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中国战略体系建构
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年）
国家认同问题古已有之，全球化使之成为全球性现象。全球化既是削弱国家认同的力量，也是增强国家认同的动力；全球化给国家带来认同危机，也为国家认同重塑提供了新的可能。[372]在全球化时代，建构国民及世界各国对本国的国家认同，利用国家认同促进国家整合，并在国际社会中以一个完整而确定的身份参与世界事务，成为一个国家维护尊严、完成历史使命的核心议题。
中国崛起与其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国家认同自然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对中国而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密切互动，面临着挑战与重塑的双重压力。本文选择1982年作为分析中国国家认同演变的起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家认同处于剧变之中，历史包袱与时代嬗变时常缠斗不休。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就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线，积极进行国家认同探索[373]，期间历经坎坷波折，而最具有创见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与和平发展道路的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致辞，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74]以此为开端，中国密切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渐进而坚定地融入国际社会，积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功，积极回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理论，确立了比较稳定的道路形态，同步发展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造就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格局，成功开辟了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新道路[375]，推动着中国国家认同的实质性重塑。
一、两个大局视角下的国家认同探索
认同（identity）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概念，指的是某行为体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个性和区别性形象。[376]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认同是自我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是自我持有观念和他者持有观念的互动建构，“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认同，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认同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377]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认为，自我认同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认同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解释和再解释。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378]法国学者阿贝莱斯（Marc Abeles）指出，越来越多陷入全球化的人都感到，实际上的认同是多层面的。[379]
国家认同是一国对自我身份的明确认识[380]，体现一国之所以区别于另一国的特征，其他国家能够据此做出合理的评价。与此同时，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381]故此，国家认同体现出个体与集体、国内与国际的双重维度。意大利学者安娜·特里安达菲利多（Anna Triandafyllidou）就此指出，国家认同的存在预设了“他者”（the others），国家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既涉及对团体的自我感知，也涉及对国家寻求与其相区别的他者的感知，国家认同本身是无意义的，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才有意义。[382]就国内维度而言，国家认同是国民归属感及为国奉献的心理和行为，是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表现，是国家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从国际维度看，国家认同关乎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定位与角色，“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383]
国家往往通过内政来界定其国家认同，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的国际维度显得愈加重要，国家认同重塑必然涉及密切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可以说，国家认同是国内维度与国际维度的统一，是国家独特性和普遍性的整合，是国家意志、国民意愿和国际期待的统合。国家认同是国家对自身国家特性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的自我认知，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整体结构的制约之中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主体间社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国家与世界关系的集中写照。就像亚历山大·温特指出的，国家认同在国际体系环境中形成并置身于体系环境之中，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由国际体系建构而成。[384]
全球化深入发展导致世界转型，带来国家理论的重建和国家认同的重塑。[385]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资本要素、知识要素、技术要素、人力要素等在市场法则的驱动下出现了全球性的流动和组合，促进了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的增强。当今世界关乎繁荣与增长的诸领域在加速走向一体化[386]，其集中表现是全球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汇成将各国纳入世界体系的洪流。在关乎生存与安全的传统关键性领域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开始让位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387]，国际关系内涵愈加丰富，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日益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世界各国共存共荣的全球意识，从而导致世界进入转型之中。大规模的权力转移导致世界实力分配和实力本质的重大变化[388]，不仅带来了国家兴衰，也造就了国家行为体实力相对下降、非国家行为体实力上升的趋势，从而为全球治理开辟出宽阔的路径。从地区层面看，国家集团化既是权力转移的来源，也是权力转移的结果，地区一体化逐步成为国家集团发展的依托，地区经济的集团化及其溢出效应导致大规模的地区性权力转移，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因素。在国际层面上，权力转移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制度的发展及其刚性的展现，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主义受到更多重视。[389]国际制度所代表的原则、程序和规范越来越成为大国拓展战略利益和小国维持基本利益的工具，冷战后出现的巨大权力转移并没有导致大国关系的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国际制度的战略约束。