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近百年美学发展的轮廓
（一）近代：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近代。中国近代美学家，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热心学习和介绍西方美学（主要是德国美学），并尝试把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结合起来。其中在学术上成就最大的是王国维。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深受康德、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的“境界说”，以及他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等著作，对中国近现代美学以及对中国近现代整个学术界都有很大影响。蔡元培的贡献主要是他在担任教育总长（1912）和北京大学校长（1916）期间大力提倡美育和艺术教育。他不仅在北大亲自讲授美学课，而且组织“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音乐传习所”，实际推行美育。
蔡元培的理论和实践对北京大学的影响十分深远。正是由于这种影响，北京大学逐渐形成了重视美学研究和重视美育的优良传统。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题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讲演，影响也很大。蔡元培在提倡美育方面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当代。
（二）现代：朱光潜和宗白华
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的历史进入了现代。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是朱光潜和宗白华这两位美学家。他们的美学思想有两个特点最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他们的美学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美学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走向“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的趋势；（注：“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命题，它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在本书中使用这个命题，其含义是人与世界万物一体相通。这里的“天”是指自然或世界万物，不具有道德的意义（如在孟子那里）。）第二，他们的美学思想都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寻求中西美学融合的趋势。在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所开辟的中西美学融合的道路上，他们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朱光潜的美学，从总体上说，还是传统的认识论的模式，也就是主客二分的模式。这大概同他受克罗齐的影响有关。但是在对审美活动进行具体分析的时候，他常常突破这种“主客二分”的模式，而趋向于“天人合一”的模式。他在分析审美活动时最常用的话是“物我两忘”、“物我同一”以及“情景契合”、“情景相生”。情景相生而且契合无间，“象”也就成了“意象”。这就产生了朱光潜的美在“意象”的思想。朱光潜强调，意象（他有时又称为“物的形象”）包含有人的创造，意象的“意蕴”是审美活动所赋予的。（关于朱光潜在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在第一章中将做比较详细的介绍。）
朱光潜对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都有精深的研究。他在30年代出版的两部影响最大的著作《谈美》（1932）和《文艺心理学》（1936），主要是介绍西方近代美学思想，特别是克罗齐的“直觉说”、立普斯的“移情说”和布洛的“距离说”。他的另两部著作《悲剧心理学》（1933）和《变态心理学》（1933）详细介绍了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悲剧理论以及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理论。60年代他又写了两卷本《西方美学史》（1963）。书中对某些西方美学家的研究，不仅处于当时国内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而且对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有突破。朱光潜还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美学经典著作，如柏拉图《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美学》（三大卷，共四册）、维柯《新科学》、克罗齐《美学原理》等。这是朱光潜对我国美学学科建设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朱光潜精通好几国西方语言，中文的修养又极高，同时他对西方文化（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等）有极广博的知识，所以他的这些译著都称得上是翻译史上的经典。周恩来总理曾说，翻译黑格尔《美学》这样的经典著作，只有朱光潜先生才能“胜任愉快”。
朱光潜在介绍西方美学的同时，又努力寻求中西美学的融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的《诗论》这本书。在这本书中，朱光潜企图用西方的美学来研究中国的古典诗歌，找出其中的规律。这就是一种融合中西美学的努力。这种努力集中表现为对于诗歌意象的研究。《诗论》这本书就是以意象为中心来展开的。一本《诗论》可以说就是一本关于诗歌意象的理论著作。
朱光潜
当然，朱光潜并没有最终实现从“主客二分”的模式到“天人合一”的模式的转折。前面说过，朱光潜的美学在总体上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认识论的模式，即“主客二分”的模式。在朱光潜那里，“主客二分”是人和世界的最本原的关系。他没有从西方近代哲学的视野彻底转移到以人生存于世界之中并与世界相融合这样一种现代哲学的“天人合一”的视野。一直到后期，我们从他对“美”下的定义“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注：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第71—7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这种“主客二分”的哲学视野。
与此相联系，朱光潜研究美学，主要采取的是心理学的方法和心理学的角度，他影响最大的一本美学著作题为《文艺心理学》，也说明了这一点。心理学的方法和心理学的角度对分析审美心理活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心理学的方法和角度也有局限，最大的局限是往往不容易上升到哲学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层面。
