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史》精装本（第一卷）
中华文明史总绪论
人类的出现，特别是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宇宙间的一大奇迹。
人类既是文明的创造者，又是文明成果的体现者。人类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文明成果的积累也推动了人类的演进。人类自身和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形成互动的关系。文明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也是人类的演进史。编纂文明史，就是用文字把这创造和演进的过程记录下来。
文明可以分解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这三方面对应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人类的心灵世界（思想的、道德的、美感的）。前两个方面是具体可感的人类生存方式，是文明的外部现实。第三个方面是文明的另一种现实，即无涯无涘的思维的想象的空间。当然，精神文明也常常外化为物质的或政治的现实。人类正是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在处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中，在发挥自由想象的过程中，创造了文明。这三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反过来推动或阻碍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有时是这三方面同时推进，有时是某一方面或两方面领先，而其他方面相对滞后。
我们在本书中描述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特别注意用浓墨重彩描绘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亮点，彰显那些对文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如果说，人和人的创造是本书的中心，那么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则是本书的三根支柱。在描述文明发展的过程时，我们注意这三方面参差错落的情形，在不同的时期侧重不同的方面。
本书着重描述那些反映总体面貌的标志性成果，也就是那些对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的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成就。我们认为，分门别类地叙述科技、制度、思想、文艺等等方面的成就是必要的，但更需要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说明各个时期文明的进程和特点。文明史不同于科技史、制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的简单拼合，更不是一部百科知识全书，既不能脱离各门专史，又要力求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力求作出总体性的描述。
研究文明史必须重视文献资料，也必须重视文物考古资料，并且努力将这两方面的资料结合起来，进行互证。本书对先秦文明史的论述尤其大量地运用了文物考古资料，在秦汉以后文明史的论述中也充分注意到文物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
考察中华文明史，不能脱离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应当力求写出中华文明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吸收和借鉴。
本书从事实出发，力求对事实作出准确的描述、考证与概括，概括就体现为理论。本书属于史学著作，史笔、议论、才情三者的结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回顾过去是为了瞻望未来。中华文明史应当在总结文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启发读者思考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
第一节 世界四大古老文明
古埃及文明 巴比伦文明 古印度文明 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
与具有大约46亿年历史的地球相比，人类的历史是短暂的，从早期猿人算起，至今大约有350万到200万年，大约占地球历史的万分之四至万分之七。与人类的历史相比，人类的文明史也是短暂的，从新石器时代算起，大约只相当于人类历史的千分之三。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目前研究的结果，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早期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立人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其出现大约在二三百万年以前；早期智人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其出现大约在30万年以前；晚期智人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其出现大约在5万年以前。现代人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大约距今10000万年到4000年之间，“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畜牧业的产生，磨制石器、陶器、纺织的出现。严格地讲，这时已从依赖天然赏赐，过渡到生产经济阶段”[1]。
新石器的使用是人类步入文明的标志。
人类古老的文明有四种，都是沿着江河发祥的。这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2]。
古埃及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大约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统一了上埃及和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后数百年间文明趋于成熟，开始使用象形文字，组织了国家，开创了法老专制政治。大约公元前2686年建立了第三王朝，从第三王朝至第十七王朝经历了许多变化。这期间，第三王朝建造了层级金字塔，第四王朝建造了吉萨的大金字塔和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第五王朝建造了太阳神庙。从公元前1570年开始的第十八王朝，到公元前332年第三十一王朝结束，这一千多年间内讧不断，外族屡屡入侵，战乱频仍。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接管了埃及，开始了希腊、罗马文明与埃及文明交融的时期。到4世纪中叶，埃及成为主要的基督教国家。公元639年阿拉伯人入侵以后，经过缓慢的过程，埃及逐渐阿拉伯化。古埃及文明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和非洲文明的发展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巴比伦文明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那时巴比伦城还没有崛起，居住在两河流域的是苏美尔人和阿卡得人，他们创造了楔形文字，制定了最早的法典，建立了城邦，发明了陶轮、帆船、耕犁。大约公元前1900年，从西方来的阿莫里特人征服了这个地区，继承苏美尔人和阿卡得人的文明，并使巴比伦成为两河流域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公元前1595年喀西特人掌握政权，建立了一个延续四百年的王朝。此后，亚述人、阿拉米人和迦勒底人展开多年的斗争。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统治这个地区的主要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位亚述国王逝世后，迦勒底人的领袖那波帕拉萨尔在公元前626年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他的儿子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巴比伦修筑了空中花园，改建了马尔杜克神庙和通天塔。这个地区在公元前539年被波斯人占领，公元前331年又被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巴比伦遂纳入希腊文明的轨道之中。
