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超越有限效果理论:哥伦比亚学派及其批评者
在天使与妖魔之间的哥伦比亚学派
近年来传播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重写学科历史的潮流,有研究者将这些研究称为传播研究的新历史。[1]所谓“新”,是指打破了由施拉姆提出的、被传播理论教材确认的传播研究“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对这个神话的质疑由来已久,比如批评它强调美国传统忽略欧洲传统、扬实证传统抑批判传统等,然而传播研究的“新历史”强调的乃是被四大奠基人叙事所掩盖的社会语境与意识形态,比如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代表的大资本对学术研究方向的支配[2]、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以研究为名实施的“心理战”计划[3],以及学术界和产业界交织构成的环境对学科体制化的左右等[4]。这些揭秘式的研究固然说明了“传播科学”进步叙事虚伪的一面,却并未对传播研究的学术逻辑做出深刻的反思。此类知识社会学研究是站在传播研究之外观察传播研究,而对于传播研究者而言,更需要一种从传播学内部反思传播研究的视角。
中国的传播研究从引进之初便在“科学”的名义下,未加批判地接受了许多理所当然的知识。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对经验学派的评价。在传播学引进之初,因为追求科学主义和去政治化,经验学派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成为当时中国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尽管也介绍了不少欧洲的、北美的批判理论,但占主导地位的学科史叙事还是经验学派的发展。[5]近年来的对外交流和译介又让我们接触到相反的一套批判理论的叙事,在求新求异的同时无形之中又人云亦云地接受了批判学者的立场,简单地将经验学派看作传播研究陷入困境(如果有的话)的罪魁祸首。这导致我们对于经验学派的认识在天使化或妖魔化的两级之间摇摆,却忽略了对经验学派本身进行自内而外的反思。本章希望通过解剖有关哥伦比亚学派的两种冲突的话语,清点哥伦比亚学派的学术遗产,同时也以此为例,反思学科叙事中的意识形态。具体来说,本章希望将有关哥伦比亚学派的两种相反的看法并置,使两种话语内部的矛盾性自我呈现出来。同时,从那些有悖于哥伦比亚学派刻板印象的人物或理论入手,通过考察思想史的灰色地带,展现学术发展逻辑中充满偶然性和复杂性的维度。本章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在传播思想史上,有关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的矛盾形象是如何形成的?(2)是否存在不能简单归入上述两极分化的形象的哥伦比亚学派的成员或成果?(3)如果有,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处于“灰色地带”的哥伦比亚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