朱光潜自己也觉察到这种局限，特别是后期，他试图突破这一局限。他提出要重新审定“美学是一种认识论”这种传统观念：
其实，朱光潜美学中包含的美在意象的思想，如果按照理论的彻底性的原则加以充分的展开，就有可能从本体论的层面突破这个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模式。但是由于50年代那场讨论的理论环境的影响，朱光潜没有从这个方向努力，而是把解决这个理论困境的方向转到实际上并不相干的方面，因而最后没有完成这个突破。
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立足点是中国哲学。他认为，中西的形上学分属两大体系：西洋是唯理的体系，中国是生命的体系。唯理的体系是要了解世界的基本结构、秩序理数，所以是宇宙论、范畴论；生命的体系则是要了解、体验世界的意趣（意味）、价值，所以是本体论、价值论。（注：宗白华：《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见《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631、62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从中国古代这一天人合一的生命哲学出发，他也提出了美在“意象”的观点。他说，艺术家“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注：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见《艺境》，第1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这个“灵境”，就是意象世界，意象世界乃是“情”与“景”的结晶，“景中全是情，情具象而为景，因而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正如恽南田所说‘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注：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见《艺境》，第1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他又说：“象如日，创化万物，明朗万物！”（注：宗白华：《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见《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62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这个意象世界，照亮一个充满情趣的真实的世界。在这个意象世界中，人们乃能了解、体验人生的意味与价值。
宗白华
宗白华同样也对中西美学都有很深的理解和研究。他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卷，翻译了德国瓦尔特·赫斯编的《西方现代派画论选》，写了研究歌德的论文，对歌德的人格和艺术做了独到的阐释。同时，他写了《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论文，对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做了极其深刻的阐释。宗白华也一直倡导和追求中西美学的融合。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说：“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之以新创造的。这融合东西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最相宜，因为中国人吸取西方新文化以融合东方，比欧洲人采撷东方旧文化，以融合西方，较为容易，以中国文字语言艰难的缘故。中国人天资本极聪颖，中国学者心胸思想本极宏大，若再养成积极创造的精神，不流入消极悲观，一定有伟大的将来，于世界文化上一定有绝大的贡献。”（注：宗白华：《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见《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10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这段话不仅提出了东西方文化融合而成为世界新文化的伟大理想，而且指出中国学者在实现这一理想中可以做出自己独特的、别人不能替代的贡献。宗白华的这段话，至今对我们仍然极有教益和启发，因为他指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中国学者在学术文化领域（包括美学领域）应该有自己的立足点。
在中国现代，除了朱光潜、宗白华，还有一位在美育领域做出很大贡献的人物应该提到，那就是丰子恺。丰子恺是大画家，同时又是音乐教育家、文学家。他在美育、美术教育、音乐教育等方面写了大量的普及性的文章和著作，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丰子恺的一生是审美的一生，艺术的一生。他影响青少年最深的是他洒落如光风霁月的胸襟，以及他至性深情的赤子之心。
（三）当代：两次美学热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当代。
中国当代的美学的发展，最突出的景象是出现了两次美学热潮。
第一次，就是50年代到60年代出现的一场美学大讨论。那场讨论是从批判朱光潜的美学观点开始的。主要讨论一个问题，即美的本质问题（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出现了美学的所谓几大派，即蔡仪主张美是客观的一派，吕荧、高尔太主张美是主观的一派，朱光潜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一派，李泽厚主张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一派。（注：关于这次美的本质的讨论，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将做比较详细的介绍。）那场讨论，从1956年开始，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然后就中断了。当时出了六本《美学问题讨论集》，汇集了那次讨论的成果。