古印度文明又称哈拉帕文明，其时间大约相当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分布在印度河流域大约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至今已发现70处遗址，包括两大城市和一百多个较小的城镇和村庄。当时已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铜器和陶器的制造以及纺织业也有所发展，已有车船等运输工具。但是这一文明不知何故竟销声匿迹了。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是吠陀时代，《吠陀》是印度-雅利安人的历史文献，这个时代就是以它所记载的那段时间命名的。印度-雅利安人在吠陀前期活动在印度西北部，到吠陀后期他们进入恒河中下游地区，并开始使用铁器，奴隶制国家开始形成。公元前6世纪摩揭陀国控制了恒河谷地，佛教和耆那教开始占有重要的地位。公元前325年，旃陀罗笈多建立了孔雀王朝，几乎在整个印度次大陆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公元前150年到公元300年，印度陷入混乱，月氏人、贵霜人相继侵入北印度，潘地亚、哲罗、朱罗三国在南印度对峙。这种列国争雄的局面持续了一千多年，一直到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3]。
如果与上述三大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算是最早的，但中华文明是唯一的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同时，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不仅没有中断，也没有分裂；只有新的文明因素增加进来，而没有什么文明的因素分离出去成为另一种独立的文明[4]。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现象，但作出全面解释并非易事。我们可以从地理环境中找到一些答案，前三种文明都是在相对集中的一个较小范围内展开的，回旋的余地不大，一旦遭到强悍的外族入侵和战争的破坏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就难以延续和恢复。而中华文明则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展开的，回旋的余地很大，便于将不同民族的势力和文化加以吸纳与整合，也不致因地区性的自然灾害而全体毁灭，所以能够传承数千年而绵亘不绝[5]。探讨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原因，还应当考虑中华文明本身的规模，中华文明在遭到周围其他文明威胁时，其总体规模已经十分巨大，在经济、政治、哲学、科技、文学、艺术等许许多多的领域内，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文化整体。对中华文明构成威胁的其他文明虽然可以用武力部分地或全部地占领这块土地，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不能不被这规模巨大的文明整体所吸收同化。地域的广大和整体规模的巨大，形成一种难以征服的力量[6]。探讨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原因，还可以深入到中华文明内部来考察，其中有一些因素有利于文明的延续，例如祖先崇拜所起的作用。祖先崇拜由来已久，其表现之一就是神化祖先的能力和功绩，把他们奉为神灵进行祭祀，祈求护佑。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家族、宗族，更大到一个民族，都崇拜自己的祖先，祖先就是神。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发挥着巨大的维系文明的作用。各部族的祖先不同，所崇拜的对象也不同，《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7]这种状况本来隐含着文化传承断裂或分裂的危险，所幸这个危险由炎帝和黄帝消解了。关于他们的事迹虽然带有很大的传说成分，但是影响深远，深入人心，炎、黄二帝被推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8]，《史记》即以黄帝本纪为中国历史的开篇。古人对他们的祭祀很早而且延续不断，战国时的秦国祭四帝：白帝、青帝、黄帝、赤帝，其中的赤帝就是炎帝[9]。历代祭祀黄帝之举史不绝书，而且一直流传至今。中古以降，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往往托黄帝以明正朔，如北魏即自称是黄帝之子昌意之后[10]。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炎、黄二帝的崇拜，使中华文明在多元发展的同时，一以贯之地保持了连续性。祖先崇拜的底蕴是强烈的本根意识，就是对自身本源之探究、认同、尊重与返归。《老子》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淮南子·原道》：“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归根、守根与现在常说的寻根，都体现了同一种本根意识，这是维系中华文明使之延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祖先崇拜相关，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模式，家庭、宗族与国家的同构性，以及宗族作为国与家的中介，都发挥着协调关系、维系国家、延续历史的作用。中华文明中强烈的爱国精神、高尚的民族气节，使中华儿女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关头，能够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并延续了自己的文明。探讨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原因，我们还注意到，中华文明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精神，使这个文明既有刚性又有韧性，能够适应内外条件的变化，兼容各种不同的文明，不断丰富自己，顽强地生存发展。古代的哲人看到大自然运行的一条重要规律，并由此引申出人生的重要准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卦·象传》）人的“自强不息”乃是植根于天道的，是合于自然规律的。刚健自强，奋发有为，才能生存和发展。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延续不断具有重大的意义。古代的哲人又看到大自然运行的另一条重要规律，并由此引申出人生的重要准则：“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坤卦·象传》）君子应当像大地一样，以厚德载物，兼容纷纷总总各不相同之物。厚德载物的精神，使中华民族能够容纳百川，不断丰富发展自己。探讨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原因，不能忘记这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和标志即汉字所发挥的作用。汉字独特的象形、表意等功能，使它可以成为各方言区的人群用来交际的共同工具，也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交际的共同工具。汉字把广大地域内的居民拉近，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使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直到今天。
第二节 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
阴阳观念 人文精神 崇德尚群 中和之境 整体思维
一种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必有其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贯穿其中，并成为支撑其生命的坚强支柱。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阴阳观念。阴阳的本意是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所以山的南面称阳，山的北面称阴。引申开来，物体的正面、前面称阳，背面、后面称阴。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来概括两种互相对立的或互相消长的方面，从而形成阴阳观念。这种观念起源相当早，《诗经》《老子》《周易》中就已出现，如《诗·大雅·公刘》：“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诸如天地、日月、昼夜、寒暑、君臣、男女、夫妇、律吕、刚柔、奇偶、开合、依违等等，莫不可以阴阳概括之。就连人本身也是阴阳二气之精华汇合而成，《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唯人为倮匈而后生也，阴阳之精也。”[11]