[390]权力转移越来越导致了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实力再分配，这些变革昭示着全球治理的前景，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社会主义模式在全球的再次崛起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稠密的跨国和国际社会关系网络重塑着国家对世界的认识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391]，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全面突显，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在发生变化，而处理公共议题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大国合作与协调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常有路径。概言之，世界转型突出表现为权力转移、问题转移和范式转移的相辅相成，导致认同危机成为各国普遍凸显的现象，“这一危机同时出现在美国和如此之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也表明很可能有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现代化、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认同”。[392]
亨廷顿指出，国民身份、国家认同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常有特点。几乎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所在。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393]，日本以“脱亚”为核心国家认同遭受内外挑战，所谓“正常国家”（normal country）的诉求代表着日本国家认同的困境。美国国家认同中的人种和民族属性已经消除，它的文化和信念因素又受到挑战，这就给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前景提出了问题。[394]面对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国家认同中的独特性、普世性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单极时刻”的销蚀预示着美国国家认同的困境。欧洲认同面临着严峻而颇具启示意义的认同挑战。欧洲认同是一种超国家的认同形式，包含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欧洲认同将发展出一种新的归属形式，欧洲人凭借这种归属结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对外，欧洲进一步通过与他者的比较来认识自己的特性。欧洲认同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国家中心主义者对欧洲认同的发展持悲观态度，对超国家认同取代民族认同的观点深表怀疑；而超国家主义者认为民族认同已属过去，欧洲认同属于未来；多元主义者则反对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乃至相互替代的观点，声称二者是多元共存关系。[395]可见，欧洲认同的内在困境更为凸显。相比而言，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面对的国家认挑战更为复杂多元，如何既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又彰显本国特性是这些国家面临的巨大难题，它们深刻地意识到，国家认同不仅决定着其内政走向，也决定着其国际目标、国际角色和国际地位。
中国兴衰与国家认同演变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写照。中国是农耕时代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且持续时间达五千年之久的文明，中国因此长期居于文化中心地位。进入19世纪中期，中国成为国际权力转移的受害者，并一度衰落为濒临失败的国家（failing state），列强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先进技术、以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思想通过强制性手段进入中国，导致中国成为半殖民地。进入20世纪，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为中国国家转型开辟了道路。中国经历了资产阶级立宪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不成功试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中国一个真正的大时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国富民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抓住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重塑国家认同，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在国际社会中建设性作为的意愿逐步展现，中国开始成为国际权力转移的受益者。[396]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崛起步伐加速，带来了积极的全球效应，也引发了全球的热议和极大关注。
当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在对五千年文明史、百年屈辱史和中国崛起的认知基础上，体现出鲜明的大国地位追求。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确立了和平发展道路，其国家认同日趋清晰明确。
二、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年）
从密切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维度看，中国的国家认同变迁与确定集中体现在大国地位的诉求上。1982年以来，中国的国家认同处于变迁之中，从传统大国到现代大国、从封闭大国到开放大国、从一般大国到重要大国，渐进定型。
中国是现有大国中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制度认同彰显出中国的特性。与此同时，中国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国，而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世界潮流的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的反思、国家发展目标的诉求等，逐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397]，从而确立起鲜明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特征：
第一，和平的社会主义大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代表了中国定位的和平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毅然改变了过时的战略判断和陈旧的战略观念，把中国的战略思维从战争与革命的框架之中解放出来，纳入到和平与发展的新轨道之上，中国战略文化从以强调斗争为核心的战略观念转变为以趋于合作为核心的战略观念，中国完成了从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从国际体系的反对者到改革者乃至维护者的转变。[398]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对反社会主义的势力，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必要斗争外，“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399]中国以苏联的教训为鉴，致力于自身的和平发展，恪守和平外交的理念，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合作、和谐，和平发展道路的确立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表达。
第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决策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400]，强调集中精力于国家建设的必要性，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最重要、最美好的贡献，莫过于把本国建设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全面展现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同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意义。
