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不可不知的北大名师

北大百年，名师荟萃。从京师大学堂时期到红楼时期，从西南联大到海淀燕园，从北大校园里走出的众多校友之中，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把自身与祖国的振兴、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没有辜负这片圣地赋予他们的风骨和灵气！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名人的脚步与北大前进的轨迹相伴相随。我们谈北大的精神、北大的气象，终究还要靠北大人来体现。北大人身上的风骨和使命感从何而来？是“煦煦春阳的师教”，那最大的影响，来自北大的先生。

严复

如今当我们使用各种快捷方便的工具书时，是否会想到在一百年前，这些由西方引进的各类学术资料和名称其实并无统一的定名。当时编纂各级各类学堂教科书的任务相当艰巨，而许多教科书的内容又取自西方原著，由于编写者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流派歧异，所述名词术语五花八门，这在当时可谓是做学术研究最头痛的事情。正是在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先生的倡导主持下，编成了几何、代数、笔算、生物、物理、化学、心理、地理、宪法等项，并编辑公布了各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我们今日有如此便捷的学习工具，实是受严复先生惠泽。

1854年1月8日，严复出生于福建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此时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腐朽的清政府面临着内外强敌，千年的中华文明在西方列强的铁甲长炮的摧毁下危在旦夕。

严复幼时随叔父读书识字，受当时风气影响，15岁时父母将其送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轮船驾驶。这是严复第一次走出自己原先狭小的生活圈子，融入到社会的集体生活中。他的人生道路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学成后他多次在“建威”号、“扬武”号上练船实习，并先后出访了日本、欧洲、英国等多个国家、地区，大大开阔了视野。

1877年，严复被公派到英国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在这段时间他对英国社会政治产生了兴趣，为他在后期宣扬西方先进政治文化思想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严复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教务长，后担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他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后来，又续译了更多有思想的西洋学术名著，在封闭的中国社会里给思想落后、愚昧的国人带来了西方的新思想，给阴沉的大地透露出一丝希望的曙光。

严复给后世留下最深刻的影响在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和教育方面。他翻译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创造性地给予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从思想根基上突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

谈到严复的教育成就，就不能不说到他在北大担任校长的经历。严复接手北京大学的时候，学校不仅面临着经费短缺的问题，也面临着教育改革受守旧势力阻挠的问题。受任之初，面对重重困难和阻挠，他说道：“自受事以来，亦欲痛自策励，期无负所学，不怍国民，至其他利害，诚不暇计。”

对于北大，严复先生是功不可没的。他首先解决了办学经费问题，同时，对北大的课程结构与人事安排也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使北大得到了英国教育会议以及伦敦大学的认可，提高了北大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但由于当时的教育部认为“学生之班次虽增，陶植之成绩未着”，再加上“政体既变，各方对于大学咸有不满之意”，北大面临着被停办的危险。对此严复说道：“教育事关国运，不可不办”，当即写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和《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呈给教育部，并呼吁社会各界支持北大办学，终于顶住压力，使北大得以传承。然而，后来迫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等原因，严复于1912年10月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结束了其在北大的办学生涯。

“天下之理，非年时之学所能尽；一国之事，非一哄之众可得专也，敬告吾党慎之而已。”这正写出了一个致力于教育救国的教育家离开北大时的无奈心情。

从北京大学卸任后的严复，渐渐淡出了中国的教育舞台，转向了政治舞台。其晚年思想趋于保守，他在遗言中说道：“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体现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深思。1921年10月27日，这位伟大的教育家走完了68岁的生命旅程。而他生命里许多未了的心愿，与他的作品和思想一起留给了后人。

蔡元培

1917年初，北京正值隆冬时节，大雪纷飞。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缓缓穿过校园内宽阔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的北大校长鞠躬致敬。新校长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须知在那个年代，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这位新校长怎么了？