阴阳的交替变化，有序而调和就是治，就吉祥；无序而不调和就是乱，就有难。《易·系辞下》：“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国语·周语上》记载西周幽王时的大夫伯阳父说：“阳伏而不能出，阴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12]《韩诗外传》中的一段话将包括阴阳在内的自然界的状况和政治的得失联系起来，很有代表性：“国无道，则飘风厉疾，暴雨折木，阴阳错氛，夏寒冬温，春热秋荣，日月无光，星辰错行，民多疾病，国多不祥，群生不寿，而五谷不登。”[13]如果能够调和阴阳，就可以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也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韩诗外传》接着又说：“当成周之时，阴阳调，寒暑平，群生遂，万物宁。”所以古人特别强调阴阳的调和，《荀子·天论篇》：“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14]《潜夫论·本政》：“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15]总之：阴阳二分乃是对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概括，阴阳调和乃是对宇宙秩序的认识和追求。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古时人见万物万象都有正反两方面，此种两极的现象普遍于一切，于是成立阴阳二观念。所谓阴阳，其实即表示正负。更发见一切变化皆起于正反之对立，正反乃变化之所以起，于是认为阴阳乃生物之本，万物未有之前，阴阳先有。更进而认为阴阳有未分之时，此阴阳未分之体，方是宇宙之究竟根本。”[16]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说：“在不同社会、不同的观察者用来表示静止状态和活动状态这一宇宙韵律的各种符号当中，阴阳是最贴切的，因为它们不是通过心理学、机械学或数学的某些暗喻方式，而是直接表现出了交替的韵律。”[17]
人文精神。人文一词起源很早，《易·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所谓“文明以止”，意思是：止物不以威武，而以礼乐教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将人文与天文放到对等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对人文的重视程度。如果把天理解为宇宙自然，那么这段话又包含着人和自然相通的哲理。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尊崇，《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思是说天地是万物之父母，人是万物之灵。《老子》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人和道、天、地并列，称之为四大之一。《礼记·礼运》：“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从天地、阴阳、鬼神、五行等角度，肯定了人的崇高地位。《说文解字》解释“人”这个字的时候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关于人和天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古人也有精辟的论述，《左传·昭公元年》引《尚书·泰誓》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万章上》引《尚书·泰誓》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桓公六年》里有这样的话：“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孔子也说：“敬鬼神而远之。”中国虽然也有宗教，也有神学，但宗教和神学没有取得像欧洲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没有国教，没有教皇，没有宗教裁判所。中国的文学艺术虽然也和宗教发生关系，但宗教的题材远不如欧洲那样盛行和重要。中华文化所崇拜的是祖先，注重的是祭祖，或者崇拜和祭祀那些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中华文明是以人为中心的文明，以人为主体的文明，人和人的关系远比人和神的关系重要。
崇德尚群。重视人的节操和修养，注重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德素质，进而追求人格的完美，这可以称之为道德意识或人格意识，这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崇德的意识出现很早，《周易·系辞上》：“子曰：‘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19]意思是说：易是圣人用以崇德广业的。就个人而言，崇德和修身联系在一起，《论语·颜渊》：“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20]又说：“杀身以成仁。”[21]孟子说：“舍生而取义。”[22]孟子还有一句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3]在他们看来，道德和节操比生命还重要。在古代，道德和智能完善的人就是圣贤。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在众人之中又以圣贤为中心，而且认为只要认真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24]。圣贤并不是天生的，是通过自身的刻苦修养达到的，修身离不开社会实践，甚至需要各种苦难和逆境的磨炼。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25]修身也离不开自我反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6]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他们都强调了自我修养的重要。修身注重从我做起，孟子说：“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27]正己不仅是修养自身，也是对社会负责，如果人人都能正己，社会的道德环境就改善了。儒家的这些古训发展为宋明理学，则成为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世界观和修养论，特别注重立身处世的道德自励，并以德治兴邦为社会使命。宋代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8]，遂成为个人修养最高的境界。
尚群即崇尚群体利益，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群体的发展先于个体的发展，这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民族，都是群。个体是小我，群体是大我，群就是公。天下为公的理想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一部分，显得十分辉煌。《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落到个人的修养上，公和私，应以公为先；人和己，应以人为先。孔子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便是这个意思。尚群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众人群居为乐事，以合群为美德。荀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提出群居和一之道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他认为有秩序的伦理生活，才符合天地之道，《荀子·礼论篇》：“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这就是说，群体的力量超过个人的力量，众人只有合成群体才能生存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和之境。中的本意是中间、中央，引申有正、均、恰当等意义。《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何晏集解引苞氏曰：“言为政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也。”执中也就是把握住平衡点，不走极端，平正通达，无往而不利。和的本义是声音相应，也就是声音的和，引申为和谐、和顺、和协、和衷、和畅、和平、中和、融和、祥和、调和、温和等意义。《老子》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二气，它们在冲虚的气中达到统一，所以和是万物演化的目标。《韩诗外传》卷三：“天施地化，阴阳和合。……万民育生，各得其所。”和合又是万民育生的过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29]《国语·郑语》：“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韦昭注：“和谓可否以相济；同谓同欲也。”