第三，全面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从突破观念障碍和体制约束起步，从一个近于封闭的国家转变为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者，确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随着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开放性大国，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复合相互依赖程度也在加深，对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不断增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从国内经济改革起步的，中国推行的改革精神和相关措施的影响力外溢到国际层面，而中国的开放主义已经从对外开放为主走向对内对外全面开放。可以说，中国正在巩固对外开放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的基础战略地位，开拓全面开放的时代。
第四，致力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把握成为真正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步骤，而融入国际体系才是中国发展之道。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着重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401]以此为基础，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升华，推动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五，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先富论”开局。邓小平认识到，中国落后且长期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开放不可能全面铺开，经济振兴必须寻找到突破口，由此形成了由“先富论”到“共同富裕论”的主旨思想。邓小平强调，“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402]进入新世纪，中央领导人清晰判断中国正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各类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基本特点，明确提出“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思路，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扬弃了“先富论”，迈向共同富裕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现实语境密不可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和市场经济模式，但未被资本主义同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追求，调整与完善并行，是融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优势共享的制度模式，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代表了中国对未来发展的把握和自信。
中国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的定位面临国内国际的挑战：国内挑战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共同富裕的制度化安排上；国际挑战则主要体现在西方国家刻意突出制度认同差异，倡导意识形态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在强化推进国内五位一体发展格局的同时，强调以“和而不同”理念为基点发展与西方国家的互动关系，追求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又不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的境界。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指的是那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尚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国家。[403]随着研究的深入，分析发展水平的指标不再限于传统的人均GNP和GDP，而增加了国际竞争力、人类发展指数（HDI）、发展平衡性等新指标。其中，人均GNP和GDP指标偏重经济因素与整体经济规模，国际竞争力指数注重考察一个国家的效率、耐力和发展态势而非固定的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由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三个指标构成，侧重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发展的平衡性注重可持续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与西方国家围绕中国到底应该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还是发达国家身份加入关贸总协定产生过尖锐矛盾，艰难谈判长达十数年之久。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从《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中看出，中国并没有获得完全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的受惠范围受到了限制。[404]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兴国家，发达国家明确要求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再作为最大的“搭便车者”。堪为例证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认为1949年社会主义救中国、1989年中国救社会主义、2009年中国救资本主义的说法不胫而走，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有溢美之词与强烈要求，强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准超级大国，提出“两国论”（G-2），要求中国放弃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不绝于耳。
世界贸易组织的常规界定是，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的国家才可称为发展中国家。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315美元，位居世界第106位；2009年人均GDP达到3678美元，位居世界第97位；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520美元，位居世界第90位；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414美元，位居世界第89位。[405]中国人均GDP数额增长之快与排位之靠后同样醒目。我们一方面必须看到世界人均GDP平均线的总体提升（如2010年世界人均GDP平均线为8985美元，中国堪及一半），此外还要意识到中国发展失衡的严重性，例如，按照联合国1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尚有1.5亿人口需要脱贫。
有鉴于此，在经济社会属性上，中国清醒地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大国。十八大报告重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无疑，中国始终追求并在走向发达之路，但其进程并非一马平川，而是呈现出复杂的进程性特征。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就是消除贫困、摆脱落后进而提高发展水平、实现发达化的过程。中国现代化、工业化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进程，也是欠发达化与发达化并存的过程，它包括两个相互平行的进程：一是迅速地减少欠发达现象，进而迅速地脱离欠发达特征；二是迅速地扩大发达现象，明显地增强发达特征。这是一个不断量变、实现质的提高的动态过程，代表着中国从发展中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进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奋斗历程。
