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几个月开始，我有机会陆陆续续在中国内地最具名望的和相当具名望的几所大学里，应邀作有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公开演讲。这些演讲的少部分内容，经演讲活动组织者的事先安排，录音后整理成文字摘要，在国内的几家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并且还在触发着热烈的讨论。2003年12月底我在为出版这本书作准备工作时，用“雅虎中国”搜索引擎寻找互联网上对我的言论的引证和点评，发现五千五百余条中，绝大部分都是与大学的发展和改革相关。

我对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抱着宗教般的热忱。至于你要问我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如此入迷，我却很难给你提供一个穷尽其缘由的清单。也许这跟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文化氛围有关：我的故乡是皖南，那儿除了盛产穷人外，还盛产文人，因“文”而名垂青史者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这其中就包括二十世纪初从美国名校留学归国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的胡适之博士。在我们皖南学童幼稚的心灵里，著名学校的魅力，无异于虔诚信徒心目中的本教圣殿。

这里面的原因或许也与我青少年时代的国际政治氛围有关：1970年代前半期，世界外交大棋局之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最重要的契机乃在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力量态势的重组。那时候，全中国知识分子唯一能够有幸读到的高水平的国际事务报刊，是所谓“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这份每日四小页的译报上，差不多天天有关于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报道与分析。这两位均是在著名大学拿到博士，在著名大学任过教授，又以在著名大学里原创性学术研究的成果，指导本国外交战略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那个年代的我，初中没有读完，高中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指望。每每与一同读评《参考消息》的母校宣城中学的陈老师仰天长叹：美国大学培养的人才为国效劳的方式，是以新颖的战略观念重组世界；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为国效劳的方式，则是上山下乡去修理地球！

我对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长程目标执著入迷，最直接的原因，当是我在美国留学期间经历的强烈刺激和理性反应。我在留学过程中因为语言、文化、价值观念、民族认同诸多原因而受“洋罪”[1]的同时，并没有愤愤到失去理智上的基本平衡——如果美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它的研究型大学在总体上不具备全球最强的竞争优势，其他国家数十万的青年学子（少数是中年学子和少年学子），不会每年花费总额超过一百亿美元的资金，来此求学深造。外国留学生对于美国大学课程和研究项目中的某些价值观不能认同，积极的反应之道乃是：你们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创新精神和与此相配合的制度，来改造你们本国的大学，努力使之成为吸引各国留学生的另一个中心；若此，这个世界就会在价值观念的源头上，更加多元。这种理性的反应方式，较之“文化大革命”式的“凡是美国有的，我们都说不！”远为有意义得多，因为它更有益于你所归属的国家和民族。我的这种态度简要地反映于下：

2004年春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按照往年的习惯，让我给中评网学者社区发一条“新春寄语”。我遵嘱写道：

中国人过年，习惯于多讲吉利话。我也随大流，说句吉利的——

祝愿中国最好的几所大学，能诚心在制度方面向世界上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学习，切实改革，争取在本世纪内把自己建成在国际上真正被学界同行们看重的学府。拒绝走这条路，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术腐败，越来越少的学术成果。

我的这一态度，其实秉承的不过是中国现代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开创一辈的思行之道。前不久读到一条史料，述及：在192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前，中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虽然涌现了一批科学社团，但在这些社团中没有一个具有完整的功能，能称得上是中国科学体制确立的标志”。由任鸿隽、杨杏佛、竺可桢、秉志等领导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底成立于美国，1918年移回中国），是其中功能最多的社团，但它的权威性也不足以代表中国全国的科学界。正因为如此，在1926年11月日本东京第三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在本届会议上选举产生的永久性组织——太平洋科学评议会中，有美国、澳洲、苏俄等十二个国家，却偏偏没有太平洋沿岸的另一个大国中国。后经中国代表抗议，增补中国为该组织会员。任鸿隽记述道：“此次太平洋科学评议会，不让中国加入，他们唯一的借口，就是中国没有一个代表全国的科学机关。后来我们虽然把中国科学社抬了出来，搪塞过去，但在外国人心目中，我们中国还是没有一个学术的中心组织的。我们在东京的时候，每每有人问：你们中国有学术研究会议（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吗？我们的答应是：没有。他们再问：那么，你们有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吗？我们的答应还是：没有。说到第二个‘没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失望或轻蔑的颜色，立即出现于你的问者面上，你自己的颜面上也不免有点赫赫然吧？固然，一个学会的有没有，于一国的文化，并没有什么大关系，但至少可以代表我们学术的不发达，或我们的不注意。所以到了时机勉强成熟的时候，希望我们有这种相当的组织。”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当时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使中国科学界痛感成立一个能代表国家的科学院已刻不容缓”，于是就有了一年以后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科学院体制的中央研究院的创建，中国的科学研究之制度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2]如果这一代留学生采取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拒斥方式，中国的科学现代化不知又要延误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