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斐洛：从叙事到隐喻

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约公元前15/10—约公元50年）一生著述甚丰，在西方哲学史与宗教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的大部分著作被保存至今，其中某些在公元第4、5世纪就已经译为拉丁文和亚美尼亚文，他的思想受重视的程度亦可由此略见一般，因此被誉为“中世纪哲学——犹太哲学、阿拉伯哲学、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基督教哲学的奠基人”（注：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第84页。）。斐洛希望通过希腊哲学解释犹太圣经《旧约》，认为希腊哲学与《旧约》在表达真理方面殊途而同归。在他看来，柏拉图柏拉图哲学与《旧约》所载摩西的教导同样源出神圣的启示启示，因而它们即便不完全相同，在其根本上也是相似的（注：参见奥尔森：《基督教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正如黑格尔所言：“他（即斐洛——笔者注）特别擅长柏拉图柏拉图派的哲学，此外他更以引证犹太圣书并加以思辨的说明出名。他把犹太族的历史当作基础，加以注解。但是历史上的传说和叙述，在他眼睛里都失去了直接的现实意义，他甚至从字句里找出一种神秘的、寓言式的意义加到历史上去，在摩西身上他找到了柏拉图柏拉图；——他的这些努力，与亚历山大里亚派在希腊神话中认识哲学原理的那种努力是相同的。因此他的一些著作只是一些寓言式的神秘解释，例如关于创世史的解释。但是他的思想中包含着精神的本性，这种精神的本性虽然并没有得到思维的把握，却已经表现出来了；……由于有了哲学的精神，犹太人不得不在他们的圣书里去找更深刻的意义，正如异教徒在荷马诗史和民间宗教里寻找深意一样，并且把他们的宗教作品说成一个完美的神圣智慧的系统。”（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2—163页。）

斐洛是生存于希腊思想与罗马武力的夹缝之中的犹太人。许多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于公元前607年被摧毁后失去家园四处流散，他们执著地坚守自己的信仰，不愿信奉希腊人所敬奉的诸神，势必造成民族间的抵牾。与其他许多生活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一样，斐洛的母语不是犹太语，而是希腊语，因此他是根据希腊语的七十子译本学习希伯来圣经亦即《旧约》的。作为犹太人，斐洛对犹太圣经《旧约》深信不疑；同时他又深受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柏拉图哲学的影响。他确信《旧约》经文蕴涵着哲学，甚至认为摩西具有很高的哲学家的智慧。因此斐洛以希腊哲学诠释《旧约》亦在情理之中。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斐洛在解释《旧约》时注入希腊精神也是为了使《旧约》能够见容于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在柏拉图柏拉图哲学与当时的希腊宗教之间、或者说在理性主义与信仰启示启示之间实现一种调和。他尝试用理性的方式将外族人引向上帝，化解与其他民族的信仰冲突。斐洛希望用一个终极的真理概念把希腊哲学和犹太教教义结合在一起，对基督教基督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视为基督教基督教哲学的创始人。他对于犹太教影响则是间接的，通过他，柏拉图柏拉图主义被犹太教所接受；此外，“斐洛还是一神教神秘主义神秘主义的先驱，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间，这一主义在‘喀巴拉’（Kabbalah，犹太神秘哲学）中结出了犹太之果。”（注：参见罗伯特·M.塞尔茨：《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1994年，第214—215页。）由于斐洛所代表的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因遭集体迫害与战争多被杀戮，而在斐洛去世以后，虽然犹太人不太看重他的思想，但基督徒却比较推崇他，维切利的优西比乌斯（Eusebius of Vercelli，Saint，公元4世纪初—370/371）和其他教会领袖均认定他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徒成了他的思想的传承者，他的作品因此有四分之三被保留下来（注：参见同上书，第208页。），这也是一个奇迹。不过就他与诠释学的关系而言，在诠释学史的论著中关于他的论述确实着墨不多，尽管如此，他对诠释学的影响确是不容忽视的，其主要观点表现在对语言的作用和诠释方法两个方面的论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