中国GDP规模自2010年以来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2008年为世界第30位、2009年为第29位、2010—2011年为第27位、2011—2012年为第26位，是金砖国家中唯一进入前30位的。[406]这两项指标意味着中国经济地位处于世界前列，确实难以定位为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另外的指标则标明中国处于世界发展后列。比如，从在经济社会发展平衡性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内部发展较为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较小；而中国仍处在发展失衡突出的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较大，有些方面的差距甚至还在扩大，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中国农村和许多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欠发达特征，而城市和沿海地区越来越呈现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内与发达国家形成竞争关系。从人类发展指数的角度看，中国不仅处于世界后列，且有下降之虞。2008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位居世界第81位，2009年位居世界第92位，2010年位居世界第89位，2011年则下降为世界第101位，属于中下等水平。
概言之，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诸多方面都体现着初级阶段的显著特点。上述分析表明，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前的中国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也不是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欠发达与发达特征并存，欠发达的范围在缩小，发达的范围在扩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也正在变成一个中心国家，所以用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眼光看待中国的问题会有很多不足，并可能影响中国重大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入21世纪，各类现代化的因素越来越多，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现代气息越来越浓，我们正试图以稳妥的步伐快速走过初级阶段的“中间点”。当前，中国集中出现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转型。中国转型的明确指向就是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国情特征决定了实现以上目标困难重重，完善发展理念、优化发展模式、调整发展战略变得愈加紧迫，尤其是，中国必须实现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发展、从不公平发展到公平发展、从不平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路径转变。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血脉、灵魂和品格，文化认同是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动力之源，是国家认同最深厚的基础。一般而言，国家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结合，而后者是中国面临的“攻坚战”。杜维明指出，“中国真正要崛起必须是文化的崛起”。[407]
全球化既带来了世界文化交融，更带来了文化裂变和矛盾冲突，传统文化、文化传统由此常常被视为确认国家认同的核心标志。对中国而言，文化更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实体。中国一直以来并不是国家的名称，它不仅标志着地理上的世界中心，还意味着文明和教化的先进，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认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文化现代化滞后于经济现代化，文化体制尚处于改革的初级阶段，而文化安全是我们面临的最深层的安全威胁。
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演变表明，中国在文化软实力上具有先天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古代中国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先进性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巨大辐射力上，而且体现在东亚一波波崛起浪潮（日本、东亚四小龙、东盟四国、中国等）中儒家文化的促进作用上。最近百余年来，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发起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和国际实力向亚太地区转移为标志，中华文明传统正在积极弘扬之中，而西方文明则进入反思和调整阶段，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将展开崭新的一页，而中国正在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心。如王蒙指出的，中华传统文化回应了严峻的挑战，走出了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阴影，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它更是一个能够与世界主流文化、现代文化、先进文化相交流、相对话、互补互通、与时俱进的活的文化。[408]
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天然存在的。中国与近代工业化失之交臂，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支撑也逐渐遭受销蚀，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后遭受的一系列惨败，促使中国文化走向反思和重构历程。泱泱上邦为什么坠落得如此体无完肤？中国仁人志士从模仿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逐渐发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自此，这种反思就没有停止过，关于中、西、体、用四个字的排列组合一直是人们所讨论的最热门话题。进入20世纪，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就成为分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基本主张。这种批判观点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全盘西化主张在中国发展进程时隐时现，导致了中国一再的政治风波；另一条主线就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派，强调“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409]，这种观点一直持续不断，在纯粹的、非政治性的学术研讨中长生不衰。但是，源于国家总体实力衰落的历史，中国在文化上不乏盲目模仿，甚至不顾一切拥抱外来文明，而自我否认向来是我们的一个传统。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向西方物质文明开放，而在精神文明上也进行了积极的引进。在西方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西化的进程；而在中国看来，这一进程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过程，和而不同依旧是世界的未来面貌。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抓住了新一波全球化浪潮，革故鼎新成为中国突出的文化特征。中国实现了物质崛起，这种崛起与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唱和，导致世人重新审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能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410]在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化解不断升级的国际冲突、摆脱物质万能的文化束缚、应对日渐突出的人类精神信仰危机等当代世界性问题的解决路径上，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显现出积极的整合价值。