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法律价值：重视个人、实用和经验

英美法源于实践，但后来发展出系统的法学理论，并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古典自然法学、新自然法学、实证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经济分析法学以及批判法学。在这些思想和学说中，某些理论无疑来自欧陆的影响，但大多数理论都密切结合英美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反思法律事实与规范的关系，探讨法律自治与他治的路径，揭示法律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进而致力于对法律、法学和法治进行批判性重构与创造性超越。它们各有千秋，也各有缺陷；有些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有些只是昙花一现；在特定时段，它们各有自己的拥戴群体，都取得了部分成功。不同学派的多元互动，以及它们所内含的法学洞识和法律智慧，也许比它们的实际影响更重要。

英美法是一种多元价值综合体，其中四种基本价值取向最为突出，即自由、个人、实用以及经验。

自由在英美政治和法律中不仅是核心价值和主流话语，而且植根于深厚普通法的历史传统。[33]在思想史上，自然法学、实证主义法学以及经济分析法学虽然各自的许多主张存有差异，但都把自由奉为核心价值。自然法学理论认为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实证主义法学（例如哈特）主张法律具有自治性和确定性，也在于保护个人自由，至于从理性人预设出发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其自由主义的意旨不言而喻。在宪政上，英美所实行的分权制衡体制和确保公民权利的机制，很大程度上在于防止政府侵害个人自由。在话语上，自由已经成为英美精英和大众的“口头禅”，诸如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与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信仰自由与表达自由，结社自由与游行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句话，“不自由，毋宁死”。在当代美国，自由意味着选择的权利。据此，人们有权选择姓名、食品、服装以及发式，有权选择朋友、爱人以及子女，有权选择爱好、情趣以及信仰，有权选择就业、失业以及流浪，有权选择自己的性偏好和性伙伴，乃至有权选择自己继续生存还是结束生命。国家已经成为了“选择的共和国”，而社会如同任由顾客选择的超市。[34]

与欧陆法相比，英美法更重视个人。在英美法中，“单独的个人是它许多重要学说的核心”[35]。例如，政治上的有限政府模式，背后就隐含着个人主义哲学；经济领域自由市场模式下的财产法与合同法，也鼓励个人自我决定并自我承担风险；社会领域的公民社会，则体现了个人自愿结社和自主联合的旨向。此外，英美的对抗制诉讼程序把当事人作为诉讼的中心，法官仅仅扮演消极角色，也体现了个人主义。在美国，19世纪所奉行的是功利型个人主义，经济领域突出的是自由市场中的个人博弈，以求利益最大化；政治领域强调的是对政府的控权与限权，以求小政府、大社会的个人自治；道德领域彰显的是自我控制和纪律约束，以求沉湎工作，抑制欲望，克制癖好，成功发达。美国当代流行的是表现型个人主义，重在自我表现而不是自我控制，追求偏好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经济领域的成功。生活的意义在于自己选择，生命的价值在于自我塑造创造自己。[36]由此，权利变得更加主观化、个性化和外在化，法律变得更加宽容、宽松，开明和开放。

与大陆法相比，英美法更重视经验。首先，英美法的分类和结构不是源于某种逻辑，而是实践发展的自然结果。财产法、合同法和侵权法的大部分概念、范畴和类别都是从古老的起始令状中“生长”出来的，波洛克和梅特兰曾经用有机体的隐喻来描述这些令状制诉讼形式：“他们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有着自己的奇遇，寿命或长或短……”[37]今天的英美法中仍然存有这种诉讼形式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梅特兰才指出：“我们已经埋葬了诉讼形式，但它们依然从坟墓中统治着我们”。[38]其次，奉行遵循先例原则的判例法，运行和发展具有经验主义的典型特色，与大陆法国家基于理性设计的法典法形成了鲜明对照。最后，如前所述，英美宪政的发展不是出于理性的设计，而是经验积累的产物，例如，英国王权的削弱、议会至上原则的确立以及内阁责任制的产生，无不源于经验；美国联邦与州政府权限的界定及其调整、司法审查权的确立以及公民权利的渐进发展，也明显带有经验主义的特色。此外，英美的学徒制法律教育、法律人的技艺气质、陪审制的大众直觉以及规定了众多排除规则的证据法等，也都体现了经验主义。正是在英美法特别重视经验的意义上，霍姆斯才精辟地指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39]应该指出的是，英美法重视经验，并非意味着无视逻辑和理性，而是意指，在经验与逻辑和理性冲突时，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和取得预期效果，英美法可以突破逻辑和超越理性。简言之，英美法致力于从历史之维建构现实，从效用之维保持活力，从技艺之维寻求个案公正，从行动之维产生变革力量。

大陆法中包含更多理想主义的追求，如社会公道、永久和平以及世界主义的博爱等。相比之下，英美法不关注宏大理论和宏伟理想，缺乏终极关怀，而是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因而凸显出实用主义的特征。英国法的实用主义主要表现在重视经验而非逻辑，救济而非权利，先例而非原理，实践而非学术。[40]相比之下，美国法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更深厚。在法律领域，实用主义在霍姆斯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判决中已经初露端倪，在法律现实主义理论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在波斯纳的法理学中得到了系统阐发和拓展。此外，在当代美国法中流行的政策分析方法就是法律实用主义的实践形态。在英国，自边沁之后，实用主义主要表现为功利主义。在美国，实用主义涵括的范围更广。法律实用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反形式主义，反本质主义，质疑法律的自主性，把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以及重视法律的功能和效果。[41]在英美法中，从散乱的法律概念、杂乱的法律分类以及零乱的法律体系，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美国的总统制，从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以及公司法，到司法体制、律师制度以及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气质。在实用主义的视野中，不但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商法的区分无关宏旨，甚至民事行为与刑事行为的界限也没有必要严格划定。因而在美国，某些民事行为可能具有惩罚性赔偿的后果，而许多轻微的刑事犯罪则允许通过辩诉交易的方式予以解决。当然，在英美法发展的不同时期，实用主义的强弱程度颇为不同，例如在美国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法律形式主义盛行之时，实用主义对于法律的影响很弱；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之后和法律现实主义得势之时，实用主义几乎主宰了法律的发展方向。

英美法的上述价值取向，从一个角度看是优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能就是缺点。例如，强调自由有助于促进竞争和张扬个人权利，但可能加剧人际关系的不平等；张扬个人有助于个人自立、自决和自主，但可能不利于人际合作和互助；重视经验有助于观照常情和常识，但可能助长保守主义和反理智主义；注重实用有助于法律的灵活变通，但可能导致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我们也许会发现，上述价值取向之间彼此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非但不妨碍英美法的存在和发展，反而为英美法适应不同情境提供了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