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解放灰色地带：对传播思想史叙事的反思

从传播理论到传播思想史

传播理论教材中在传播研究历史部分基本是千篇一律：19世纪末社会科学出现，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魔弹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诞生传播研究，拉扎斯菲尔德、卡茨等人提出两级传播与意见领袖，并进而由克拉帕提出有限效果论，否定了魔弹论，60年代末以议程设置为代表的宏观效果理论兴起……

但是，这条看似连续的线索有太多缺失的链条。这是一个缺乏意义解释的“编年史”，仿佛一切事件都是理所当然地处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它们为何这样分布，却少有人追究。这种不求甚解、似是而非的状况从课堂延续到了研究中。对西方传播研究史和研究逻辑的误读导致了大量“双重去历史化”的学术废品。^[1]这类研究由于不清楚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错误理解了其解释效力，将其普遍化；同时又无视中国现实，削足适履，将中国经验塞入水土不服的西方概念与理论之中，制造出一具又一具“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公平地说，自1978年传播学^[2]作为学科被正式引进中国内地后，“系统了解”一直是中国学者的主要研究课题，成果不可谓不多。可在如何了解方面，却一直不得其法。直到最近，才渐窥堂奥。这一探索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把传播理论作为科学的客观式解读、把传播理论作为西学子系统的系统式解读、把传播研究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社会学解读。

第一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至90年代中期，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唯科学主义”精神^[3]，把传播研究当作客观的科学发现，以仰视立场，亦步亦趋地理解。刚经历十年政治动乱的新闻学界试图摆脱“左”的束缚，去政治化的愿意强烈，导致更像“科学”的量化研究成果被重视。与此同时，这种不加批判的科学图式将传播理论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学习者忽视理论产生的语境，将其结论直接应用于中国现实，出现了用“中国经验”去验证“西方理论”的后殖民式的研究。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十年，是伴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和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理解而逐渐出现的。研究者意识到学术语境的重要性，了解到作为十字路口的传播研究有大量资料来自其他历史更悠久的学术传统，于是开始将传播研究放到整个西学的理论谱系中，探索其来龙去脉以及和不同学科的隐形勾连。但是研究者的基本立场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系统理解只是为了使第一阶段的学习更加全面与深化，批判性仍然有所欠缺。

近年来关于西方传播理论的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除了学术语境外，社会语境更受到瞩目。研究者不再把西方传播研究看成中立、客观的学术活动，而是将其视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实践。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西方的传播理论被看作有待学习的客观知识的话，在这一阶段，它们则被客体化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素材或知识考古的史料。知识的神圣面纱被掀去，被置于权力的透镜下仔细剖析。以胡翼青的研究为例，如果说《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是第二阶段的典型之作的话，那么《传播学科的奠定》则已经具备了第三阶段的特征：通过观察学科体制化的过程，对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知识最终建立霸权的过程做了精彩的阐述。^[4]

知识社会学曾经一度和传播研究走得非常近，后由于主流传播研究走向实证主义和琐碎的经验研究，二者分道扬镳，但在今天它们又在传播研究的学术反思和学术自觉中重新走到一起。一旦把知识本身作为问题，传播研究便可将自身的发展过程也置于传播研究的考察对象之列。像传播理论从西方到中国的旅行可以被视为跨文化传播和创新扩散的典型个案，西方传播理论在中国经历的解读可被视为受众与文本间的协商过程，传播学在中国学术体制中的正当化也可被放在传播者与学术受众的关系的视角下加以解读，甚至还可以用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角度来解释西方理论在中国的被收编与驯化。^[5]如此一来，传播理论的批判光芒照向自身，中西传播研究本身也可以作为传播研究反思与批判的对象。这便从被动地接受西方传播理论，进入到了自觉的传播思想史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