这位新校长便是蔡元培先生，他向北大工友鞠躬，希望能够开风气之先，这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学生们在校长的影响下，风气肃然一新。而蔡元培专门为校工们开设的“校工夜校”，亦延续至今。

北大教授白化文回忆，老北大时期，校门口卖豆腐脑的也有老北大的书卷气，常常自豪地对他们那些小青年们说：“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

这就是最受北大学子爱戴的蔡元培校长，在静谧的北大未名湖畔，至今仍塑有他的铜像，他用坚定有力的眼神注视着这座古老的学府，见证了它的成长过程——从产生走向发展，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故步自封走向兼容并包。

世人说起蔡元培，首先想到的是他对中国教育的重要影响。作为民国第一任教务总长，他在1912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开创了中国教育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建立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内一个世代经商的小康之家。他自小聪颖过人，5岁时便能诵读诗书，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时赴京赶考便考中二甲，28岁时成为翰林院编修。虽然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基，蔡元培却并不满足于此。甲午战争后，他远走欧洲，在德国苦学四年，一展游学西洋的生平宿愿。

1917年，是北大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不仅是北大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蔡元培一生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他入掌北大之后，立即对北大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教育、教学改革。他针对当时封建守旧思想十分严重的形势，坚决果断地提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这八个字被广泛引用。此外，他还在用人、学校的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梁漱溟先生曾经评价道：“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

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初建如今北京大学的规模。

蔡元培除了曾担任北大校长之外，还担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致力于现代科学教育研究事业。他把一生最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教育研究事业中，把在北大进行的革故鼎新推广到国内各所高校，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级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毛泽东曾评价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先生曾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他的兼容并包主张，使北大出现了学术繁荣、人才荟萃的生动局面。时至今日，这仍是北大精神之所在。

胡适

在北大提起胡适先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北大的老校长1891年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他5岁开蒙，曾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九年的旧式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国学基础。1910年夏，年仅19岁的胡适赴美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又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两年后，在陈独秀力荐下，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那一年，他仅27岁。此后三十年里，这位大师与北大一同经历了风风雨雨。

胡适先生是幸运的，作为千里马，他遇到了好伯乐；同时他又是智慧的，作为伯乐，他慧眼识珠，起用了一批千里马，为北大广纳了各界人才。无怪乎后人赞扬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正在于此：“大学开禁”，“延揽人才”。

由于得到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胡适始入北大便参与了一系列的改革。两年后，胡适发表了《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招收女生，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建议得到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蔡元培校长的赞同。1920年暑假，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这对当时的北大乃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进步。

在延揽人才方面，因他而来北大执教的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俞平伯、梁实秋等诸多学界名人。通过他的努力，北大很快网罗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著的学者。

当然，胡适先生还有一项大功绩——对白话文的推进。他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始终关注着白话文的发展和命运，还特意编著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关于此，还有一段趣事：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到得意时，一位姓魏的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却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适先生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同学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15分钟过后，胡适让同学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出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他又解释说：“干不了”就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既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了感谢，又暗示拒绝之意。经他这一精辟阐述和热情的鼓励，那些对白话文不感兴趣的同学，都受到了启迪和教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向全校学生动情地说：“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然而，由于当时国情等因素的影响，1949年4月，胡适自上海坐轮船赴美，从此再未回到大陆。北大亦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牵挂。

马寅初

马寅初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老北大了。早在1916年，经蔡元培举荐，学成回国的马寅初应聘至北京大学主讲应用经济学。1919年4月，他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入京，撤销了北京大学，将在北京的九所国立高等院校合并，成立了所谓“京师大学校”，使马寅初和很多教授离开了北京大学。然而，24年后马寅初又和北大续缘，出任北大校长一职。

马寅初校长性格直率质朴，从无半点架子，73岁高龄时仍然自称“兄弟我”。彼时北大学子人人爱戴这位幽默的老者，也流传下许多佳话故事。

1951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夕，毛泽东接见了他，问其有何困难。他直截了当地说：“以后我请谁到学校里去作报告，可要得到保证。”毛泽东笑着说：“这条我保证！以后你想请谁，我就保证他随叫随到。”

