得以锤炼，诸多实践检验也确保了其研究成果的敏锐和针对性。
伊肯伯里1985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伊肯伯里就曾获得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资助，担任1982—1983年度研究员。1984—1992年，伊肯伯里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其中1991—1992年任职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同时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国际事务研究员，兼跨政府部门和政策研究两界。此后，他全职投入政策研究，1992—1993年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重点研究美欧关系；1992—1994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未来委员会高级研究顾问；1993—1994年领导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及其不满”的研究小组从事民主研究，并将其研究视角拓展到西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1994年，伊肯伯里进入不惑之年，其人生道路选择亦日渐定型，其标志就是自此全职投入学术界。1994—2000年伊肯伯里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2000—2004年执教于乔治敦大学，2004年至今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与此同时，他积极寻求建立学术研究、政策分析和政府服务三者之间的桥梁。期间，他1997—2002年担任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1997—1998年获得外交关系委员会资助，在国际政策研究所（日本东京）担任日立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1998—1999年担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访问学者；2003—2004担任美国国务院年度顾问团成员。期间，他获得多国、多项学术研究和政策分析项目的支持。尤其是他获得美日基金会（The U.S.-Japan Foundation）、全球伙伴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Global Partnership）的资助，主持“美日在地区安全和治理上的协作”（United States and Japanese Collaboration on Regional Security and Governance）多年度项目；获得2002—2004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资助，研究跨大西洋关系，为其研究西方国家间合作和美国联盟战略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些经历和学术积淀最终使其迎来了一个影响世界的重大机遇。2004—2006年他与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共同主持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 st Century），组织美国政学研各界400多位知名人士为美国21世纪的安全战略做出全面规划，普林斯顿项目最后报告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是伊肯伯里多年研究和经历的结晶。[339]
伊肯伯里的学术研究从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战略起步，多年来把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大战略、国际关系理论、跨大西洋关系、美日关系、西方秩序作为研究核心，最近则逐步将其研究重心转向亚洲，并对中国研究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他长期致力于杂志和丛书编辑工作，1985—1992年担任《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副主编、主编，目前仍担任编委会成员；1998年至今担任《外交》（Foreign Affairs）政法著作的评论人；1999年至今担任《亚太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联合主编；1999年至今担任《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编委；1997年至今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国际关系丛书编委；2001年迄今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历史与国际关系丛书联合主编；2002年至今担任东西方中心东亚丛书编委等。此外，他在世界各地讲学，学术足迹遍及美、欧、亚。根据伊肯伯里自己提供的资料，2002年他在美国发表演讲15次，到日本、韩国、英国、意大利、芬兰、西班牙、中国等发表演讲或参加会议9次，平均半月发表一次演讲，这还不包括他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主持的研讨会、演讲会，其学术影响力和活跃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广泛的研究兴趣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决定了，伊肯伯里能够做到著作等身，重量级学术论文频频见诸学刊。他在美欧所有重要学术期刊上均发表过宏论，在诸多政策性杂志发表见解，还是《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专栏作家。