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国际信息新秩序及其理论
第一章
国际信息新秩序（1976—1984年）
一、简介
在国际传播的历史上，国际信息新秩序是个极具争议的命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围绕国际信息新秩序进行的争执仍然连绵不绝。特拉伯与诺顿斯登（Michael Traber与Kaarle Nordenstreng，1992）将此定义为一场“媒介改革运动”。(1)默多科斯（Alain Modoux，2003）认为这是极权国家实施国际与国内信息控制的行动。(2)赵月枝与哈克特（Yuezhi Zhao与Robert A. Hackett，2005）将此定义为一场“媒介民主化浪潮”。(3)
查克拉瓦提和萨瑞卡基斯（Paula Chakravartty与Katharine Sarikakis，2006）将其称为“福特时代试图改变国际传播政策的最重要的斗争”。(4)在2006年问世的两本国际传播教材中，对国际信息新秩序的说法仍然存在天壤之别。图苏（Daya Thussu，2006）认为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诉求；麦克费尔（Thomas McPhail，2006）却认为其是扼杀媒介自由的刽子手。那么，围绕着国际信息新秩序，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误会与争议，以至于产生了如此截然相反的评论？
万幸的是，国际信息新秩序的真相犹存。亲历者仍然健在，他们继续捍卫国际信息新秩序的进步性、民主性以及正义性，并不断发掘新秩序的新内涵。即便如此，诋毁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一些西方国家以及西方保守右翼学者抵死也不承认新秩序的进步意义。何至于此？因为亲手扼杀国际信息新秩序的那些政治和商业媒介势力仍然主导着这个世界以及世界舆论，并且眼下关于互联网治理的一些全球辩论几乎是国际信息新秩序辩论的翻版。
也正因为如此，彼时积极投身国际传播正义事业的批判学者们即便已经两鬓如霜、年过古稀，此时仍然必须像古罗马斗兽场上的角斗士一样打起十二分精神，在主流的学术平台上不断披露关于国际信息新秩序的真相。作为国际信息新秩序辩论的最重要的产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是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国际传播书籍。(5)作为境外最早一批新闻传播学者之一，李金铨的一些早期文章和著作曾受到这段历史的启发。中国大陆最早记叙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明安香。(6)
就行为主体而言，参与国际信息新秩序政治辩论的政治力量主要由三大阵营组成：南方发展中国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南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代言人是不结盟运动国家，这些国家跟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天然同盟，共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信息垄断，试图改变在传播实力、信息流通以及报道质量方面的现状。在认识这三大阵营的时候，需要注意两个背景因素。
（一）冷战思维压倒一切的时代
当时国际传播的主导背景是美苏争霸，这已经事先注定了冷战思维会凌驾于一切诉求之上。不结盟运动国家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掌控辩论的方向。东西之争的实质是意识形态之争，两大阵营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南北之争的实质则是发展问题之争。东西阵营的意识形态争议盖过了发展问题的争议。美苏意识形态对抗涵盖了从社会制度到媒介制度等多个维度。在这种对抗语境下诞生的典型学术著作便是1956年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四大创始人之一施拉姆（Wilbur Schramm）先入为主，将苏联媒介制度污蔑为“极权主义”，其同事西伯特（Fred S. Siebert）则将西方模式美化为“自由主义”。(7)实则美苏两种模式均各自服务于政治和商业利益。
1984年，阿特休尔（Herbert Altschull）在《权力的代言人》(8)一书中振聋发聩地宣布，“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并非独立的行为主体”，“所有报业体系中的新闻媒介都是政治、经济权力的代言人”。此时，《报刊的四种理论》作为英美畅销的教科书已经误导读者接近30年之久。1995年出版的《最后的权利：重访报刊的四种理论》(9)与2009年出版的《媒介规范理论》(10)更为系统地道出了《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谬误。这些书籍的作者正是活跃在国际信息新秩序思想阵线的传播批判学者。
到了21世纪，苏联早已分崩离析，东欧已经改弦更张，南斯拉夫这个不结盟运动国家的领袖已经被民族问题和北约单方面发起的科索沃战争埋葬。但是主要西方国家不但并未收敛，而且乘胜追击，借助军事和经济实力，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西方力量非但没有收敛自身的报复心理，反而变本加厉，发展出来进一步施害的心态，那些跟先前社会主义政权有关联的所有人，包括那群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的改革者，也没能幸免。”(11)由于自身的全面崛起，中国已被卷入大国斗争的漩涡。虽然“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醒美国当局不要像对待苏联那样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12)但是借着长期以来形成的霸权思维的惯性，现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无疑已经转向遏制政策。
发展问题以及南北差异本应是当下国际关系的本质和主流，但是却被主导国家扭曲成了意识形态争议，而以对峙的视角来看待其他国家，收获的必然是差异而非共识。正是因为新秩序的目标没有实现，主导国家和西方商业媒介掌握着国际传播的话语权，南方发展中国家依然无法扭转自身在当下国际传播格局中的被动局面。不过，从长远来看，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多，各国的交流不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各国均不自我标榜，均不站在“言论自由”等道德制高点上去指责别人，未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有潜力真正重塑国际传播格局。在当下关于互联网治理辩论中，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个金砖国家取代了原先的不结盟运动国家，成为核心行为主体。
（二）三大阵营内部各有裂痕