中国决策者明确意识到了文化在国家认同上的核心价值，强调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但是，中国在文化上仍然是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依旧存在，如何继承和发展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性议题。中国文化的内在风险主要体现在，社会价值观消失殆尽，传统社会伦理的丧失殆尽带来了严峻的社会问题，传统文化的精髓弘扬不够，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中国面临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紧迫任务。我们在热切吸纳外来文明的同时，往往忽视弘扬民族文化特色，甚至继续保持着批判民族文化的传统。然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特性，民族独立性也就失去了依托。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依靠全部引进换来的。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保存和发展中国自身的文化力量与增强经济军事实力同等重要。中国目前已经基本否定了全盘西化的可能性，而主要体现为两种主要观点的较量：一种是儒学复兴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根本价值，是所谓“中体西用”的进一步延续；另一种观点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互辉映，相互借鉴和相互吸收，即所谓中西互为体。然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大国是以外国文化为本位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批判继承、发扬光大是必要的，但中国文化是中国国土的独有奇葩，其现代化不可能离开传统文化而生存。我们需要强调中体西用，扬弃其中贬抑西方文化的成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吸收有益的成分，也要防止西方文化的泥沙俱下，抛弃其糟粕。中国文化的外在风险则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有着渗透和改造“他者”的冲动，通过文化渗透推广价值观念是西方国家的主导性目标之一。中国处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负面——如极端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观念、混乱的价值观取向、非道德倾向——正在颠覆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吸引力和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形成强大的冲击，文化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近年来，中国决策者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建设的滞后性、紧迫性和战略意义，在促进文化发展上着力甚多。十八大报告强调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持续迸发、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中国开始确立文化立国战略，恪守文化传统，弘扬传统文化，推动文化产业改革，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倡导文化对话，中国文化现代化和文化建设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
承担国际责任是全球化时代对各国的根本要求，全球性问题的激增及其解决要求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要承担责任，承担而不限于对内提供国内公共物品、对外遵守国际规范、维护国际准则、履行国际义务的责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综合国力居于前列的大国、东方大国，中国对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负有重要责任。“负责任大国”是顺应潮流、主动承担责任的国家诉求与建构。承担更重要的国际责任是中国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切入点，是中国国家利益走向全球化的重要路径。负责任大国的强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新认同。
孙中山指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411]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建构与改革开放进程相关，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深度相应，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相辅，与国家实力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相成。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变“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主题判断，开启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其角色定位从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游离者向积极参与者、建设者转变。[412]中国发挥积极参与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合作角色，持续融入国际体系，并致力于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建立务实的伙伴关系。
对外开放与深化参与国际制度的步伐相辅相成，中国经历了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逐渐适应、逐步深化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并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它不仅引进了新的观念，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还促进了中国对其他国际制度的参与。[41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昭示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制度时代的到来。自此，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体现出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的基本特征，已经基本认可了当今国际体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制度。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继续驶入快车道，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所加快，并承担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角色。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欲望和能力在增加。1997年11月，江泽民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强调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共同责任”。[414]此后，中国领导人时常提及负责任大国的定位。例如，2006年3月4日，温家宝总理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415]2010年4月29日，温家宝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中国一定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符合中国的利益。”[416]十八大报告强调：“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负责任大国的定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主权为中心的、独立自主大国的传统认同与负责任大国的新认同相连，而国家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制度的调节，中国自视为国际制度的积极而负责任的参与者，进一步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
