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审美趣味和审美格调

审美趣味是一个在美学史上有很多人讨论过的问题。但是“审美趣味”的概念在不同的美学家那里有不同的含义。有的美学家认为，“审美趣味就是鉴赏力或审美能力”（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2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例如，一个人能不能欣赏交响乐，能不能欣赏昆曲，能不能欣赏古希腊的雕塑，能不能欣赏陶渊明的诗，等等，以及一个人在这些作品中能够感受和领悟到的意蕴有多深。有的美学家则认为，审美趣味是一种审美评价或审美偏爱。例如，你喜欢贝多芬的交响乐，他喜欢莫扎特的小夜曲；你喜欢“大江东去”，他喜欢“杨柳岸，晓风残月”；你喜欢牡丹花，他喜欢兰花；等等。

我们认为，应该把一个人的审美趣味和主体的审美能力加以区分。审美趣味是一个人的审美偏爱、审美标准、审美理想的总和。当然，审美偏爱、审美选择要以审美能力为前提。例如，一个人喜欢贝多芬的交响乐，首先要他能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一个人喜欢《红楼梦》，首先要他能欣赏《红楼梦》。反过来，审美偏爱又会影响审美能力。一个人喜爱交响乐，他对交响乐的鉴赏力当然会提高得比较快。但是，审美偏爱、审美选择是一个人的审美观（审美价值标准）的集中体现，它与审美能力并不是一回事。

审美趣味作为一个人的审美价值标准的体现，它制约着一个人的审美行为，决定着这个人的审美指向。一个人喜欢京剧，一有京剧演出他就会立即买票去看。

另一个人不喜欢京剧，即便有人送票给他，他也不会去看。这就是审美趣味的功能—审美行为的指向性。

审美趣味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审美指向，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人每一次审美体验中意象世界的生成。也就是说，审美趣味不同的人，在表面上相同的审美活动中，例如同样在读李白的一首诗，同样在看莫奈的一幅画，他们所体验到的美是不同的。

这就是审美趣味的重要性。

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是在审美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它要受到这个人的家庭出身、阶级地位、文化教养、社会职业、生活方式、人生经历等多方面的影响。

也就是说，审美趣味是个人文化的产物，是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审美趣味是在个体身上体现出来的，因而带有个人的色彩。刘勰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注：《文心雕龙·知音》。）这是审美趣味的个体性特征。但是，这种个体身上体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又必然会显示出这个个体所属的群体、社会集团、阶层、阶级以及时代和民族的某种共同的特点、共同的色彩。这是审美趣味的超个体性特征。傅雷在给他儿子傅聪的信中有一段话就谈到个体的审美趣味中必然渗透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他说：“比起近代的西方人来，我们中华民族更接近古代的希腊人，因此更自然，更健康。”“就因为此，我们对西方艺术中最喜爱的还是希腊的雕塑，文艺复兴的绘画，19世纪的风景画，—总而言之是非宗教性非说教类的作品。—猜想你近年来愈来愈喜欢莫扎特、斯卡拉蒂、亨特尔，大概也是由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气质。在精神发展的方向上，我认为你这条路线是正常的，健全的。—你的酷好舒伯特，恐怕也反映你爱好中国文艺中的某一类型。亲切，熨贴，温厚，惆怅，凄凉，而又对人生常带哲学意味极浓的深思默想；爱人生，恋念人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行，高蹈，洒脱，遗世独立，解脱一切等等的表现，岂不是我们汉晋六朝唐宋以来的文学中屡见不鲜的吗？而这些因素不是在舒伯特的作品中也具备的吗？”（注：《傅雷家书》，第162—163页，三联书店，1981。）

一个人在各个方面的审美趣味，作为一个整体，就形成一种审美格调，或称为审美品味。格调或品味是一个人的审美趣味的整体表现。

一个人的格调（品味）同样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它同样受到这个人的家庭出身、阶级地位、文化教养、社会职业、生活方式、人生经历等多方面的影响，是在这个人的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一个人的趣味和格调（品味）表现在他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

巴尔扎克曾写过一篇《风雅生活论》。他在这篇文章中引用当时的一句谚语：

“一个人的灵魂，看他持手杖的姿势，便可以知晓。”（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第24册，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又引用当时的另一句谚语：

“请你讲话，走路，吃饭，穿衣，然后我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什么人。”（注：同上书，第23页。）这些谚语都是说，一个人的格调、品味会在他的一举一动中表现出来。巴尔扎克说，当时人追求一种风雅生活，“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良好的教养、纯正的语言、文雅的举止、大方的仪表（包括服饰在内）、房间的陈设，一句话，一切与个人有关事物的完美都具有极高的价值。”（注：同上书，第24页。）这种风雅生活，“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仪表风度的学问”（注：同上书，第17页。）。他指出，风雅生活的核心乃是一种高雅、纯正的审美趣味，也就是“具备这样一种难以言传的才能（它也许是感觉的精髓！），它能够叫我们永远选择真正美和真正好的东西；从整体上说，这些东西与我们的面貌，与我们的命运相互吻合。