又注：“谓阴阳相生，异味相和。”“同者，谓若以水益水，尽乃其弃之，无所成也。”[30]朱熹《论语精义》卷七上引尹氏（焞）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这样一来“和”又成了一种道德标准。《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则从“和”与“礼”的关系这个角度，说明先王之道所推崇的原则[31]。中和是中华文明的精髓，《礼记·中庸》以“中和”为天地得以安置、万物得以发育的根本：“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又是执政的准绳，《荀子·王制篇》：“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杨倞注：“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无过。中和，谓宽猛得中也。”中和还是为人的标准，为人要兼顾文和质两方面，使这两方面达到和谐。质朴超过文采就粗野了，文采超过质朴就浮华了，“文质彬彬”（《论语·雍也》），才称得上君子。中和还是审美的追求，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就达到了中和之境。《潜夫论·本训》：“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这就把中和提升到与阴阳同等的地位，而称之为人之本了。中和既然如此重要，所以扬雄《法言·序》说：“天下莫尚于中和。”中和之境也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睦邻友好的准则，正是这种精神在当代的体现。
整体思维。《易传》提出“三才之道”[32]，视天地人为一整体，认为天、地、人存在着普遍的联系。这种思维的集中体现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对当代世界文明的启示意义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整体思维注意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部分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部分都反映整体。整体思维在中华文明中有种种具体的表现，例如中医就是把人的身体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是局部的病症，却往往着眼于全身进行治疗。中国的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也是注重整体的把握。在画竹之前先要成竹在胸，就是这个道理。而所谓“气象”、“神韵”、“格调”等等，都是文艺作品给予欣赏者的整体感受。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一向注重“雄浑”和“自然”，因为雄浑、自然都是整体的美感。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分析的方法在西方发展起来了。分析的方法要求把事物分割成尽可能小的部分，分别加以考察。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学科分工的细密，曾经促使科学长足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分工过细，以致互相割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未必能发现事物的普遍规律，有时候倒需要从总体上把握，这样才更准确。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西方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整体思维的重要。而中华文明注重整体思维的特点，就更引人瞩目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灿烂辉煌，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有很大关系，同时与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以阴阳五行观为其自然哲学的基础，以相感相通和相生相克的整体思维考察自然现象的性能及其变化过程，从而在天文学、气象学、医学、化学、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英国学者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他十分推崇中国古代哲学所使用的“通体相关的思维”方法，特别强调从战国时代的庄子到宋代的周敦颐、朱熹等人的贡献，他说：“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归功于庄周、周敦颐、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33]我们既要积极学习近代西方文明善于分析的长处，以及与此相关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要从原有的整体思维的思想方法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和借鉴，以弥补其缺陷，并克服种种现代文明的病症，诸如对自然的过度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等。中西思维方式的贯通融合，必定能使中华文明更迅速地发展，并为世界文明掀开新的一页。
第三节 中华文明的演进
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多民族的融合 外来文明的吸收 雅与俗的互动 以复古为革新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正是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横贯中华大地的河流，哺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34]。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个主要的发源地之外，还有许多文明的遗存散布在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是多元的，但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不是多元文明互相灭绝，而是互相整合。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的文明以及不同民族的文明，在交往过程中整合为一体的过程。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多元一体的格局最晚在西周就建立起来了。此后虽然历经战乱与分裂，不断有新的文明元素加入进来，但没有任何一种文明的分支分裂出去，所以这个大格局始终保持着它的完整性而没有打破。
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是民族的融合。在长期的交往中，以汉族为主体，形成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距今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在黄河流域就出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在长江下游出现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多种文化，同时在北方草原地带也出现了以游牧和狩猎为特点的文化。进入传说时代，黄帝居住在中原一带，炎帝本是姜姓部落的首领。居住在北方的人统称为狄，居住在东方的人统称为夷，居住在南方的人统称为蛮，居住在西方的人统称为戎。传说尧时推举舜为继承人的便是四方部落的首领，而在禹之后的皋陶、伯益都是夷族。可见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到了夏商周三代，黄河流域的居民不断吸收周围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族的成分，逐渐形成华夏民族。远在黑龙江流域的肃慎也成为周朝的属国。相传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与当地的民族结合，形成兼有商、周和当地特点的吴文化，吴和越开发了东南地区。秦人和西戎诸族共同开发了西北地区。楚地的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相融合，共同开发了长江中游地区。最后秦灭六国，统一了中国，这个统一的过程也可以视为多民族融合的过程。到了汉朝，华夏族进一步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扩大成为人口近六千万（公元2年）的民族，后来遂称为汉族。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一方面，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与汉族在纷争中交往融合，逐渐同化；另一方面，大量汉族人南下，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与南方各民族融合。唐代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如北方和西北的东、西突厥、东北的契丹、西南的彝族和白族都与汉族有进一步的融合。文成公主和亲于吐蕃松赞干布，加强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尤其值得注意。在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北部的广大地区。而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分裂的局面，建立起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汉族和蒙古族的交融也得到空前的发展。清朝以后，大量满族人迁居山海关内，汉族人迁居关外，形成汉满杂居的状况，促进了两族的融合过程。同时，清朝与西藏的关系更加巩固，在新疆设立了行省，使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35]。