其间，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呼声成为一种国际压力。“中国责任论”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中国角色转变的战略话语。华裔学者黄靖认为，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经济和物质上的责任，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更多地出钱出力；二是开放金融市场方面的责任，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三是道义上的责任，要求中国逐步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和博弈规则来出牌。[417]有学者认为，中国责任论是软遏制的新方式，既给中国提供了国际合作的机遇，也有更大的迷惑性和应对困难。[418]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又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两点又决定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需要格外谨慎。正在崛起的大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时，很容易被其他大国作负面的解读，“责任论”与“威胁论”往往相伴而生。社会主义大国的身份更容易遭到西方大国的敌视。与此同时，国内对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定位也有着不少的误读，提出了认知上的阴谋论、能力上的不足论、国内问题中心论等。
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对国际社会自有担当。主动承担适度的国际责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成长中大国而言具有积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有条件、有责任对人类做更多更大的贡献，不仅仅因为全球治理时代要求所有大国共克时艰、应对各种全球性危机，更是因为负责任态度有助于提升国际形象。中国坚持追求“负责任大国”的国家认同，其理念建构具体体现在新安全观、互利共赢、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谐世界、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上；在实践上，中国加强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参与，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强调分享、共荣、双赢，避免零和，积极提供全球和地区性公共物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增加对国际组织的物质投入，从受援国转变为积极的对外援助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维护。与大国责任意识相联系是中国积极参与意识的进一步展现。可以说，在中国，国家理性已经生根，而开放主义和参与意识不可阻遏。
面向未来，中国将冷静判断自己的国际地位，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理性扩大国际责任，推进与各国共同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把握好能力与责任的平衡，并积极要求增加相对应的国际权利。在与其他国家共同促进国际合作的同时，中国还要继续强调以确认国内建设为核心的战略布局，促进国家的平衡性发展。
亨利·基辛格（Henry S.Kissinger）认为，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拥有实力、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希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塑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这几乎是一个自然定律。[419]很多中外精英都倾向于认为，21世纪的中国当如此，美国战略界提出的“中美两国论”（G-2）堪为表征。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即使在衰败的清朝，中国也未曾丧失大国地位。就像拿破仑所言，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中国醒来，她将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撼”。[420]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中国崛起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现实，中国的世界定位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战略走向的重要因素。多数战略分析家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只是时间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中国的大国作用受到国际社会更多关注。2006年以来，世界热炒“中美两国论”，中国开始被视为世界大国，尤其是2010年中国GDP规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使得这一话题持续发酵。关于中国世界定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中国属于何等大国上，目前主要有东亚大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太大国、世界大国等几种判断。
关于世界大国的衡量标准，学术界多有涉及。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指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能够抗击所有其他大国而不败亡，即使在后者联合起来的情况下”。[421]中国财政部王军指出，世界大国的特征是：国家实力强，与同一历史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经济更为发达、军事力量更为强大、文化更为昌明、疆域更为广阔；对外辐射广，能够深刻改变时代面貌，强有力地影响乃至左右世界文明的进程；历史影响远，其影响跨越时空、源远流长。[422]迈克尔·奥克森博格（Michael Oksenberg）等指出，世界大国的基本条件是经济发展处于世界前列，军事实力处于领先地位，文化宣传影响全球，具有世界性的政治影响力。[423]布热津斯基指出，世界大国“意味着真正在全球军事能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重大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影响力、明显的技术领先地位和有吸引力的社会生活方式——所有这些必须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形成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力”。[424]
对照这些参照条件，我们认为，有史以来，中国就是东亚地区乃至亚洲的大国，天下思想、朝贡体系代表着中国曾有的历史辉煌。当然，中国从未成为世界大国，因为19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世界大国，只有地区大国，真正的世界大国是在19世纪后的群雄逐鹿中造就的，而欧洲大国的崛起与中国的衰落恰成鲜明的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止了中国国际地位下降的百余年趋势，迅速确立了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地位迅速攀升，国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更加关注海洋利益，国际影响力延伸至整个亚太地区，全球影响力迅速上升。当前，亚太地区的所有重大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则难以获得满意的结果。中国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诸多条件：从资源角度看，中国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人口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大国；从政治影响力看，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影响力巨大，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从经济、贸易、对外投资等角度看，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从军事力量上看，中国堪称大国，国防开支和军事现代化更是举世瞩目。但是，中国人均资源短缺、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价值观影响力有限、是典型的军事防御型国家，尚缺乏足够的海外利益和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世界性特权。因此，中国的战略定位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亚太大国，这一定位以地区性为基点，兼具世界性的特征。
