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术史的意义

由于传播文化思想史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受篇幅所限，此处主要讨论传播学术史。传播研究本身是一个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领域，权力和实用理性深深地渗透在传播研究之中，学科的自治性低。本研究力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反映20世纪以来中西方传播研究的内在逻辑。

传播学术史的研究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由于传播学科的特殊性，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实践的联系在此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提供典型个案，其价值超越了传播学术史研究本身。从起源上看，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对象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最近的研究发现，美国传播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脱颖而出，蓬勃发展，不单纯是学术逻辑自然发展的结果，更是战争宣传、冷战及社会控制的需要。^[22]与其他学科相比，它更容易受到权力的干预。

传播研究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回应实践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以效果研究的名义，协助各种权力机制完成社会控制，比如民意测验、选举调查、受众调查、广告调查等。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象牙塔里完成的工作，它往往接受来自政府、军方和企业的资助与订单。它要密切关注传播实践，考虑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实用的功利逻辑渗透到了学术逻辑之中，不仅影响到研究问题的设置，甚至影响到了对数据的解释。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吉特林曾指责《人际影响》在研究结论中有意忽略某方面的证据，以迎合赞助商的需求。^[23]在传播学在中国的扩散及其后续研究中，功利逻辑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究其根源，不能不归因于学术管理者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庸俗理解和整个社会盛行的工具理性之风。例如，在传播研究诸领域中，唯有受众研究最为繁荣，但是在理论建构方面却乏善可陈。^[24]反思这类现象，不仅对于传播研究有帮助，对于整个学术界可能也有启发。

由于传播研究缺乏自治并导致学理匮乏，自20世纪40年代诞生起，传播学便一直处于“正当性赤字”之中。为了填平这一亏缺，大量学术史话语被生产出来。尤其是经验学派为了肯定既有学术体制与研究范式的正当性，在学术史的书写中渗入该学派的意识形态，这些话语层层堆积，构成了主流叙事的神话，其中有代表性的便是施拉姆建构的“四大奠基人”神话和以此为基础的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国学界曾经不加分辨地把它们当成客观事实加以接受。不仅如此，对学术史叙事缺乏自觉的中国传播学界自己也生产了大量未经反思的学术史叙事。通行教材中为了论证当下合理性，对进步充满乐观的“辉格党式”的历史叙事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