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品中国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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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强汉弱,实力悬殊的情势下,刘邦居然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于利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

正是他的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他走出困境,化险为夷,转败为胜。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受困于荥阳,粮饷断绝,命运岌岌可危。为了帮助他脱离险境,由将军纪信假扮做汉王刘邦,穿上王者之服,乘上黄盖车,用在东门外“假投降”的办法,来哄骗项羽。还把许多美貌女子安排在前边,后面跟随着两千多名军民,大家鱼贯而出,造成一种集体逃亡的假象。而刘邦则趁着这个时机,带上了数十骑,悄没声息地由西门溜出,逃往成皋去了。项王弄清真相之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即把纪信连同车辆一齐烧毁。刘邦就是这样,为了一己活命,置将军纪信的生命于不顾,而且,使数千士兵、百姓跟着蒙难。说来也并不奇怪,只要联系到他无情地剪除那些与他一道出生入死、创立了伟绩奇功的开国元勋,就一切都洞若观火了。

在刘邦看来,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使然,是当时的险恶环境所决定的。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的殊死拼搏。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说到对待功臣,刘邦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韩信本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皇帝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感激,首先应该是功臣感激皇帝,而不是皇帝感激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这正代表了这类封建帝王的个性特征。

汉兴之初,以现实功利为依归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雍齿封侯”。汉高祖遍封功臣之后,听到沙滩上有数人偶语,原来是在议论,皇上所封的都是故人及所亲爱者,而诛杀的都是平生仇怨之人。许多人担心因受疑忌而遭到屠杀,于是,聚到一处,准备反叛。刘邦适时地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把他的最大仇人、曾经多次侮辱过他的雍齿封为什方侯。这样,那些聚议反叛的人都安定了下来,说:“雍齿尚且能够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怕什么呢?”

听到这些,有人会接上问一句:那么,那个当年为他献身的纪信,死后可曾获得了什么封赏?对不起,皇帝老倌早就忘记了。对此,清代诗人吴昌荣为诗以刺之:

沙中偶语坐斜曛,雍齿封侯解众纷。

忘却焚身功第一,黄金未铸纪将军。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生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倡导的仁爱忠信,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刘邦手下的将领高起和王陵曾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听了,刘邦也未予反驳,可见,他是认同这一结论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项羽的悲剧,其实是道德的悲剧。当时以至后世,之所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追思、赞叹,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

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亦即功业与道德的背反。正是:

我是流氓我怕谁?汉家天子有施为。

项王仁义输天下,千古堪怜更可悲。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当时,宋军已排成阵列,而楚军正在渡河。当楚军半渡之时,宋大司马公孙固提议:“我军人数少,楚军兵力强,应该乘他们还没有渡过泓水之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宋襄公回绝说:“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这才下达攻击令。结果,由于失去了战机,宋军溃败,襄公也被射伤了大腿,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招致败绩。襄公分辩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但寡人仍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实际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视奸诈为智慧、视欺骗为才能的时代。而他却在残酷的两军对阵中,固守所谓“仁义道德”的底线,那还能取胜吗?

最后,为本文做个小结。

在刘邦身上,充分体现着历史的吊诡:一面残酷无情地诛戮功臣、杀害英才;一面却涕泗交流地高声呼唤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逢场作戏,装模作样?是仓皇反覆,两面三刀?还是奸雄欺人,上下其手?楚汉相争的结局,揭示了道德与功业的背反。项王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得以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多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为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会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