马先生一生中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新人口论”的提出。

1920年1月，马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论文《计算人口的数学》，开始了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研究。1928年，他在“现代之新经济政策”的演讲中，又提出了“节制生育、减少人口、移民、教育”等主张。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之后，马先生先后三次到浙江、上海视察，敏锐地发现了人口增长太快与国民经济不相适应的种种矛盾，他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向党和政府提出自己的判断以引起重视。可惜这些理论和主张在当时被社会所不容，并被批判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

1958—1959年，马老曾先后遭遇两次全国性的大批判，在巨大的压力和攻势面前，马老依然胸怀坦荡，无所畏惧。1959年，在发表于《新建设》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附带声明中说道：“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他身体力行，用行动践行着生命不止、自强不息的精神。1951年，马老在70岁的时候开始学俄语。曾经有朋友开玩笑说他是“70岁的小学生”，马老听了之后说道：“没有一点做小学生的精神是学不好任何知识的，研究学问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没有其他捷径。”

马先生曾经发表《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在演讲中提出了他心中的北大精神和北大对社会的责任。他提出：“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这样一个传奇一般的人物，却无半点高高在上的架子。在北大的时候，马先生经常亲自考察课堂教学，并且事先不通报，也不需要讲课老师和学生的刻意逢迎，一切都是照常。讲课的时候也很有自己的风格，他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手臂，言词密集，如同阵雨。

如此和蔼可亲的马校长，难怪他会被北大的老校友们称为是“留在未名湖畔的尊敬与爱慕”。

江泽涵

江泽涵是一位数学教育家，在北京大学执教六十多年，为我国数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数学家，如姜伯驹等。

江泽涵于1902年出生在安徽旌德一个偏僻山村。1919年初，他跟随堂姐夫胡适来到北京，并于该年夏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二年级。在那里，他只用三年时间就修完了中学全部课程。1927年江泽涵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获得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之后赴普林斯顿大学，跟随拓扑学大师莱夫谢茨做研究助教。

1931年，北京大学理学院新任院长刘树杞先生经姜立夫先生推荐，邀请江泽涵到北京大学任教。江泽涵把这看作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莱夫谢茨教授劝他留在普林斯顿大学，但他决定学习姜立夫先生学成回国的榜样，婉言谢绝了莱夫谢茨的挽留。当年夏天他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数学系教授。1934年起，年仅32岁的江泽涵担任数学系主任。他参照欧美大学的办学体系，进一步改革数学系的系务和教学计划，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并通过多方努力邀请多位国际著名数学家来华讲学，为北大数学系日后在国内保持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先后退至长沙、昆明两地，最后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江泽涵当时困于北平，为了避免在火车站被日本人搜查出他北大教师的身份，随身仅携带了一易一难两本德文拓扑原著。一路辗转，江泽涵于联大成立两个月后才到达昆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算学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系主任）。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江泽涵生活最困苦的一段时期，他曾经将自己日用的相机卖掉以换取生活用品。当时新书和期刊也很难找，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买到一本《维数论》，用航空快件寄到昆明，并在书上写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不懂数学，这本新版的书我相信对泽涵有用。为了节约邮费，胡适把这本书的硬皮封面给撕去了。这本书被江泽涵保存了一生。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抗战时期师生们虽然生活极为困顿，思想却十分活跃。原本三校学术水平在国内就已经位居前列，这次合办联大又使得各校的学生得到交流的平台。在江泽涵的组织下，各校数学系师生合办各种讨论班，破除学校壁垒，打破了近亲繁殖、因循守旧的传统。这时也有很多年轻的“海归”来到昆明，使得西南联大的学术氛围空前活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江泽涵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经过数年努力，写出了专著《不动点类理论》。该书很好地实现了江泽涵的初衷：为初具拓扑基础的青年读者铺平了学习不动点理论的道路。它推动了我国不动点理论的研究，也引起国际上广泛的注意。1989年，科学出版社与联邦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1978年，江泽涵与姜伯驹、石根华一起，以他们在不动点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周培源