粗略划分，伊肯伯里关于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包括：《美国外交政策理论文集》（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oretical Essays，1988，主编）；《论国家》（The State，1989，联合主编）；《国际关系新思维》（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7，联合主编）；《国家权力与世界经济》（State Power and World Market：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3，合著）；《遭受质疑的民族国家》（The Nation-State in Question，2003，联合主编）；《国际关系理论与亚太》（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2003，联合主编）。伊肯伯里关于美国战略的著作包括：《国家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The State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88，联合主编）；《国家理性：石油政治与美国政府能力》（Reasons of State：Oil Politics and the Capacities of American Government，1988，专著）；《美国促进民主：动机、战略及其影响》（U.S.Democracy Promotion：Impuls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2000，联合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American Unrivaled：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2002，主编）；《美国与东北亚》（The United States and Northeast Asia：Old Issues, New Thinking，2007，专著）；《确定方向：关于美国大战略的争论》（Finding Our Way：Debating American Grand Strategy，2008，合著）；伊肯伯里关于西方关系（含跨大西洋关系和美日关系）的著作包括：《大西洋边疆：美欧关系新议程》（Atlantic Frontiers：A New Agenda for U.S.-EC Relations，1993，合著）；《改造同盟：变革时代的美日安全伙伴关系》（Reinventing the Alliance：US-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2003，联合主编）；《制度功效：美国、日本与东亚治理》（The Uses of Institutions：The U.S.，Japan, and Governance in East Asia，2007，联合主编）等。伊肯伯里关于国际秩序的著作包括：《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2001，专著）；《自由秩序与帝国野心》（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Essays on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2006，专著）；《西方的终结：大西洋秩序的危机与变迁》（The End of the West？Crisis and Change in the Atlantic Order，2008，合著）等。
纵观伊肯伯里的学术历程，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其民主制度为探究问题的出发点，美国战略是其研究的重心，而国际秩序是他所关注的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从20世纪80年代学术起步开始，伊肯伯里就把国际秩序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学术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国际秩序的探索是分不开的，亦与国际秩序变迁受到重视的全球情势分不开。他在《大战胜利之后》前言中指出，“我对战后重要历史关头及和平安排的兴趣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关于美国霸权特征及其意义的探讨如火如荼。我不仅对美国霸权的衰落感兴趣，而且关注霸权秩序如何首创，以及更一般意义上政治秩序如何创立”。这种长期关注的秉持，最终使他成为国际秩序研究上最权威的理论学者。从理论取向上看，伊肯伯里的基本理论核心是自由主义，但他并不像其他自由主义学者一样抵制现实主义的作用，而是结合二者[340]，并强调建构主义的价值。[341]这种理论融合运用体现了战略研究不拘一格的理论视野，可以说，在他身上体现了杰出战略研究者的应有素质。[342]这样一位学者的理论积淀、战略视野和学术成就足以为学界所看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他为“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是同时代最富天才的国际关系学者”[343]。
《大战胜利之后》的学术价值
国际秩序是大国的核心国际战略议题。进入现代以来，大国崛起进程和标志均与国际秩序相关，大国首先崛起于所在地区，并逐步向全球扩展其影响，地区秩序和全球秩序均将因此而震动。堪为作证的是，冷战结束前夕，大国领袖关心的不是具体的事务（如裁军等），而是国际秩序的走向，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布什建立国际秩序的构想均体现了这一点。[344]
根据既有的理解，国际秩序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主要行为体基于实力造就的格局。换言之，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各行为体尤其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第二，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也就是说，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利益分配的结果。第三，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换言之，国际体系内的观念分配将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第四，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体按照某种原则、规范、目标和手段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国际制度是建构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变量。综上所述，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导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而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创立与运行。[345]
