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的世界遗产

1984年，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见图1-20）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他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世界遗产公约》。而此时，这个公约诞生已有12个年头了，但国内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侯仁之，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1950年发表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首次阐释了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的区别。他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贡献很大，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等很多重要问题。1984年他被英国利物浦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称号。

很多外国朋友疑惑不解，中国历史那么悠久，又有着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参加这个公约？“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斯坦伯格教授的话，犹如棒槌一样，重重地击打在侯仁之的心上。

1985年春天，回国后的侯仁之征得中国科学院的阳含熙、城乡建设部的郑孝燮、国家文物局的罗哲文三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同意，联名提出《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世界遗产公约〉》的提案，这份提案很快被政协通过并上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5年11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同年，中国签署了《世界遗产公约》，成为世界上第89个加入该组织的缔约国。

1987年6月，中国申报的6处遗产地（其中5处文化遗产：长城、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以及1处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批准列入《名录》。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为了加强世界遗产的申报、管理和保护工作，2002年国务院授权国家文物局设立了世界遗产处。

截至2012年7月，中国已有43处世界遗产。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0处，世界自然遗产9处，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处（见表1-5），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意大利（47处）和西班牙（44处）。

表1-5　中国世界遗产名录

注：N为自然遗产，C为文化遗产，C/N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中国世界遗产类型齐全。相比之下，文化遗产覆盖面积较广，数量较多；自然遗产面积较小，数量偏少。在宏观上，中国世界遗产呈带状、组团状分布，其分布不均衡（见图1-21），主要表现为：

（1）区域分布不平衡，从南北看，多分布在我国南方，且多聚集在人口分布密集的东南方，占遗产总数的92%。

（2）从东中西部看，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世界遗产稀少。

（3）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北京及周边地区；自然遗产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西南地区（王昕等，2010）。

注：数据截至日期为2009年6月，涵盖38处世界遗产。

未来中国的申遗之路在何方？2009年接受《世界遗产》专访的俞孔坚教授强调，“在我们已经拥有的近40项遗产里，绝大部分是反映帝王将相和封建意识形态的遗产，这是我们对待遗产认识的一种偏差。故宫、长城、兵马俑表现的仅仅是中国文化遗产中代表封建王朝贵族文化的那一部分，只把这些展示给世界，我们给人留下的还是封建帝王国家的印象，人民、土地却不知道在哪里。未来中国遗产的申报，应该挖掘代表人民大众的文化和精神，探索人与土地更深层次的关系。而国际社会对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等等综合性、整体性的新遗产种类特别重视的趋势，也要求我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需要有所突破与转变，要求我们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真实的人地关系中去重新认识我们国家的遗产”。在2006年文物局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就出现了诸如大运河、坎儿井、山陕古民居、哈尼梯田、黔东南苗族村寨等一大批中国大地上所独有的“平民式”的文化遗产，在这些遗产中生态与人文水乳交融，是世代先人为生存而适应环境的人工景观，其中包含适应各种环境的生存艺术和技术，包括如何理水、如何开垦、如何耕作、如何建房、如何节约利用土地等等。

随着人类对世界遗产理解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参与世界遗产项目的不断增多，中国世界遗产的发展思路也在转变，即从高贵到朴素、从专业到大众、从重经济到重教育、从静态到动态和从保护到传承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遗产将会慢慢走下圣坛，成为真正的“世界性”遗产，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使世界每个角落都能沐浴到文化传承的厚重和喜悦（薛岚等，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