如上所述，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族不断与周围的民族相融合，形成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这过程中，只有加入进来的，没有分裂出去的。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是56个民族共同的创造。
其次是外来文化的吸收。中华文明和域外异质文明的接触，无论是与印度佛教文明的接触，还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引进，都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印度佛教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表现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等等许多方面，而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便出现了禅宗，禅宗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就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个局部而言，至少表现为五点：一、从此有了三世的观念和三界的观念，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想象世界，扩大了思维的时间和空间。二、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三、促进了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四、扩大了汉语的词汇。五、使文学观念更加多样化，例如真与空的观念、心性的观念、境界的观念、象和象外的观念等等，都与佛教有关[36]。明代中叶西方文明开始传入中国，但那还只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局部补充。鸦片战争之后，在救亡的呼声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便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变化。此后，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到政治、人文层面的深化过程。废科举、兴学校，留学、办报，种种新的事物迅速出现，形成一种新的时代潮流，促使中华文明继续前进。
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规律。物质文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例如铁器的使用，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进而带来整个文明的进步。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便利了文明的传播，进而带动了文明的进步。一些具有进步性的制度的建立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郡县制的建立、科举制的建立、比较完善的文官制度的建立，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的发展对整个文明也起到推动作用，例如对德治的重视、百家争鸣的局面、唐诗的繁荣，都具有带动整个社会和文明前进的意义。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例如雅与俗的互动。所谓雅，是指社会上层的或见诸经典的部分；所谓俗，是指社会下层的或见诸非经典记载的部分。雅与俗是相对而言的，例如魏晋南北朝的世族与宋元以来的市民，前者的文化可以归之为雅，后者的文化可以归之为俗。见诸“四书”、“五经”的文化可以归之为雅，见诸戏曲、小说的文化可以归之为俗。朝廷的礼制可以归之为雅，民间的习俗可以归之为俗。就一个侧面而言，中华文明就是由雅化俗、由俗化雅，在雅与俗的互相转化中得以发展的。道教在汉末起源于民间，到了东晋、南朝得到不少世族的信奉，其地位逐渐提升。到了唐朝，皇帝大力提倡，使之具有与儒家和佛教等同的地位。这就是一个由俗化雅的过程，当然上层的道教和民间的道教仍然有所不同，这又当别论。孔子招收弟子讲学，本是一种私学，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遂得到官方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不断向民间普及，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等思想在人民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贯穿在民间习俗、乡约、家规以及大量的戏曲、小说作品之中，这又是一个由雅到俗的过程。每一次的雅化或俗化都可以视为文明的一次演进，雅与俗的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又如，以复古为革新也是中华文明实现变革的一种常见方式。由于尧、舜、禹甚至更早的大同时代被视为理想的社会，所以变法维新的势力为了顺利地推行其革新的措施，有时便以复古为旗帜，借复古之名行革新之实。清代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复兴今文经学，借《公羊传》微言大义，议论时政。康有为更是借以推进维新变法，在当时影响颇大。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以复古为革新更加普遍，唐代的陈子昂反对齐梁诗风，高倡汉魏风骨，促进了唐诗的健康发展，为盛唐诗坛的到来做了准备；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盛行的骈文，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和文体，也是以复古为革新的明显例证。
第四节 中华文明史的分期
分期的依据：总体性与标志性 第一期：先秦 第二期：秦汉魏晋南北朝 第三期：隋唐至明中叶 第四期：明中叶至辛亥革命
一般通史的写法偏重于政治史，但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文明史的写法自然应当有别于通史，必须总体考察文明各个方面的状况，找到文明发展总体的阶段性。因为文明所包括的范围很广，文明的各种要素的发展不平衡，在综合考察的同时还必须有重点，重点就是不同时期不同的标志性文明成果。于是我们将总体性和标志性两者结合起来，以确定文明史的分期。
依据这个原则，我们将中华文明分为四期，四期之中还可以细分为八个阶段：
第一期：先秦（公元前2世纪以前）
第一阶段：先夏
第二阶段：夏商周
第二期：秦汉魏晋南北朝（公元前2世纪至7世纪）
第一阶段：秦汉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
第三期：隋唐至明中叶（公元7世纪至16世纪）
第一阶段：隋唐五代
第二阶段：宋元至明中叶（正德末）
第四期：明中叶至辛亥革命（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
第一阶段：明中叶（嘉靖初）至鸦片战争
第二阶段：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
中华文明很可能应当上溯至龙山时代，即公元前第三千年。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综合考察，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就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具有标志性的夏代文化遗存[37]。在夏代以前漫长的岁月里，有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繁衍着远古的生民，并有许多文明的创造，但总的看来还只能算是中华文明的曙光期，或者说是中华文明的序幕。夏文化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青铜冶铸技术的产生和青铜器的应用。与此相关的是礼制的形成，宫殿和宗庙的出现。