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导大国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的结果，因此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海德利·布尔指出，大国之所以能够影响国际秩序，是因为构成国际体系的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国家实力的不平等使得国际关系格局简单化，大国也可能采取有助于维持或损害国际秩序的政策。布尔指出，大国所维持的国际秩序在整个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大国总是面临着如何让其他国家认可自己在国际体系发挥特殊作用的问题。鉴于此，大国必须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坏秩序的行为，满足世界上某些公正变革的要求。[346]然而，冷战结束已近二十年，国际秩序却依旧处于转型之中，“美国如何管理和平依旧是处于当代国际政治核心的首要问题”，而美国反其道而行之，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实际上开改造国际秩序之先河，导致美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347]
理解美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需要相关理论的建构，更需要历史经验教训的回溯。在这个意义上，伊肯伯里的国际秩序理论和政策研究具有开创性，通过《大战胜利之后》及随后进一步的探究，伊肯伯里就上述问题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
《大战胜利之后》的主题是，探究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建构，即赢得胜利的主导国如何运用其实力建立国际秩序。以此为核心，本书确定将领导国的国际秩序建构战略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伊肯伯里认为，寻求这一问题之答案的最佳途径是研究战后情势，因为各领导国均力图克服关于秩序建构的基本难题。其中关涉三个核心问题：面对历史关头，新兴大国进行选择的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1815年、1919年和1945年的秩序建设中领导国越来越多地采用制度战略？如何解释工业化民主国家1945年建立的秩序在冷战后所体现出来的稳固性？以此为线索，该书勾勒出1815年至今近200年的国际秩序变迁画卷，全面评述欧洲秩序观的优劣，并对美欧秩序战略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所涉及的国际制度优化和大国战略变迁尤其引人注目。
第一，《大战胜利之后》总结国际秩序的类型，指出均势、霸权和宪政秩序呈现递进态势，而宪政秩序是围绕分配权利、制约权力行使的法治和政治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突出了战略约束对领导国的战略价值。第二，在以上分析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逻辑，其基本思路是对国际秩序建构战略进行理论批评，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作者从对国际秩序源泉的争论开始，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传统秩序思想进行批评，致力于超越现实主义过分关注权力作用和自由主义所秉持的理性主义和契约制度理论，提出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路径。作者概括指出，在战后关头，领导国有三种重大选择：运用于其实力主导弱国和战败国；抛弃他国，回国专注于自身发展；运用其强大的实力地位获得认可，并参与到一个彼此接受的战后秩序之中。而领导国期望将其一时的控制性实力地位转化为长期的、持久优势，战后创立合法秩序的动机使得宪政安排颇有吸引力。新的领导国约束自己，同意对自己权力的行使施加限制，换取其他国家对规则和制度进程的同意，以确保战后秩序的持久性和可预期性。对强国而言，制度的吸引力在于，它们能够有效地消除某些损害其根本利益的后果，限制其他国家的未来所得；对弱国而言，制度妥协排除或至少降低了它们所担心的某些后果带来的危险（如被强国所主导或抛弃）。达成协议之后，制度粘性将增强战后协议的稳定性。作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后安排趋于制度化秩序的方向，开始带有宪政特征，实力通过大家均同意的制度规则和惯例来展示，从而限制了各国随意滥用实力或利用其实力谋取对弱国的永久优势的能力。作者强调，这是一个理想模式（ideal type），战后重大安排均非完全符合这一理想逻辑，但它有助于进行历史分析和未来展望。第三，作者通过对1815年、1919年和1945年秩序建构的分析验证以上理论假设。1815年的案例表明，领导国英国试图将制度作为约束权力的机制，开始出现了某些宪政秩序的印迹，但由于参与国的非民主化特征，约束性制度的建设是有限的。1919年，战后西方列强普遍采用民主制度为达成制度性安排提供了机遇，美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制度创意，欧洲寻求将美国拖入安全承诺之中，制度性协议变得唾手可得。失败的原因在于各国的敏感，尤其是在面对盟国利益冲突之际，伍德罗·威尔逊对法律和制度来源的顽固信念、美国实力使用不当、错过的机遇使得战后安排的失败成为必然。1945年的历史关头为领导国和次等国家确立制度安排提供了最为显著的动机和能力。