周培源于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的一个书香之家。1924年秋天，由于他成绩优秀，被派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学习。他在美国仅用了三年半的时间便拿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1929年，年仅27岁的周培源刚刚回国，便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物理教授。周培源先生一生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一个是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与宇宙，另一个是流体力学湍流理论。他在湍流理论方面进行了长达六十余年的研究，被称为世界当代流体力学的“四位巨人”之一。

1936年，周培源前往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参加由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研讨班，进一步开展对引力场的研究，完成了《爱因斯坦引力论中引力方程的一个各向同性的稳定解》。周培源是唯一与他一起工作和生活了较长时间的中国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科学与道德之魂，已融进了周培源的血脉。

同许多北大人一样，他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美国国内急需科技人员，周培源一家刚入境，就收到移民局的正式邀请，给予全家永久居留权，他对此一笑了之。1937年，他假期满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开进了清华园。周培源受校长梅贻琦之托，安排学校南迁，并先后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在这期间，他转向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当别人询问其中缘故时，周先生说：“当时我认为相对论不能直接为反战服务。作为一个科学家，大敌当前，必须以科学挽救祖国，所以我选择了流体力学。”

二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军工试验站以优厚的待遇邀请周培源加入。这是一个政府科研机构，外籍人员必须加入美国国籍。但是周先生反向美方开出条件：第一，不入美国籍；第二，只承担临时性任务；第三，可以随时离开。

1947年，国民党已全面发动内战，国统区政治腐败、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国内外的不少朋友都劝周培源不要回国。但他丝毫不留恋美国的优厚待遇和工作条件，也不相信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不实宣传，毅然带领全家于1947年4月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文理两科调入北大。周培源调任北大教务长。

周培源先生以“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这16个字总结了他所从事的科研活动。“锲而不舍就是像锥子一样，数十年紧紧地锥住它，就是钢板也会锥出个孔来。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精神和毅力，总是可以做好几件事情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86岁高龄时还亲自参与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的视察。1989年，他年近90岁，身患心肌梗塞，在卧床住院期间，仍然亲自指导他的博士生撰写论文，并亲自对公式逐个加以校验。

在六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周培源先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听课受业者难计其数，杨振宁、钱三强、何祚庥、陈省身等先生都曾旁听过周先生的课程。一位北大老教授曾为周培源慨叹：“‘两弹一星’元勋大多是他的学生，有的还是他学生的学生，真该授予他‘人民教育家’称号！”

但周培源并不是一个恃才自傲的人。据说，他在燕南园56号的家门从来都是对各路客人敞开的，无论是大小领导还是普通师生，推门便可进入。

周培源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右耳失聪，说话时习惯放大嗓门，据说他每天都要到老伴屋里“请安”，大声宣泄“爱心”：“六十多年我只爱过你一个人。你对我最好，我只爱你！”日日如此，持之经年，使美丽的燕园又多了一份浪漫的爱情传奇。

王力

王力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学术大师。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授。1954年王力任北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此后三十年常居燕南园中，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著作。

在北大任教时期，王力的传奇事迹就被大家所熟知——只有高小学历却凭着十年自修考上大学，仅隔两年又跻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那时的北大学生们无不崇拜这样一位堪称“天才”的教授，甚至连梁启超对王力毕业论文的评语“精思妙语，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都背得滚瓜烂熟。

王力先生惜时如金，曾自题“一寸光阴一寸金”于案头，用以自省。王力先生的学生回忆其老师的生活节奏，“像江河的滚滚流水，紧凑而又从容不迫”。在耄耋之年，王力照旧每天工作8小时，用毛笔撰写两三千字。他具有学术忘我的境界，一旦开卷，立即澄神静虑、昼昏浑忘，“就是有人在身边敲锣打鼓也听不见”。