夏朝与其后的商朝、周朝合称三代，三代有密切的文化传承关系，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商朝的勃兴，以及商朝青铜器冶炼术和青铜器艺术的臻于高峰，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完整的文字体系殷墟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巨大进步。周朝完善的宗法制，作为中华文明中思维源头的《周易》，铁器的使用，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老子、孔子、孙子、庄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众多思想家的涌现，《尚书》《春秋》等书的编纂和史学传统的建立，《诗经》《楚辞》的出现以及中国文学传统的建立，都证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峰。
秦汉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具有标志性的发展有以下几点：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分封制的废除和郡县制的建立；文字的统一。秦朝奠定了中国此后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对于国家的统一、文明的延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承秦制，土地私有制和地主经济得以确立，经学的兴起，史学的兴盛，造纸术的发明，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西域的开通也都是重要的进展。魏晋南北朝是这个时期的第二阶段，北方和西方众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接受了汉族的文明，从而促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民族的大融合。同时由于大量中原移民进入长江流域，也促成了南方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一种异域文明即佛教与佛学，深入到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汉语的词汇也丰富了，佛教和佛学促使中华文明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变化。一种新的富有思辨色彩的玄学迅速兴起，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美学观。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艺术更加精致。
隋唐是第三期的开始，具有标志性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国家再一次由分裂走向统一，南北文化在统一的国家中互相补充，中外文化在开放的局面下广泛交流。于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另一个高峰迅速崛起，在这座高峰上，展现着一批富有开拓精神的政治家，一批意气轩昂的诗人，一批垂范后世的艺术家。走向高峰的过程，可以归结为在整合中创新，这也成为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唐诗的辉煌成就，反映出唐代文明的整体水平和那个时代的浪漫气息，是中国这个诗的国度永远的骄傲。此外，中下层庶族地主阶级的兴起，以及科举制的实行，促使文化的重心下移，即从门阀世族垄断的状态转向庶族文化人的活跃；中唐以后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的繁荣，又促使市民文化人出现，他们以崭新的姿态开拓了文明的新面貌。一种本土化的佛学即禅宗的兴盛，是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为本土思想和异域思想的交融提供了一个范例。禅对士大夫的生活，进而对文学艺术的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另一座高峰。宋代的军事力量虽然不强，因而显得国势较弱，但宋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却突飞猛进：城市经济的繁荣，文官制度的完善，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都超过了唐代。宋代兴起的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宋儒也以其新的风貌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宋代的文学特别是宋词的高度成就及其广泛传唱，至今仍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宋代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宋代艺术，包括书画、陶瓷等等，也有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宋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居于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仅就印刷术而言，这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及其普及的程度，是文明史上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这在传播文化、造就人才、延续传统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从唐到宋的过渡过程中，中唐是一个转折期。宋代的不少新的文明成果，都可以追溯到中唐。为了突出宋代在文明史上的成就，我们把宋代作为第三期第二阶段的开始，但丝毫也不低估中唐的意义。
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又成为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元代在边疆的开拓与建设方面，有显著的贡献。在元朝的统治下，文明中有些部分的发展受到一些影响，如儒家文化受到冲击；但另外一些部分却异军突起，杂剧和南戏便是十分鲜艳的奇葩，元代的白话小说也得到迅速的成长，元代的书画也有惊人的成就，中西文明的交流再度活跃起来。明代前期由于政治上的专制和思想上的禁锢，文明的发展相对停滞，除了不多的几个领域有所进展（如白话长篇小说）之外，整体看来比较平庸。但是在平庸中孕育着新的突破。永乐三年（1405）郑和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壮举，比哥伦布在1492年率领的那次著名的航行时间更早。
明嘉靖初开始了文明史的第四期，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世俗化、商业化、个性化成为一时之风气。同时王学左派兴起，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向理学禁欲主义发起冲击，为思想解放开辟了一条道路。以上两股潮流互为因果，它们的合力为这个时期造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文明景观，整个社会呈现出个性解放的气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中国经济整体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38]。文学艺术中出现新的世俗化商品化倾向，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在社会下层广泛传播。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中国达到了在原有体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极致，史称“康乾盛世”。盛世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经济总量居于当时世界的首位，对外贸易长期顺差，整个学术文化呈现集大成的态势，编纂了各种大型的类书、总集、丛书。但正是这个时期，在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革命带动西方的经济全面迅速地发展，政治和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的帝王却安于现状，闭关自守；官僚腐败无能，故步自封，以致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就明显地落后了。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带来千古未有之变局。中西文明的大碰撞是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阶段的主要景观：一方面是西方文明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救亡图存和求新变于异邦成为社会的主调；另一方面，国力的衰弱也充分暴露了传统文明固有的缺陷，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成为强烈的时代呼声。中国历史的车轮从未如此迅速地前进。终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中华文明也开始迈上了新的征程。