美国更有能力与其他国家达成制度协议，美国国内体制的特征和约束性制度的普遍采用有助于限制其实力的回报，实力高度失衡使得欧洲各国迫切期望签署协议，各国的民主特征使由此而达成的制度安排更为可信和有效，多边的、互惠的、合法的、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秩序就此构筑起来。第四，作者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进行分析，认为1989—1991年的巨变只是摧毁了二战后的两极国际秩序，民主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秩序稳如磐石。鉴于新的权力分配正在型塑之中，有必要重新检视昔日的战后安排。作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寻求制度建设议程，力图在经济和安全领域都建立和扩展地区性、全球性制度，将制度作为将其他国家锁定在所期望的政策倾向上的工具，并愿意对自己的自主权进行某些限制；其他国家也把制度视为获得进入美国的途径。这一制度建设模式可被视为西方战后安排逻辑的延续。第五，该书最后探究了这一分析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启示。作者强调，鉴于权力的低回报和制度的高回报，实力最持久的国家是那些进行制度合作并通过制度使用其实力者。进入21世纪，美国成为世界上孤独的超级大国。作者提醒美国决策者小心运用其权力，美国巨大的实力优势能否很好地用于创立持久而合法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如何在国际制度内运用实力和进行运作。
《大战胜利之后》出版后好评如潮。戴维·莱克（David A.Lake）指出：“战后秩序的起源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堪称我们时代关键性的分析领域、政策领域，《大战胜利之后》显然是这一领域的重要作品，其理论视野和经验分析尤其引人注目。”约瑟夫·杰里埃科（Joseph Grieco）评价道：“在理论探索、历史纵深、政策相关性、分析精准等方面，该书堪称国际关系领域的精品之作，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其他著述难以企及。”[348]该书理论周延、分析透彻、论述规范，被称为社会科学的最佳典范之作。[349]笔者通过国际秩序分析的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国际秩序的著作汗牛充栋，然而从战略角度探究国际秩序建构的，则非本书莫属。
《大战胜利之后》第一次全面总结了国际秩序建构中的经验教训，阐述主导国的战略选择及其成效，从而总结出国际秩序建构的制度路径，由此确立了该书在探究国际秩序建构逻辑方面的里程碑地位。可以说，严密的理论建构、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历史案例的实证分析确保了该书的这一地位。从理论建构上，该书将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包容性的理论体系和实证框架，对处于国际政治和当代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国际秩序建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对霸权国如何从推进约束和承诺获益进行了迄今最具说服力的理论解释。[350]尤其是，作者关于领导国民主制度的强调秉持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以自由主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制度战略颇具启示意义，亦从战略高度发展了自由主义秩序理论。进而言之，该书将国内民主制度与国际秩序的进化结合起来，体现出“民主和平论”的延伸。作者强调，从1945年安排及1989年之后的安排来看，接触或扩大约束制度的提议显然与各参与国的民主特征相关。惟有通过扩展民主美国才得以超越均势秩序，美国本身的开放特征和多边制度网络造就了当前秩序的宪政特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者强调，约束和承诺并非是主导国之领导地位的敌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伊肯伯里堪称天才型的大战略家。他进而指出，随着主导国做出承诺、限制自身权力的能力逐步增强，霸权国建立稳定而合作秩序的能力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民主的扩展和美国成为20世纪的世界大国，国际秩序超越了简单的均势政治，而体现出宪政特征。从实证分析上，该书将对美国战略的剖析纳入历史画卷的纵向梳理中，对美国实力及其战略进行了辩证、富有远见的分析，并对其秩序战略进行了展望。作者以权力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对如何运用美国实力提出了堪称远见卓识的建议。尤其是，小布什上台以来的战略转折促使作者进一步的思考。作者将之归结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强调以单边和先发制人方式展现的美国实力引起争议并令全球不稳定，布什外交政策将继续遭受失败。[351]在为该书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伊肯伯里进一步指出，美国彻底调整方向代价高昂，且非明智之举。美国可能的战略调整是，继续在多边秩序内运行，最有可能的选择不是单边帝国或新孤立主义，而是全球性的“轮辐”双边协定（“hub and spoke”bilateral agreements），相比多边协议而言，“轮辐”双边协议使得美国更全面地将其权力优势转化为其他国家即刻的、触手可及的让步，而无须放弃其政策自主权，但美国对多边协议的需求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就此指出：“在推进对单极条件下美国实力的理解上，伊肯伯里的成就无人能及。”[352]