燕南园60号小楼，是王力先生的故居，在这里他一住就是三十年。小楼前后有隙地，环境恬淡，很适宜做学问。季羡林先生常去拜访王力先生，一日兴起，题赠曰“如沐春风”。先贤畅谈阔论的情景，让人向往。

步入王力先生的家，一楼是宽敞的客厅，他曾在此接待过无数来访的中外学者。客厅右侧是王力先生的书房，面积不过六七平方米，堆满了他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所需的古今中外典籍。三十多年来，王力先生每天的课余时间几乎都是在这间书房里度过。他在此先后写作了《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史》、《同源字典》等大量著作和论文。他在语言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当属《汉语史稿》。他编写的《古代汉语》则知名度更高，不仅在中国学术界获得盛誉，世界各国研究“汉学”的人也都把这部书当做必备的工具书。

曾有北大学生询问王力著作等身的原因，他这样回答：“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勤奋造就学问。”

1986年5月，王力先生在京病逝。他在遗嘱中说：“我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我对我的一生是满意的。”他嘱咐子女“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要把为人类造福当做最大的乐事，最大的幸福”。王力先生有如《诗经》中“有渰萋萋、兴雨祁祁”一般的点滴惠德，让业已白发苍苍的学生们含泪许下“若来生有幸，重列门墙”的心愿。这便是王力先生的魅力，至今仍让人震撼和敬佩！

侯仁之

侯仁之是北大著名的历史地理学教授，也是享誉国内外的历史地理学家。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曾经评价侯仁之“是中国学术成果最丰厚、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之一”，“是当代地理学的世界级领导人物”。侯仁之的一生都在研究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学说，他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他多年生活的城市——北京。

1932年，侯仁之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他在这里进行了四年的本科学习，并在洪业和顾颉刚教授的治学训练和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本科毕业后，侯仁之留校为顾颉刚的研究生兼做助教。“七七事变”爆发后，顾颉刚被迫离校南下，侯仁之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这时他的学术思想已向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

侯仁之先生晚年回忆说：“我入学没多久，洪老师关于勺园研究的著作《勺园图录考》就出版了，正是洪老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了我对北京西北郊区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有着近八百年历史的卢沟桥因常年频繁使用，未曾很好维修，桥体破损严重。侯仁之先生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文章发表在1985年8月15日的报纸上，这一天正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六天以后，媒体公布了北京市政府的决定：自8月24日开始，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

侯仁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长期从事城市历史地理、沙漠环境变迁和历史地理学理论的研究。在把中国古代沿革地理改造更新为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将其纳入近代地理学体系方面，侯先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此他还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组建起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除了学业，侯仁之还在燕京大学收获了甜美的爱情。他与夫人张玮瑛就是在这里相识相恋的。1939年，侯仁之与张玮瑛在临湖轩举行了婚礼，校长司徒雷登是他们的证婚人。“临湖轩”在未名湖南岸的小土山上，最初是燕京大学校长的住所，不过司徒雷登校长只住了很小一部分，其余都成了学校接待开会的场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日益为全社会所注重，侯先生率先强调历史地理学在环境问题研究上的重要作用，指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段可以从全新世早期开始，考察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全过程，从而总结规律，为今后的环境保护提供更充分的历史依据。他还直接指导了对承德、围场、赤峰等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主编了多辑《环境变迁研究》。目前，环境变迁研究已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关于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的蓬勃局面的出现，不能忘记侯先生之伟功。

朱光潜

朱光潜是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更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他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当局赴台的邀请，毅然决定留在北京大学继续任教。