三大阵营的内部均非铁板一块。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敌视新秩序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右翼保守势力，这些势力中尤其以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居心叵测，其他机构包括美国媒介理事会（the Inter-American Press Council）、国际媒介学院（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以及世界媒介自由委员会（the World Press Freedom Committee）。西方左翼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大都对国际信息新秩序持有同情立场，这些力量包括罗马的“重塑世界秩序”俱乐部（Club of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瑞典的哈默斯科尔德基金会（Dag Hammarskjold Foundation）以及德国的埃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此外，法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以及加拿大相对于美国的独特地理位置均使两国对美国文化产品具有警觉心理，这两个国家并不完全敌视新秩序。尤其是法国一贯奉行保守的文化政策，使法国思想家与法国媒介文化产品一直在西方国家中别具一格。但是不管如何，国际信息新秩序触动的是西方国家的整体利益，法国媒介本身也备受指摘，因此西方国家在官方口径上是一致对外的。西方自由与批判学者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新秩序的支持力量，这些学术力量实际上构成了南方与东方之外支持新秩序的第三方力量。(13)
南方阵营和东方阵营之间以及两大阵营的内部也存在摩擦，甚至爆发战争。不结盟运动国家形成的初衷就是要在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找第三种立场，希望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间另开言路，希望利用媒介促进本国的自主发展，并不想过多地卷入意识形态的对抗。另外，南方阵营内部就有乌干达与坦桑尼亚以及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东方阵营内部存在苏联与中国之间水火不容的对抗。(14)
实际上，中国兼具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两个角色，以南方国家来定义中国要比东方国家更加合适。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后来新秩序辩论的亲历者以及国际新闻社创始人萨维欧（Robert Savio）访华之后便在《意大利求知》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描述了中苏两国关系的裂痕，结果遭到了意大利左右两翼的谴责。右翼认为他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轻描淡写；左翼责怪他破坏工人运动的团结。(15)1969年，中苏之间爆发的珍宝岛事件验证了萨维欧的观点。1962年，中国和印度这个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之间也曾经由于殖民时期留下的领土纠纷爆发过战争。这场战争一度将中印由兄弟变成了仇敌，至今仍是中印关系中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些内部争议都构成了国际信息新秩序辩论的背景。
二、1976年：不结盟运动国家与批判学者的相遇
（一）不结盟运动国家
不结盟运动的萌芽产生于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国际传播史上令人耳目一新的外交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以及互不侵犯。这些被用于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原则被引入多边关系，奠定了不结盟运动国家之间的合作基础。1961年，不结盟运动国家第一次峰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东西对峙的国际政治中从此正式诞生了一个新的维度——南方发展中国家。
1973年，不结盟运动国家第四次峰会在阿尔及尔召开。这次会议拟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框架，要求重组国际贸易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谈判实力。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同时为了报复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发动“十月战争”，不结盟运动国家中的石油输出国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抬高油价，控制石油产量，采取统一定价，扼住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直接造成了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第一次显示了这个阵营积攒的经济影响力。阿尔及尔会议还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行为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与经济领域，还涉及文化与社会领域”，因此此次会议呼吁“在大众传播领域采取一致的行动”。(16)
1974年，在国际信息新秩序正式提出之前，亚非拉国家合力在联合国通过了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致力于打造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平等的经济关系。具体来说，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出五个分阶段的诉求：
（1）提倡更加有利于第三世界的贸易条款，例如在南北贸易方面拥有更优惠的贸易条件；
（2）提倡第三世界国家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源，例如资本、劳动力、管理等方面的资源；
（3）提倡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贸易交流，即促进南南贸易；
（4）提高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一世界国家占有的市场份额，即促进南方对北方的反向贸易渗透；
（5）增加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机构中的影响力，例如增加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权。(17)