当然，作为一本高度简约的理论专著，《大战胜利之后》存在缺陷也是在所难免的。对该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秩序定义的高度简约损害了分析的周延性。伊肯伯里将政治秩序定义为一群国家中的“控制性”安排，包括其基本规则、原则和制度，即将秩序的概念限定在国家间的固定安排上，以确定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和关于未来相互关系的彼此预期。这一定义实际上将宪政秩序置于其他选择之上，尤其是明晰的规则和确定性安排是宪政秩序的必要因素，而非其他选择的必需。按照其定义，均势秩序不是秩序，而是无序。兰德尔·施韦勒就此指出，这是一种过于简约的处理，它导致伊肯伯里无法就宪政秩序和均势的标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尽管它试图将后者列为竞争性的秩序形式。然而，作者对1945年之后安排的分析却又借用了均势理论的假设（尤其是德国问题的出现和解决），这种自相矛盾源于其内在的理论缺陷。[353]第二，关于约束性制度作用的认定值得商榷。该书最重要的创新是提出约束性制度的概念，作者要完成相关理论上的建构，就需要做出这样的假定，即约束性国际制度可以独立在主导国家的权力和利益之外。然而，伊肯伯里也指出，这些约束性制度安排锁定了未来的权力回报，从而超越了相对权力优势，延伸了主导国的控制权。在他看来，制度既限制也投射了国家权力，它既是霸权自我限制的机制，也是霸权的工具。但是，当霸权不愿意被限制之时，制度还能限制霸权的权力行使吗？而领导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总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堪为佐证的是，1989年以来的美国并没有遵循这一逻辑，[354]从实质上讲，约束战略的目标不是领导国，而是从属国。第三，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有所高估。在美国的战后伙伴国看来，制约美国权力并使之合法化不是宪政秩序的创设，而更是共同面临的苏联威胁和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国际制度被视为美国在全球扩展其影响力的工具，是遏制苏联及其伙伴国军事扩张的工具。这些制度与苏联利益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视之为加速了苏联问题的突显，引发了冷战。冷战结束前夜，老布什政府并没有试图与苏联达成双方都接受的宪政协议，而是力图抓住最大的自我利益不放；过去十年间，美国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政策均以单边主义为基本特征，没有战略约束的迹象，美欧矛盾并没有因为宪政秩序而有所缓和，而双方价值观的差异反而开始凸显。第四，对“民主和平论”的推崇是该书的一条主线，且不管“民主和平论”有多少合理与不尽合理之处，就民主本身而言，也不宜视之为无所不能的“万灵药”。与许多自由主义的理论家相似，伊肯伯里力图采用国内政治比附国际政治，并试图将之理论化，这一分析逻辑的局限性早已为学界所批评。第五，关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前景，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355]究其实质，伊肯伯里试图以自由理想主义的方式来实现马基雅弗利式的现实主义目标，促进美国霸权利益和实力优势的永久化。但是，这一秩序的延续，必须确保其他国家相信它们的利益永远得到最佳保护，秩序获得持久的普世合法性。否则，必然会出现强有力的修正主义国家挑战既有秩序。相信这一战略成功就意味着，拥抱国家间利益和谐的幻想。[356]然而，没有秩序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利益，当前秩序的适用性必是有局限的。世界如此广阔，不可能由美国一家来控制，国际秩序又变动不居，这样的预测难免成为奢望。
对中国国际秩序战略的启示
国际秩序建构是崛起大国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议题。随着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的并行，尤其中国崛起之战略效应的全面展现，中国如何看待现存的国际秩序、如何参与建构未来的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世界各国评价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尺。
应该说，中国并没有进入《大战胜利之后》的核心视野。但是，中国崛起引致东亚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变动，使得伊肯伯里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迅速将中国纳入其研究核心。如果说，《大战胜利以后》强调大国战略对国际秩序建构的影响的话，在中国问题的分析上，伊肯伯里则转而强调秩序本身的力量。作为《大战胜利之后》一书的续篇，伊肯伯里的《中国崛起与西方的未来》一文着重于中国崛起与西方秩序关系的分析。作者指出，接受中国崛起并不困难，健康的中国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至关重要。他认为，并非所有的实力变迁都导致战争和旧秩序被推翻，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国际秩序本身的特征，正是国际秩序的性质塑造了崛起国家挑战或融入该秩序的抉择。西方秩序有利于新兴大国的参与和融入。当今，中国可以全面进入这一体系并在其中茁壮成长。如此，则中国将崛起，而西方秩序会存续下去。伊肯伯里痛快地承认美国的“单极时刻”必然会终结，但却将中国与西方秩序作为对等关系来进行分析，他指出：“如果将21世纪的斗争定义为中美之间，则中国拥有优势；设若定义为中国与复苏的西方体系之间，则西方将获胜。”[357]就此而言，伊肯伯里比一般学者的眼光更为深邃。不管其对西方秩序未来的认识存在多少虚妄之处，其分析对中国国际秩序战略是颇有启示价值的。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国应对既有国际秩序进行客观、理性分析，以此为基础确立国际秩序战略。我们应首先客观评估现有国际秩序的利弊，认识到在现有的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性制度体系中，中国在政治安全方面占据较明显的有利地位，经济方面也越来越利大于弊。概言之，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而言是双刃剑：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社会，它促进了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利益的维护；[358]由于现有国际秩序是固有权力、利益格局的产物，它也对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利益拓展构成了限制。鉴于中国正处于崛起过程之中，中国应积极而不失稳健，以建设性、合作、可预期的姿态推动国际秩序的优化，以引导国际秩序的变革方向为主导目标，在具体部署上，强调在全球层面上倡导新安全观，强化共同安全规范与制度保障；在地区层面上，积极促进地区塑造能力，构建地区新秩序，为国际新秩序的建构创建地区基础、提供可借鉴的范式。
