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拉斯维尔：被误读的传播学“奠基人”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D. Lasswell）被传播学科的真正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封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1]1982年施拉姆访问中国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所做的演讲就是《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2]对于1978年后学习传播学的中国新闻学者来说，“拉斯维尔”和“传播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

在传播研究引进中国的过程中，拉斯维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以下简称《社会传播》）素来被中国传播界认为是他最重要的一篇文本，曾经扮演着启蒙的角色。^[3]1982年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传播学普及读物《传播学（简介）》中，这篇译文就被列入其中。在2003年出版的《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中，该文再次被收入。中国出版的传播学教科书不但重点介绍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传播的5W和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甚至大部分教材的框架也以“传者—媒介—内容—受众—效果”这五个部分为结构。但是另一方面，对拉斯维尔传播观念的深入研究却很难见到。国内能够见到的拉斯维尔的中译著作只有《政治学》《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和《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三本，此外在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中有一段对于拉斯维尔生平及传播研究的简单介绍。这一待遇与拉斯维尔学术生涯中的巨大的发表量（325篇文章与章节，52本著作）和生前的学术地位极不相称。

有趣的是，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即使在美国的传播研究中拉斯维尔也受到“冷遇”。最近美国一些学者出版的关于美国传播研究的早期历史回顾中，不论是赞赏还是批判，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更受重视，而拉斯维尔则只是被一带而过甚至忽略。^[4]

拉斯维尔曾被施拉姆奉为传播研究的四大奠基人之首。为什么近半个世纪过去后，拉斯维尔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被传播研究的“无形学院”逐渐抛弃？或者说，拉斯维尔究竟是否给我们留下了可用的学术资源？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