那场讨论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普及美学知识，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使很多人（主要是当时一些文科大学生）对美学发生了兴趣。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那场讨论（连同对朱光潜的批判）也有很大的缺陷。第一，对朱光潜的批判，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如前所述，朱光潜在50年代之前，在介绍西方美学方面，在探索中西美学的融合方面，在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方面，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积极的贡献。但是这些积极的方面在批判中基本上都被否定了。更重要的是，在批判朱光潜美学观点的同时，对西方近现代美学也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就使中国美学和世界美学的潮流脱节，对中国美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第二，在那场讨论中，不论哪一派的美学家，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把美学纳入认识论的框框，都把审美活动等同于认识活动，都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论关系这个角度来考察审美活动。整个这场讨论，都是在“主客二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的范围内展开的。而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既没有反映西方美学从近代到现代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精神。这种思维模式，在以后很长时间内一直在中国美学界起支配作用。这对于中国美学的理论建设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从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就在这时出现了第二次美学热潮。这一场美学热潮是同我们整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前途和命运的反思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动乱，很多人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大学生都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会发生这样一场毁灭文化、毁灭真、善、美的运动？为什么在那场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人那样迷信，那样狂热？大家要从古今中外的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等学科的经典著作中去寻找答案。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文化热”，美学热只是整个文化热的一部分。西方的学术文化著作如潮水般地涌进国内。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出版就印了两万册。一本极为艰深的学术著作一次达到这么大的印数，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这次美学热不同于第一次美学热的一个特点是它不仅仅集中于讨论美的本质这一个问题。因为开放了，眼界打开了，讨论的问题就比较分散了，研究的队伍也开始分散了。有一些学者转过去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有一些学者转过去翻译、介绍、研究西方现当代美学，有一些学者转过去研究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等各个美学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则转过去研究各个艺术部门的美学问题（诗歌美学、小说美学、电影美学、音乐美学等等）。从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学术界出版了一大批反映美学研究新成果的著作，其中有一些是带有原创性、开拓性的著作。
随着整个社会关注的重点集中到经济建设，计算机、经济、法律、工商管理等等学科越来越热，整个“文化热”就渐渐消退了，“美学热”也渐渐消退了。尽管“美学热”消退了，但是在大学生中，在社会上广大的读者群中，美学依然是一个十分引人关注和引人兴趣的学科。
实际上，美学理论建设的真正进展，正是在“美学热”消退之后，即从8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初。有相当多的美学研究者认识到，为了真正推进美学理论建设，必须跳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框框，必须突破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形成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进一步论证的把审美活动归结为生产实践活动的理论模式。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很多人在美学基本原理的建构方面进行了各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张世英。张世英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他转过来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并把西方现当代哲学和中国哲学加以沟通，在哲学和美学的基本理论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看法，先后出版了《天人之际》（1995）、《进入澄明之境》（1999）、《哲学导论》（2002）、《境界与文化》（2007）等著作。张世英的这些著作对于中西美学的沟通和融合，对于美学理论的建设，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50年代到90年代的这一段时间，有两本美学和美育方面的著作在中国文化界有很大的影响，应该在这里提到。一本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这本书原名《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1942年由周扬译出，在延安出版，1947年和1949年在香港和上海重印，1957年又由译者修订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本书中提出“美是生活”的论点，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还有一本是《傅雷家书》。这是著名翻译家、艺术教育家傅雷和他的夫人给傅聪、傅敏等人的家书的摘编。这本书1981年出第一版，1990年出第三版，到1992年第8次印刷，已印了80多万册，在文化界和广大青少年中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虽是一本家书，但是傅雷在其中发表了有关美学、美育和艺术的许多深刻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全书充溢着傅雷的人格精神。读这本书，可以使我们懂得什么是爱，懂得什么是艺术，懂得一个真正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一种什么样的气象，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这本书，和前面提到的丰子恺的著作，都属于20世纪中国出版的最好的美育读物，因为这些书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可以使人的境界得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