它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惟有这种感觉，经过不懈的运用，能够使我们豁然领悟各种关系，预见各种结果，推测事物、词汇、观念、人物的位置或意义”（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第24册，第24—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这种高雅的、纯正的审美趣味，“其宗旨是赋予事物以诗意”（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第24册，第24—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巴尔扎克还对他那个时代被大家认为具有风雅气质的典型人物作了生动的描绘：

他嗓音很清亮，讲起话来自然迷人，举止也同样迷人。他会说话，也会沉默。他照应你的时候不露声色。他只拣合适的话题同你聊天，每个字眼都经过精心筛选。他的语言很纯正。他笑骂，但叫人听得舒坦；他批评，但从不伤人。他决不会像傻瓜那样，带有无知的自信同你争论，而是仿佛随你一道去探求良知，探求真理。他不跟人争高下，也不长篇大论，他的乐趣是引导大伙讨论，又恰到好处地打断讨论。他性情平和，总是笑容可掬，显得和蔼可亲。他彬彬有礼，不掺一丝一毫勉强。他待客殷勤，却没有半点低三下四的味道。他将“尊重”二字化作一种温柔的影子。他从来不叫你感到困倦，让你自然而然地对他，也对你自己满意。他以一种无法理解的力量拉你进入他的圈子。你会发现风雅精神印在他身旁每一件东西上，一切都令人赏心悦目，你会呼吸到家乡的气息。在亲密无间的气氛中，他天真的气度勾摄了你的灵魂。他大方自然，从来不造作，不招摇，不讲排场。他表达感情的方式十分简朴，因为他的感情是真挚的。他直率，但是不伤害任何人的自尊心。上帝怎么造人，他就怎么看待人，原谅别人的缺点，宽容别人的怪癖。对什么年纪的人，他都有准备；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不着急上火，因为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倘若他非勉强什么人不可，事后必定好言宽慰。他脾气温和，又是乐天派，所以你一定会爱他。你把他看作一种典型，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这种人具备与生俱来、超凡入圣的风雅气质。（注：同上书，第55—56页。）

巴尔扎克说这种气质是“与生俱来”，这个说法不很准确。一个人的格调、品味、气质可能有先天的因素，但主要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当代美国学者保罗·福赛尔写了一本书讨论格调、品味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文化教养等等的关系。他认为，一个人的格调、品味几乎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会显示出来，而不同的格调和品味都会打上社会等级的烙印。他从美国的社会生活中举了许多例子。例如，这个国家的上层精英的外貌：“它要求女人要瘦，发型是十八或二十年前的式样，穿极合体的服装，用价格昂贵但很低调的鞋和提包，极少的珠宝饰物。”“男人应该消瘦，完全不佩戴珠宝，无香烟盒，头发长度适中，决不染发”，“也决不用假发，假发只限于贫民阶层”。（注：保罗·福赛尔：《格调》，第62—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又例如，因为英国曾经有过鼎盛时期，所以在美国，“‘英国崇拜’是上层品味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举凡服装、文学、典故、举止做派、仪式庆典等等，都要有英国风味。（注：同上书，第67页。）“中产阶级以上的普通美国男性一般认为，‘衣着得体’意味着，你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像五十年前老电影中描绘的英国绅士。最高阶层中的年轻一代总要学习骑术，正因为那套最好的社交设备以及附属饰件是从英国进口的。最高阶层的食物亦与英式风格相似：淡而无味，松软粘糊，口味淡而且少变化。中上阶层的周日晚餐菜谱也是一份英式翻版：烤肉，西红柿和两样蔬菜。”（注：同上书，第97页。）

由于审美趣味和审美格调集中体现了一个人的审美价值标准，所以审美趣味和审美格调在审美价值的意义上就可以有种种区别：高雅与低俗的区别，健康与病态、畸形（扭曲，阴暗）的区别，纯正与恶劣的区别，广阔与偏狭的区别，等等。

由于审美趣味和审美格调是一个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所以它带有稳定性，保守性。一个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暴富，但却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趣味和格调。这就是趣味、格调的稳定性、保守性。当然，一个人的趣味和格调也并不是永远不能改变的。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生活环境变了，时间一长，一个人的趣味和格调也可能发生变化。这是环境的熏陶的作用。二是人文教育（特别是审美教育）的作用也可以使一个人的趣味和格调发生变化。孔子就很重视这种人文教育。宋明理学的思想家也很重视这种人文教育。后面这种情况，我们在本书第十四章还要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