第五节 中华文明的未来
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 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中华文明 接纳与馈赠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中华文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育成长起来的，周围的天然屏障，一方面保护着中华文明较少受到外族的入侵而能够独立、连续地发展；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汉唐以来，中国与西域、印度的交流，曾经促进了本土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既深刻又广泛。而随着华侨南下的足迹以及他们对东南亚的开发，中华文明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对那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总的看来对外文化交流的机会毕竟不多，交流的地域也不广。当中华文明发展到鼎盛期后，特别是当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明实现了近代化的转变之后，中华文明急需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以丰富发展自己。可是在这个历史的关头，清朝统治者却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故步自封，不图进取，丧失了历史机遇，遂使中华文明逐渐被排斥到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之外，中国处于落后的地位，甚至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这是我们回顾中华文明史的时候不能不深感悲痛的，也是我们中华儿女应当牢牢记住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趋势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一切有识之士的种种呼号与努力，无非以此为中心。直到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仍然是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打开大门，是在保持自己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走向世界，是带着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之中。
当前世界形势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但这种状况不应当也不会导致民族文化特色的消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们提倡文明的馈赠。文明的馈赠是极富活力和魅力的文明创新活动，各个民族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馈赠的态度是彼此尊重，尊重别人的选择，决不强加于人。馈赠和接受的过程是取长补短、融会贯通。馈赠和接受的结果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共同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的高度繁荣。因为多元的文明各具本色，吸取外来文明的内容、分量和方式不同，交融之后出现的人类文明仍然是千姿百态，我们的世界仍然是异彩纷呈。
一切有良知的学者，在这个关系人类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应率先采取尊重的态度，担负起馈赠的任务，并影响自己的政府保持文明的多样性，寻求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与共同繁荣。中国的经济正在腾飞，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强大，但中国的腾飞和强大不会对别人构成威胁。我们是从学者的角度说这句话的，根据我们多年研究所得到的认识，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明，中华文明有能力在外来威胁下保存自己，但没有兴趣威胁别人。这样一种文明对于未来世界的稳定是不可缺少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中华文明的未来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欢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交往，积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过去，中华文明在与外来文明的接触中，既然能够吸取改造它们以丰富发展自己，今后必然能够做得更好。
其次，中华文明应当更主动地走向世界。我们现在对世界的了解虽然还很不够，但是世界对我们的了解更少、更肤浅。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明观之分析》一书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愚蠢的、丑陋的、脆弱的和狡诈的[39]。由此可见，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的实际有很大的距离。西方对待东方的态度，常常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只有西方才拥有解释东方的权威。我们并不想纠缠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所持有的种种偏见，只是从中深切地感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具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在世界上充分展示自己的真面目。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日益繁荣，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中华文明也会得到更多的途径走向世界。经济全球化对中华文明来说，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这种形势，把握这个历史机遇，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要坚持文明的自主。无论是引进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还是走向世界，都是我们自主的意识和行为。回顾历史，汉唐人对外来文明的开放胸襟与拿来为自己所用的宏大气魄，即鲁迅称之为“闳放”的那种态度，便是自主性的很好表现。西方近代文明，从明朝末年逐渐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大量涌入，影响着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进程，但中华文明并没有失去自主的能力。到了今天，我们更有条件加强文明的自主性，自己决定自己文明的命运。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我们一方面要采取坚决的切实的措施，努力保持中华文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民族特色是因比较而存在的，越是有比较就越能显示自己，因此要坚持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还要看到文明的民族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与其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有些因素会凸显出来，有些因素则会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应当创造条件促成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特色逐步形成。
