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化研究的方法
作为世界史研究方向之一的现代化研究当然隶属于历史学科。历史学本无定法，但并不是不讲方法。国内外很多史学学位论文开篇都要先讲“方法论”，主要内容就是研究方法。唯物史观是历史科学的指导思想，也是方法。历史学的现代化研究跟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有所不同，跟许多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关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对策性研究更不一样。历史学的现代化研究跟史学本身一样隶属于人文学科，有其基本的价值体系、道德伦理标准，以及用科学标准来看可能是非经验的形而上的人文关怀、在求“真”之上对“善”和“美”的追求。历史学研究现代化，侧重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侧重对既往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样一个特点或许也正是它的长处，可以弥补社会科学相关研究的不足。这一特点势必影响到它的研究方法。
历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拒绝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跟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之间，实际早已相互开放相互渗透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甚至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1〕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母语——德语中，历史（Geschichte）是众多“科学”或“系统知识”（Wissenschaft）之一种，历史科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是属于“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众“学”之一。迄今为止，史学作为一门“系统知识”，仍然在科学与艺术—人文学（Arts，or Humanities）之间游走。她与其他科学学科一样，面对各种个别的“问题”，运用系统的方法，探求共同的趋势、规律、定理；然而她要处理的问题是已经逝去、无法在实验室里再现的人类活动，其层次、结构、动因都比其他自然和社会现象繁复得多，提取材料和研究探讨的困难程度大得多，不合规律的“异例”也多得多。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就如何引进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过热烈讨论，但引进的收效并不显著，根源就在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尽管如此，历史学仍在坚持不懈地向科学靠拢。具体地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同属人文学科的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化学（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如“世界体系理论”、系统分析方法、结构—机能分析方法等等，都对历史学研究现代化问题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大体上看，多学科、跨学科（Multi-principle，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和比较历史研究方法是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两个重要特点。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区划从来都只有相对意义。学科间的渗透跟学科的分化一样不断在发生，更不要说相互“借用”概念、方法了。韦伯社会学中的“卡里斯玛”概念就是来自教会史家关于“卡里斯玛组织”的论述。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关注所有的人类活动并从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各学科汲取思想。历史学家特纳看重地理学，开创了美国史学中影响深远的“边疆学派”。布罗代尔等年鉴派史学家更是已经被人们熟知的推动史学与其他学科“科际整合”的典范。历史学研究现代化，所要处理的虽然是历史上的问题，但是因为研究对象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人类活动领域，所以更应当是多学科—跨学科的。
很多人把“现代化理论”的渊源和方法论基础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将韦伯“美国化”的塔尔克特·帕森斯，这说明西方现代化研究起始于社会学，跟社会学有比跟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更为密切的关系。其实，在社会学创始人孔德那里就已经有明确的现代社会意识。孔德有两个重要思想，其一，西欧工业社会是未来全人类社会的典型，科学实证的方法将为全人类接受，也应当为社会科学所接受；其二，如同生物学将生物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割裂对象的某一部分得到的只是无生命的物质片段，整体先于局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对人的社会活动也需要研究其全部，才能理解某一时期、某一局部的变化。孔德这些思想虽然被批评者认为不如孟德斯鸠从人的差异性出发的观点，但确实为社会学家研究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奠定了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应当视为关于现代化问题的比之韦伯更早的渊源。抛开其对非西欧社会工业化道路的茫然、对历史学家研究细节问题的蔑视等方面的偏见，古典社会学这种强调人类活动社会性、历史整体性的观点以及强调科学、实证、综合研究的社会理论，跟我们通常所说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唯物辩证方法是相通的。
“现代化理论”的渊源和方法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左图）和将韦伯“美国化”的塔尔克特·帕森斯（右图）
现代化研究在美国一些高校也称“比较现代化”研究（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Study）。现代化研究的重镇、美国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主编的那本著名的论文集，书名就叫《比较现代化》。在社会学开创者孔德那里，比较方法原本就是历史方法。曾任国际历史学会主席的德国史学家于尔根·科卡详细论述了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同时表达了对比较现代化的浓厚兴趣。他指出，历史比较研究以探索两个或几个历史现象的异同为特征；被比较的对象都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位置。比较研究能使我们看到不比较就看不到或者很难看到的问题；比较研究特别适用于突出单个的常常是独一无二的案例；比较研究有助于认识具体的因果关系，可以作为间接的试验来检验假说；比较还可以使我们看到其他可能性的存在，我们感兴趣的案例不过是多种可能性之一。科卡还分析了几种常用的历史比较形式：一是出于对自我特征兴趣的比较——通过对另一个国家、社会、乡村或另一个世界、区域的观察，以求得对自身历史更进一步的认识，韦伯对亚洲和欧洲文化的比较就属于这种非对称性比较，目的是为了理解为什么西方能够有资本主义经济、独立的市民城市、现代科学以及其他“理性的生存条件”；关于“德国独特道路”的论点也是此类比较的结果，即把德国的发展情况跟西方国家同类发展过程进行比较。二是类型学的比较，是对至少三个比较对象进行相对均等的研究。本迪克斯比较西欧与俄国、日本和印度政治现代化的著作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但某些类型化的研究倾向于将某些过程或者结构如英国工业革命假定为“普遍”的过程或结构，从而低估了历史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三是综合分析性的比较研究，是对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做全面的历史的系统性的关联分析，要求史实可靠、理论充实，并以比较为核心。例如：格尔申克龙对欧洲各国工业化过程的比较和综合分析，勾画了欧洲工业化的总体轮廓；巴林顿·摩尔比较研究英、美、中、日本和印度走向现代的不同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复杂关系进行详细而全面研究的范例。〔12〕