朱光潜一生三立座右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在香港求学时，他以“恒、恬、诚、勇”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恒”指恒心，即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恬”指恬淡简朴、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诚”指诚实诚恳，襟怀坦白，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勇”则指勇气，即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这四个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第二次是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时。朱光潜兴趣广泛，曾学过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经过比较和思索，他发现美学是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共同联络线索，于是他把研究美学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当时，他的指导老师史密斯教授竭力反对。他告诫朱光潜说，美学是一个泥潭。朱光潜思索后，仍决定迎难而上。这时，他给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走抵抗力最大的路！”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学研究中，终于写出了《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派别》等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著。

第三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座右铭共六个字——“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推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拖延到将来。“此地”则指凡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在这条座右铭的激励下，朱光潜不断地给自己树立新的奋斗目标。在八十多岁时，他依然信心十足地承担起《新科学》的翻译任务。

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观其一生，朱光潜先生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顾颉刚

顾颉刚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师。1920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留在北大图书馆任助教做编目工作，后来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教授。

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期间，由于请长假回去为中风的祖母尽孝，而使得自己的收入丧失。恰好当时教育部正在实施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亟待更新，于是胡适校长就给他找了份工作，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每月有50元，大抵能解决一家的日常生计。

顾颉刚在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走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园地，后来在整理上古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从未被人揭示的历史秘密——“尧舜禹的先后次序”问题，从而提出了“古史辨”的命题。

对于我国人文学界来说，20世纪不但以“疑古”发端，还以“走出疑古”来宣告自己的结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命题被后人誉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在提出的时候，这个命题犹如一颗轰炸中国古史的原子弹一般——那时的中国社会如果失去了这个根基，封建的意识形态将全面坍塌。顾颉刚不仅揭出上古史是层累造成的这一事实，还采用釜底抽薪、历史还原的方法，全面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经学上古史系统，由此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古史革命”。

他掀起的这股审查历史的史学考据浪潮在现今社会仍未平息。现代史学的原则是“拿证据来”！只要历史研究还需要审查证据，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工作就不会过时。

“疑古”实际上仅是顾颉刚学术的一个侧面，严格说来，顾学是一座结构宏富、深邃莫测的庞大宫殿，中国现代史学、历史地理、民俗学、现代经学、古籍整理等都是这座宫殿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领域的开拓与创辟之功，使顾颉刚成为中国古典学术的继承者和现代学术的先驱。

傅斯年

傅斯年，著名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而观其一生，他与北京大学的因缘从未断过。

傅斯年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致力于发扬传统国学思想。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出类拔萃，颇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师的器重和栽培。

傅斯年对胡适先生颇为尊敬。胡适当时在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讲授此课的是陈汉章老先生，他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径直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种处理中国哲学史的做法，颇使学生们震动，“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一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堂讲授。当时的傅斯年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曾率学生将一不学无术的教师赶下讲台。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听了几次课以后，他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样才平息了一场风波。傅斯年病逝后，胡适提及此事，无限深情地称他是自己的“保驾人”。

1918年春夏，他与罗家伦、毛子水等二十余人组织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北大国粹派论战，影响颇广。在民国时期，对北大的建设卓有成绩者，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蔡元培和胡适这两位挂帅人物以外，还有两位值得称道的大将，其中之一便是傅斯年。

1946年，傅斯年曾任北大的代理校长。上任后，他一方面面临北大的复员问题，一方面要处理伪北大的遗留问题。

傅斯年是一个民族感情极强，并极讲民族气节的人。平津沦陷时期，敌伪在北京大学旧址继续办学，国人以“伪北大”视之。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留有数千名师生无从处置。傅斯年认为文人尤其是教师，当为人师表，更应保持个人名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其应做表率。因此，他于10月和12月两次在重庆声明，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他以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失，故不拟继续录用。对于伪北大的青年学生，傅斯年则网开一面。他认为：“青年何辜，现在20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12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接收伪北大学生和复员中，还抓紧进行学校的各项建设。他设法延揽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充实北大师资力量。除了把北大迁往南方的图书资料和其他设施运回外，他还把北大附近的相公府、东厂胡同黎元洪旧居、旧国会大厦数处力争为北大校产。他在接受伪北大的基础上，将原来的文、理、法三个学院扩大为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使北大成为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傅斯年代理校长仅仅一年，就使北大各方面走上了正轨，其能力可见一斑。

