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处于转型阵痛期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严重冲击，全球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此轮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足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比肩，二者并称为工业革命以来蔓延最广、破坏力最大的两次危机。危机发生后，主要经济体都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控制危机蔓延，避免经济直线下滑。应急性的输血止血后，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危机？如何才能走出危机？

金融危机前，由于全球贸易巨大的资源配置效应，形成了美欧消费、亚洲生产、中东拉美提供能源资源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发达国家通过进口廉价地获得资源产品和制造业产品，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经济进入一个繁荣周期。2000—2007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接近10%，全球经济年均增长5%左右，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一个增长蜜月期。往往当人们认为这样一个模式将长期不变地持续下去时，危机便开始孕育。由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负债消费和虚拟经济，美国等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化、经济虚拟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美国个人储蓄率在危机前几乎接近于零，美国金融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高达30%左右，2008年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到66.2%，失业率上升到10%。赚得盆满钵满的华尔街现象诱导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再次信奉这样的道理：市场万能、无需干预，自由放任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逻辑。于是从微观运行、宏观政策、观念认识三个方面形成了危机孕育和自我强化的框架，金融海啸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从2008年危机爆发到现在，八年间全球主要经济体思考和实践的指向是基本一致的：一是全球经济原有平衡无法维持，需要进行系统性调整、结构性改革，再造新的增长动力和平衡机制。二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努力推动经济转型是中短期实现再平衡和中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因此，我们看到在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中，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在探索经济转型之路，寻求新的增长源泉。

美国在危机中首当其冲，也正因为这样，它调整的步伐最快，在结构性改革上也动了刀子。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努力疗治金融体系的创伤，主旨是去杠杆、去泡沫、强监管，从金融部门入手开始修复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针对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的病灶，着力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扩大出口的战略，同时把加强创新能力、改革教育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3]作为重塑产业竞争力、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支柱。这一系列调整推动了微观基础经济恢复成长，使得美国较快走出泥淖。但不能忽视的重要事实是，美国利用了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凭借量化宽松等政策，在对内释放流动性、刺激就业增加的同时，向外输出了危机，让全世界为其买单，这是无法复制的“成功经验”。

与美国相比较，欧洲和日本的麻烦就更大一些。欧洲屡受主权债务危机的侵袭，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轮番中枪，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本就乏力的经济更为敏感和脆弱。“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s）虽然得以鲜明地提出，与投资、财政支出共同作为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但掣肘于财政体制与货币体制错位、福利棘轮效应等，改革在现实中步履维艰，所强调的劳动力市场、商业环境、创新改进十分有限。日本“大胆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使力度空前，也不能抵消其经济上的结构性缺陷，劳动力不足、财阀势力过大、创新滞后等，制约着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成为金融危机后拉动全球经济回升的主要力量，2009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90%。但随着危机进一步发酵、演变与外溢，发展中国家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也凸显出来。在中国之外，印度推行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力图解决“滞涨”、开放程度较低、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实施印度制造、印度东进等政策，目前经济增长呈现较为强劲的势头。^[4]但同时，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改革调整并未取得较好的进展，依然受制于外部市场萎缩、自生能力不足，增长势头放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各国共识，但实施中由于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居民消费与短期经济下滑、失业增加的两难选择，又由于福利水平和利益格局调整对政治选票的巨大影响，以及主要经济体政策在政策步骤和时序上的难以协同，全球经济要想达到再次平衡、进入下一个增长周期还有待时日。需要看到的是，经济的停滞或倒退极易引发社会和政治层面的矛盾，这些矛盾或以政治危机甚至流血冲突的形式出现，这将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经济转型远未结束，阵痛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