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三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我国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世界经济大调整、大变革的新趋势使我们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显现，集中表现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不合理。
• 需求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失衡
前些年，需求结构不合理既包括内外需结构性失衡，也包括内需中投资消费结构性失衡。2014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从2004年的最高点70%下降为41.7%，现在主要表现为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拉动（见图3-1）。2000—2014年，我国投资率从35.3%攀升到48.5%，消费率从62.3%下降到51.2%，消费率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情况更加明显。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数据，中国居民消费率是34.1%，不仅远低于美国的68.6%、日本的60.7%、德国的57.5%等发达国家水平，也明显低于巴西的62.6%、南非的61.2%、印度的61%等发展中国家水平（见图3-2）。国际经验表明，大国经济主要依靠内需支撑，过度依靠投资需求难以持续，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重点，提高过低的居民消费率。
图3-1 我国投资消费比例关系变化（1978—2014年）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3-2 主要国家居民消费率比较（2012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 产业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重过低
产业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特别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长期偏低，这已成为制约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2014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达到48.2%，已超过第二产业，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从国际比较来看，仍然远低于美国的79.6%、日本的73.1%、德国的69%，也低于印度的57%、俄罗斯的69%、巴西的69.3%的水平（见图3-3）。进一步来看，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过低，仅占服务业增加值的15%左右。服务业具有涉及领域广、带动就业多、消耗资源少、拉动增长作用强等特点，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日益紧密，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产业组织和生产经营水平的提升，增强制造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世界上很多制造业大公司，其服务业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例相当高，例如IT设备制造商IBM在50%以上，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55%以上。
图3-3 主要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比较（2013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 城乡结构不合理，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不高
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仅为53.7%，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远低于美国的82.9%、日本的92.3%、德国的74.2%，也低于巴西的85.1%、俄罗斯的74.2%，仅高于印度的32%（见图3-4）。城镇化率偏低的同时，城镇化质量更不高。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比，2013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9%，相差17.8个百分点（见图3-5）。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有2.42亿人，他们不能平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这其中有5 000多万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及其家属，5 000多万在城镇工作、生活5年以上的农民工，这是继城乡二元体制矛盾之后又形成的新的城市内部二元矛盾。
图3-4 主要国家城镇化率比较（2013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图3-5 我国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剪刀差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整理。
专栏3-1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集聚经济的同时对人口的集聚不够。
（2）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
（3）“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
（4）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
（5）城市管理水平不高，“城市病”日益突出。
（6）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
（7）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资料来源：《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 区域结构不合理，东中西发展差距较大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较为突出。东中西部之间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差距较大（见图3-6）。东部人均GDP是西部的1.8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西部的1.4倍，农村居民收入是西部的1.8倍，财政支出是西部的1.3倍。比较我国、美国和日本的数据，2013年，我国人均GDP最高的省市是天津，最低的省份是贵州，前者是后者的4.3倍；美国人均GDP最高的州加利福尼亚是最低的州佛蒙特州的2.2倍；日本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东京都是最低的地区鸟取县的2.8倍。
图3-6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2013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