总之，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到来的，既不是单一的全球文化，也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多元的繁荣，以及文明的自主。这种新的文化生态的出现和确立，是人类进化到更高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必能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实现伟大的复兴。中华民族必能以高度的文明重塑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具有几千年历史而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文明，必将在世界未来的文明进程中再现自己的辉煌，并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史前考古学”条，裴文中、安志敏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476页。
[2]有的学者将古希腊文明（或称爱琴文明）与这四种文明并列，如马世力主编《世界史纲》。这里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说法。
[3]以上关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的论述，参考《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有关内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希罗多德：《历史》，王以涛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修订版。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马世力主编：《世界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刘文鹏著：《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世界文明大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G.莫赫塔尔主编：《非洲通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世界文明史》，赵丰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关于古代文明，各家说法不一的地方，我们采用比较通行的说法。
[4]正如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所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三联书店，1999年，第176页。
[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埃及、巴比伦、印度诸邦，有的只藉一个河流和一个水系，如埃及的尼罗河。有的是两条小水合成一流，如巴比伦之底格里斯与阿付腊底河，但其实仍只好算一个水系，而且又都是很小的。只有印度算有印度河与恒河两流域，但两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简单，没有许多支流。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河流与许多水系，而且都是极大和极复杂的。”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订版，第4—5页。
[6]阮炜《文明的表现》一书，提出“文明规模”和“文明能量”的概念，认为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在于其规模和能量巨大，因此，“中华文明即便暂时衰落了，最终也能走向复兴，甚至进一步成长壮大，将其影响所及伸延至前所未有的范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0页。
[7]《十三经注疏》卷四六，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587页。
[8]参看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
[9]见《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10]《魏书》卷一《帝纪第一·序纪》：“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中华书局1974年排印本，第1页。
[11]《大戴礼记》卷五，《四部丛刊》据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明袁氏嘉趣堂刊本影印。
[12]《国语》卷一，《四部丛刊》据杭州叶氏藏明金李刊本影印。
[13]《韩诗外传》卷二，《四部丛刊》影印明沈氏野竹斋刊本。
[14]《荀子》卷一一，《四部丛刊》影印《古逸丛书》本。
[15]《潜夫论》卷二，《四部丛刊》据江南图书馆藏述古堂影宋写本影印。
[16]《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9页。
[17]《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第十章《关于各文明起源的性质》，刘北成、郭小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18]《四部丛刊》本并无“刚柔交错”四字，后人以为或系脱漏。
[19]《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卷七。
[20]《论语·里仁》，《诸子集成》第一册，中华书局1954年据世界书局原版重印，第78页。以下凡引本版《诸子集成》，不再注版本。
[21]《论语·卫灵公》，《诸子集成》第一册，第337页。
[22]《孟子·告子上》，《诸子集成》第一册，第461页。
[23]《孟子·滕文公下》，《诸子集成》第一册，第246页。
[24]《孟子·告子下》，《诸子集成》第一册，第477页。
[25]《孟子·告子下》，《诸子集成》第一册，第510页。
[26]《论语·里仁》，《诸子集成》第一册，第83页。
[27]《孟子·尽心章句上》，《四部丛刊》影印内府藏宋刊本，卷一三。
[28]见《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87页。
[29]《四部丛刊》影印长沙叶氏观古堂藏日本正平本。
[30]《四部丛刊》影印杭州叶氏明金李刊本。
[31]张立文提倡和合学，著有《和合学概论——二十一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他所谓和合的“和”是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融合、合作，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
[32]《周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33]《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38页。
[34]苏秉琦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我们可以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它们分别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见《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35—37页。
[35]以上关于民族融合的论述参考王锺翰主编：《中华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编写组所编：《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翁独健撰“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36]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19页。
[37]此用邹衡、郑杰祥说，分别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至于夏朝的年代，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相当于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这个说法可供参考。
[38]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明代经济越来越在银本位的基础上货币化，并且至少到17世纪20年代一直在飞速扩张。”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9—20页、第224页。
[39]Raymond Dawson: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pp.1-8. 此书有中文译本，《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