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原来，凤阳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又是他的龙兴故地。因此，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位“濠州真人”的龙爪留痕。街头充斥着标有“大明”、“洪武”字样的各种店铺的广告、招牌，甚至菜馆里的酿豆腐都注明当年曾是朱皇帝的御膳。还有凤阳花鼓，更是闻名遐迩，不容小视。
听说，朱元璋虽然平素并不喜欢娱乐，却于故乡的花鼓戏情有独钟，自幼就喜欢哼几句。位登九五之后，凤阳的花鼓队曾专程前往帝都金陵祝贺。皇上看了，乐不可支，特颁旨令：“一年三百六十天，你们就这么唱着过吧！”这些人得了圣旨，自是兴高采烈，一年到头唱个没完，结果，人们都不肯再去出力种地。特别是由于连年修皇陵、建都城，劳役繁兴，造成土地荒芜，黎民无以为生。于是，花鼓戏最后唱到了皇帝老倌头上：
这里就牵涉两处工程浩巨的“皇帝项目”：一是明代初年的中都城，一是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
朱元璋早在正式称帝之前，即尚在吴王位上，就命令刘伯温卜地择吉，建新宫于金陵钟山之阳，都城周长达五十余里。两年后即皇帝位，定鼎应天府，是为南京。不久，却又改变了主意，觉得虽说金陵为帝王之州，钟阜龙盘，石城虎踞，但其地偏于一隅，对控制全国政局特别是征抚北方不利；因而圣驾亲临开封巡幸，准备在那里建都，作为北京。后经反复比较，仔细勘察，认为开封虽然从战国到北宋多次做过帝都，但是，经过长期战乱，城内生民困顿，人烟稀少，而且四面受敌，无险可守，也不是很理想的地方，于是打消了迁都于此的念头。第二年，朱元璋又就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召集群臣计议，最后拍板定案，在家乡凤阳建都，是为中都城。
据史料记载，修建中都城整个工程大约动用工匠九万人，军士十四万人，民伕四五十万人，罪犯数万人，移民近二十万人，加上南方各省、府、州、县和外地卫、所负责烧制城砖的工匠、军匠，各地采运木料、石材、供应粮草的役伕，总数达百万之众。至于耗费的资财，已无法统计。经过六年的苦心经营，各项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就在即将竣工的前夜，由于各方面怨声载道，众谋臣一再进谏，为了不致激起民变，朱元璋才以“劳费”为由下令中止。经过六百多年的沧桑变化，而今城池、宫阙已经多半倾圮。但是，登高俯瞰，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气象的闳阔和宫观的壮伟。
皇陵工程也是在洪武二年始建的，历时九年完成。主要建筑有皇城、砖城、土城三道。皇城周长七十五丈，内有正殿、金门、廊庑、碑亭、御桥、华表和位于神道两侧长达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砖城、土城周长各为三公里和十四公里。现在，石雕群基本完好，刻工精细，壮丽森严，表现了明初强盛时期的恢弘气魄和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
历史留给后人的，毕竟只是创造的成果，而不是血泪交迸的创造过程。尽管当时的异化劳动是非人的，但异化劳动的成果却可以是动人的；在这里，劳动者创造的辉煌昭昭地展现出来，而辉煌的背后却掩饰了反动统治者的暴政与凶残的手段。作为文物，自有其不朽价值；可是，就个人兴趣和思想感情来说，我却觉得嗒然无味。
说句心里话，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我一向没有好感。这当然和他是一个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关系。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对人对事都是如此。眼下对我有用，眼下我觉得有用，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徒我都兼容并蓄；一朝觉得你构成了威胁，不管是谁，照杀不误。他在位三十一年间，先后兴动几起大狱，牵连了无数文武臣僚，被诛杀者不下四五万人。大案之外，与他共同开基创业并身居显位的一代功臣名将，或被明令处置，或遭暗中毒害，除了主动交出兵权首先告老还家的信国公汤和等个别人，其余的都没有得到善终。
号称“开国功臣第一”的徐达也是濠州人，故里就在濠梁附近。他自幼就跟随朱元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曾经九佩大将军印，刚毅勇武，功高盖世，先后封信国公、魏国公，并和皇上做了儿女亲家。太祖曾赞誉他：“受命出征，成功凯旋，不骄不夸，不近女色，也不取财宝，正直无瑕，心昭日月。”因为他功劳大，太祖要把自己当吴王时的旧宫赐予他，徐达固辞不受。有一次，他们一起饮酒，醉后，太祖叫人把他抬到自己的御榻上，徐达醒后吓得连连请罪。以后，太祖又对他进行过多次试探，表明其提防之严，猜忌之深。
这更加重了徐达的心理负担，整天紧张惶悚，有临深履薄之惧，以致气郁不舒，渐成痈疽。经过一年调治，病势逐渐好转。突然传来圣旨：皇上赐膳问安。家人打开食盒一看，竟是一只蒸鹅，徐达登时泪流满面。原来，太医早就告诫：此为禁食之物，否则命将不测。但是，君命难违，只好含悲忍泣吞食下去，几天后终于不起（据明人徐祯卿《翦胜野闻》）。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说，明太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为什么要这样做？雄猜嗜杀，固其本性，但主要还是出于巩固“家天下”的政治需要。
据查继佐《罪惟录》载，明初，太子朱标不忍心看着众多功臣受戮，苦苦进谏，太祖沉吟不语。第二天，太祖把太子叫过去，让他把一根带刺的枣枝用手举起来，朱标面有难色。于是，太祖说道：“这满是棘刺的树枝，你是无法拿起来的。我现在正在给你削掉棘刺，打磨光滑，岂不是好？”
一席私房话，和盘托出了太祖的机心：为了朱家王朝的“万世一系”，不惜尽诛功臣，以绝后患。结果杀得人人心寒胆战，不知命丧何时。在这种极度残酷的血雨腥风中，皇权看似稳定了，皇室独尊的威势也建立了起来，但国脉、民气已经大大斫丧，人心也渐渐失去了。
明朝开国功臣许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他们来自淮西，出身寒苦，后来饱尝胜利果实，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庞大的勋贵集团，所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明人贝琼诗句，“短衣”代指武将，淮西古属楚地）。这些能征惯战、功高震主的开国勋戚，自幼羁身戎幕，出入卒伍之间，一意血战疆场，没有接受知识、研习经史的条件。尽管靠近庄子的濠梁观鱼台，但我敢断言，不会有谁关注过什么“濠濮间想”，也不懂得庄子讲过的“膏火自煎”（油膏引燃了火，结果反将自己烧干）、“山木自寇”（山木做成斧柄，反倒转来砍伐自己）的道理。他们的头脑都十分简单，最后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惨痛的悲剧角色，照旧也是懵里懵懂，糊里糊涂。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做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
历史是既成的事实，不便假设，也无法假设；但后来者不妨做某些猜想。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禄万钟，最后惨遭刑戮的明初开国功臣，有机会读到庄子的这番话，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滋味涌上心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