在主持北大工作期间，傅斯年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种种流弊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产生了改革教育体制的一些想法，离开北大前他发表了一篇《漫谈办学》。后来他去台湾担任台大校长，又提笔写了《几个教育的理想》、《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等文。将自己在办教育中所经受的苦痛和盘托出，特别提到“改革教育制度，不可不有新风气，若风气不改，一切事无从改，不止教育而已”。

翦伯赞

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他主编了《中国史纲要》，著有《中国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历史问题论丛》、《先秦史》、《秦汉史》等学术论著。

纵观翦伯赞的一生，他首先是一名“战士”，然后才是一位“学者”。

作为一名“战士”，他有着传奇一般的经历，他与许多著名政治人物如周恩来、冯玉祥、覃振等有着深厚的交情。

1940年2月，翦伯赞初到重庆时，党的组织关系是与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直到1946年底，他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冯玉祥托上清寺王昆仑觅求一位史学名家，为他讲授中国历史，王昆仑便推荐了翦伯赞。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翦伯赞成为冯玉祥的历史教师。1940年10月3日，翦伯赞同冯玉祥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巴县中学冯的官邸。冯玉祥在门口恭候。冯对翦说：“我读了你不少的著作，今天能见到你真是高兴。”每到上课时间，冯玉祥便早早地在教室门口恭候老师，不迟到，不早退，亦不接见客人。如果有熟人来访，就请到教室来听讲。

1945年，重庆和谈期间，翦伯赞担任了毛泽东、周恩来与冯玉祥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左派人士的联系人。和谈后，周恩来很想找一个机会将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及中共的态度向各民主党派的首领和知名人士通报一下。可是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的干扰、破坏，以什么名义举行这样一个集会，一时不易解决。翦先生得知此情后，即与其长子商量，决定将其长子原定的婚期提前，请冯玉祥证婚，婚礼借用七星岗下面以鹿钟麟将军为部长的兵役部招待所举行。翦伯赞以家长名义向民主人士送请帖，婚礼后即举行政治座谈会。10月28日下午，冯玉祥偕夫人李德全，早早地到了现场，并以主人的身份招呼相继前来的客人：周恩来、王若飞、郭沫若与于立群、柳亚子、沈钧儒、王昆仑与曹孟君、陶行知、邓初民、章伯钧、尹瘦石、侯外庐、王冶秋等，还有其他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冯亲题“携手救国”四字恭贺新人大喜。仅一小时的婚礼结束后，周恩来同这些重要的民主人士进行了政治座谈会，取得圆满成功。

作为一位“学者”，翦伯赞留给史学界的最珍贵遗产莫过于他的“良史人格”。唯真是从，正气浩然，是他一生的写照。在20世纪40年代，面对蒋介石的刀丛箭镞，翦伯赞曾愤言：“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文化大革命”前夕，当他素所倡导的历史主义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时候，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当点名批翦伯赞的文章“黑云压城城欲摧”时，他自信地表示：“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侯外庐说：翦伯赞是我们这个时代“德才学识四者兼备的良史”。

翦伯赞的故居在燕南园64号楼，在今天，这里依旧绿草如茵，鲜花盛开。古典的两层小楼渗透着平和的气息，有谁能想到45年前，面对政治风暴的残酷，一代历史学大师在这座小楼里选择了以死抗争。

翦伯赞先生的风骨也许只有从他留下的著作里可以窥见一二，他生前曾说过：“吾人读刘知几书。而知其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快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几为然耶？”一语成谶，诚可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