比较研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社会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也常常进行历史比较。但正如科卡所说，历史学家一般对个别化比较感兴趣，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进行历史比较时则更多关心普遍化。如果说过去在现代化研究相关领域的比较研究较多地着力于寻求研究对象组群之间的共性，现在我们不妨在对世界现代化进程进行时、空分类的同时，多关照一点同一类型或同一时期、同一浪潮中不同地区和国家内外环境、进程、动因的差异、特色、个性。
历史比较往往能给人以意外的启发和收获。但比较不是比附。削足适履的比附只能造成混乱。历史学受比附之苦由来已久，事例不胜枚举。极端者之一是把清代学术比做“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然而，“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现代性”，均为欧洲特殊历史条件和机遇下的产物。过去我们曾经以西方早期手工工场的雇佣关系为标准，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到处寻找资本主义萌芽，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生性发展形成和“五个社会阶段”公式的普世性，或者像一些西方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那样，比照西方社会的标准总结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现代性”，这些都有牵强比附之嫌。正如余英时所论，“牵强比附”（forced analogy）的根源是对西方崇拜到五体投地，把欧洲史进程的各阶段看成普世有效的典型，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论”成了中国史研究的主流意识。〔13〕
除了上述研究方法以外，我们还要注意将自下而上的研究跟自上而下的观察研究结合起来。前者一般指对公民社会——例如商会、政教分离情况下的教会组织、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特别是对下层民众日常生活变化的研究，这方面国内外学者也已经有丰硕的成果。后者则多指向对“国家”的研究，这是各国史学家历来着重书写的领域。然而，从现代化作为世界性总体进程的视野来看，“国家”只是居于中间位置的一个上与下之间的结合点——上有现代世界体系的律动，下有公民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生活。从世界现代化总体进程的视野来看，个别国家的“个案”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迄今已有的现代化进程一般都是以一个个的国家（Country，or Nation）为载体的，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国际冲突中追求“富国强兵”、避免落后、挨打，是各国实行现代化战略的重要动因之一。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形成（Nation Building）或者传统国家的重建（State Reconstruction）一般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干预程度，强国家还是弱国家，或者说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迄今仍然是世界各国发展与现代化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因此，我们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特别需要关注国家问题——现代化中国家必须应对的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不同的建国道路，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历史学历来有自己的“家法”，例如坚持“孤证不取”。现代化研究当然不能例外，需要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的知识冒险精神和高度自省的态度，而不能“无知无畏”，或者靠堆砌一些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的概念术语来冒充学术研究。成功的史学都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实事求是未必就是科学。像《汉书》所记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宋人所谓“别白抵牾，实事求是”，这些离科学恐怕都还远了点。进一步说，科学并不是判断学术和知识的最高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爱因斯坦就一再强调“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首先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关于目标和价值的独立的基本定义，仍然是在科学所能及的范围之外。”〔14〕实证主义把历史学的科学性强调到了极端，认为“历史学的程序在原则上与自然科学的程序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两者的情况下，结论都是由诉之普遍真理而达到的……”〔15〕但似乎没有人说过历史学只能讲一般、讲普遍性而不去研究个别、特殊性。再进一步说，科学也并非就是生硬的、冷冰冰的、一锤子砸下去就永远正确、永不可变。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非完全不可通约，对此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讲得很多。
虽然历史学的现代化研究并没有离开作为人文学科的史学，但是，它更强调中国史学“因史明道”的传统，符合中国学术古已有之的经世致用、“耻为无用之学”的精神。现代化研究要不断地开拓新领域，也需要有人做一些理论和学术史的探讨，这些都需要有对史料爬罗剔抉的工夫，甚至需要尽可能地做一些田野工作、调查访问收集整理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的工作。然而，比之注重材料挖掘与考据等朴学传统的史学研究，现代化研究的确需要更多地吸收和使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也更多解释性和现实性色彩。这就使得它的兴起和发展跟现代科学发展、跟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紧密相连。
最后，由于“现代化”以及“范式”等等都是外来的概念，研究甚至继续使用这些概念是否就有“欧洲中心主义”或屈从西方“话语霸权”之嫌？其实大可不必顾虑这些。霍布斯鲍姆列举了从大革命到19世纪中叶“发明出来”或者“在这个时期获得其现代意义”、其中多数或者已经在国际上通用的大量词汇，比如“工业”、“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和“保守”、“功利主义”、“意识形态”等等，随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