第二，中国应对国家实力有全面的理解。我们要强调实力提高与利益拓展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基础。一个国家在新旧秩序转换和新秩序的角色有赖于其自身的综合国力。国际秩序首先是实力分配的产物。中国只有崛起为更加强盛的大国，才能成为国际新秩序的积极推动力量。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源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培育，还源于全球化条件下战略资源的获得。中国不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完全依赖国内资源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满足十多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决定我们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359]同样重要的是，国家实力的增强，不仅以硬实力的稳步上升为标示，也必须以软实力的增强为基础，我们必须将提高软实力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制度的参与能力等作为增强国力的核心之一。在这一点上，伊肯伯里所谓“实力最持久的国家是那些进行制度合作并通过制度使用其实力者”是颇有道理的。
第三，中国应对国际制度有辩证的认识。国际制度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大国如何密切关注都不过分。[360]国际制度伴随着国际社会的秩序化、组织化而发展起来，日渐呈现刚性特征。约翰·伊肯伯里指出，国际制度的刚性主要体现在“类似于婚姻”的战略约束能力上，即确定国家的预期作为，将国家锁入既定的、可预期的行为轨道。[361]对主导国而言，国际制度一方面加强了其国家实力，甚至成为主导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对主导国构成约束和制约，从而成为其他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工具，尤其是，国际制度给予小国发表意见的机会，从而在促进全球制度合法化方面发挥作用。[362]但是，我们还要认识到国际制度的非中性特征。[363]国际制度一方面代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并维护之；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换言之，不同国家在特定国际制度下的损益及其程度往往不同。由于国际制度非中性的存在，制度变迁也就往往仅对某一部分成员有好处，或者说偏袒部分国家的战略利益，伊肯伯里所谓西方秩序的优势，其秘诀恐怕正在此处。鉴于此，中国应辩证认识国际制度的作用，既要认识到转型时期主要国际矛盾往往围绕对国际秩序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规范展开，通过国际制度建立国际秩序应视为一种可行的途径；也要明确中国应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积极主动地倡议或主导国际制度的修改、完善和新制度的制定，提高议程创设能力，成为全球规则的参与者和主要制定者，以制度建设促进国际秩序建构，并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战略利益。
第四，中国应将共同利益的寻求确立为主要战略路径。传统观点认为，国际秩序常常是军事暴力的副产品，而基于国家间集体认同的非暴力国际秩序具有不确定性。[364]然而，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导致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使得秩序建构不仅基于权力关系和国家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且基于观念创新、集体认同和制度建构等进程性因素。在此情势下，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成为建构和完善国际秩序的惟一可行途径。[365]伊肯伯里强调西方秩序的稳固性，与其对西方共同利益的理解是本质相关的。当前，如何通过共同利益汇聚及其制度化优化国际秩序，是摆在诸大国面前的重大战略议题，更是中国体现其建设性崛起的重要路径。“共同利益”一词1997年9月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中。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与发达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央领导集体发展了这一战略思想，强调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东亚地区合作，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成为中国的战略趋向，共同利益也将在中国战略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鉴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性质，寻求与既有大国建立价值共同体是不可能的，而寻求建立利益共同体将是中国最终的战略选择。近年来，无论是中美关系的稳定、中日关系的调整还是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背后都有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作为战略支撑。基于此，中国应进一步思考自身的整体战略框架，将寻求与世界的共同利益放在核心层面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