中国地处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亚洲的中心位置，是东方国家的代表。随着同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中心，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领袖作用超过美国和日本。近年来，中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实力和战略安排，将地处亚洲腹地的东亚视为承担大国责任的首要地区，并随着其利益边疆的延伸，将战略触角扩展至全球。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条件，中国将东亚及周边视为合作的重心，继续追求并适当扩大全球责任。
这一定位受到国际国内的挑战。其国内挑战主要体现在民族主义冲动和成熟大国心态的缺乏。成熟大国心态的基本标志是：清晰界定国家利益边界；冷静对待批评，对所涉问题能够展开坦率的讨论；关注其他国家对核心利益的关切，从长远角度看待国家利益。坦率地讲，这样的成熟大国心态在中国尚未形成，这将在总体上影响中国的国家认同。其国际挑战主要体现在对既有大国对亚太利益的争夺及对中国世界大国走向的担忧与遏制，尤其是美国重返东亚和日本等国家加强与美国战略协同的趋向。此外，中国周边从西北部中亚经由南亚、东南亚、南中国海到朝鲜半岛，呈现出一个U字形的环状动荡带，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难题。中国将周边地区视为区域合作的重心，其战略作为主要体现在稳定周边的努力上，即重新确认东亚在中国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致力于将东亚打造成中国的战略依托地带，将中国界定为亚洲大国和海洋国家，从海陆两条战线扩展中国的海外利益。
三、加强中国国家认同的未来战略取向
中国国家认同以新型社会主义大国为核心，追求全面开放、全面转型、全面发展。可以说，中国致力于创新一种新的制度模式、发展模式，致力于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和西方文化反思的基础条件下造就一种新的世界文化。上述理想目标和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中国国家认同尚未提升到国家核心价值的层面，在国家认同建设问题上没有形成统摄性的国家战略[425]，但一个长期秉持务实精神的国家彰显其既有的世界理想、国家理想和社会理想，其意义值得深入关注，而如何促成这些认同维度的实现（identification）已经是摆在中国面前的核心议题。
稳定中国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惟此，中国的基本制度、核心价值观和国家形象才能保持良好的连续性、创新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有效地凝聚民心、统合社会、扩大国际影响力。上述对中国国家认同变迁的梳理表明，中国的整体战略将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对内走科学发展之路，对外走和平发展之路，国内国际联动追求和谐发展，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长为中国所期许、国际社会所认可的世界大国。以此为基础，加强中国国家认同的重塑，其战略取向体现在：
第一，强化公民意识。对所有国家而言，战略重心都应该放在加强国家认同教育上。[426]强化国家认同，必须把国民公民意识的培养放在首位。[427]公民意识是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它主要体现为国家归属感、荣誉感、责任感。强化公民意识要求我们努力培养各民族公民的国家观念，以价值共识——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来引导各民族公民在文化差异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同时进行历史教育、国情教育和世情教育，培育公民的国家归属感、责任感。当然，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意识不是封闭的，应将国家认同与全球认同联系在一起，培育具有世界意识的国家公民。
第二，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国家实力是巩固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而提升软实力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国家认同的稳固程度。中国多年来专注硬实力增长，部分忽视软实力提升，二者之间的不匹配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损伤了中国潜力的发挥。在国际层面上看，中国在吸引他国追随、改变对方立场，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提出议题、设置议程、引导舆论等方面总体上处于弱势，尚未掌握国际话语权。软实力建设事关中国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国际、国内两个舞台上塑造、展示自己魅力，它不仅要求中国把自己的优秀文化、发展模式和外交理念传播到世界上，争取他国理解和接受，而且更强调中国如何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公民社会的培育等领域进行富有吸引力的建设与创新，而后者更是基础性的关键议题。
第三，强化国家认同、地区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关联。中国国家认同不仅需要凝聚国内共识，还需要把握国际治理的趋向，积极争取国际理解与认可，换言之，中国必须关注他国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促成国家认同之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的良性互动。[428]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时代，国家认同必须关注国际认同变迁，强化与地区认同、全球认同的关联。当然，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认同的认知，既有偏重对中国现实因素的肯定，也有侧重对中国未来预期的考量；既有对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希冀，也有对中国国家实力增强的疑虑，求同存异方为大道。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应进一步参与到国际治理之中，强调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加强所在地区议程和全球议程的倡议能力，促进中国国家认同与地区认同、全球认同的良性互动，以此为基础同各国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共同利益的实现，从而提升中国国家认同的国际认可度。
第四，积极担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桥梁。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尤其既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互动，是强化国家认同的必由路径。鬼谷子曰：“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和特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中国处于二者之间的结合部，堪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桥梁。[429]以此为条件，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国际行为将有更积极的担当，这在另一种意义上也表明了中国国家认同的进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