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信息新秩序是一对孪生姐妹。两者构成了这段国际传播历史上两个互相平行的过程，是互相依存的唇亡齿寒关系。1976年3月，不结盟运动国家在突尼斯召开了信息问题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诞生了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提法。这体现在会议委员会的报告当中：“考虑到当今世界恃强凌弱的信息体系，不结盟运动国家有责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努力，改变这个不平等现状，实现信息领域的去殖民化，发起国际信息新秩序。”(18)总体来说，国际传播学者将不结盟运动国家在信息方面提出的基本诉求分为三个方面：
（1）各国传播实力相差悬殊，发展中国家缺乏表达自己声音的能力。1970年，发展中国家当中每千人拥有32份报纸以及9台电视机，而在发达国家中，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14份和237台。双方之间的比例分别是1:10和1:25；
（2）国际信息流通不平衡，国际信息流通是一个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单行道。诺顿斯登与瓦瑞斯收集了50多个国家的数据，发现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口的电视节目是所有其他国家总和的两倍，美国之外的其他主要电视节目出口国依次是英国、法国；
（3）西方媒介充斥着对发展中国家的片面扭曲报道。西方媒介只关注负面的、突发的、琐碎的事件，任意涂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1976年7月，不结盟运动国家又在新德里召开部长会议。透过新德里会议《信息领域去殖民化宣言草案》，我们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当时不平衡、不公正、不民主的国际传播格局：
（1）当前全球信息流通存在严重的不足与不平衡。信息传播工具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绝大多数国家被迫消极地接收来自中心国家的信息。
（2）这种现状延续了殖民主义时期的依附与主导关系。人们应该知道什么？通过什么方式知道？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与决策权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3）当前的信息发送实力主要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的少数通讯社手中。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不得不通过这些通讯社来理解对方甚至自身。
（4）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依附性是殖民主义的遗产。信息领域的依附性也是如此，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进步。
（5）信息传播工具掌握在少数国家少数人手中。在这种条件下，信息自由只是这些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宣传的自由，从而剥夺了其他国家其他人的权利。
（6）不结盟运动国家尤其是这种现状的受害者。在集体与个体层面，他们追求世界和平正义、追求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要么被国际新闻媒介低调处理，要么被误读。他们的团结精神被破坏，他们追求政治经济独立与国家稳定的努力被任意诋毁。(19)
第（1）（3）（5）（6）条表明了不结盟运动国家在新秩序运动中的三个主要诉求：各国传播实力相差悬殊、国际信息流通不平衡、西方媒介对发展中国家的片面扭曲报道。第（2）（4）条交代了这三个诉求的历史背景——殖民主义。1976年8月，不结盟运动国家在科伦坡召开第五次峰会。出席会议的最高国家首脑正式批准了《信息领域去殖民化宣言草案》。这次会议重申突尼斯会议与新德里会议的精神，并认为，“不结盟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传播实力相差悬殊，而且这种差异仍在不断扩大，这是殖民历史的遗产”，强调“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等重要”。
（二）批判学术力量
传播批判学派兴起的过程与国际信息新秩序酝酿的过程大致平行。批判学者在一系列学术会议剖析言论自由的概念，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这些会议主要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席咨询机构——媒介与传播研究国际协会（IAMCR）来组织的。该协会成立于1957年，这在传播研究史上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966年，媒介与传播研究国际协会在前南斯拉夫召开年会。传播批判学者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席勒（Herbert Schiller）、埃德尔斯坦（Ablex Edelstein）、格伯纳（George Gerbner）以及扎苏斯基（Yassen Zassoursky）通过这次会议建立了联系。
1968年，媒介与传播研究国际协会再次在前南斯拉夫召开年会，这次会议这样理解国际共识的障碍：“控制人思想的体系已经日趋完善，外国的思想源源不断地强加到别国人民的头脑，以至于当代社会人们的头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外国思想的俘虏。”(20)这次会议是“最早意识到国际信息与传播领域需要根本变革的国际会议之一”。(21)196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蒙特利尔召开专家会议。这次会议更加直接地提出西方所谓的信息自由流通原则构成了国际共识的障碍：新闻媒介的确能够提高、扩大国际共识，但是文化间信息流通并不见得会提高国际共识。事实正好相反，我们认为，当前所谓的信息自由流通实际上是信息单向流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交流。(22)
同在1969年，席勒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分析了美国的信息政策。他引用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言论自由的认识：“跟和平相比，美国人更加重视自由，这些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以及经济自由。”杜鲁门接着认为经济自由居于这三大自由之首。由此，席勒认为，在美国信息政策中，言论自由其实是“美国大众媒介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地传播信息的机会”或者“美国媒介产品的自由流通”。(23)
197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电视节目国际流通研讨会在芬兰坦佩雷召开。与会学者包括诺顿斯登、席勒、史麦兹（Dallas Smythe）、戈尔丁（Peter Golding）、古柏克（Thomas Guback）等批判学者。这次会议进一步批判了西方的言论自由概念，认为在国内背景下，这是精英阶级的言论自由，在国际背景下，这是发达国家的言论自由。巧合的是，不结盟国家的合作原则也体现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当中：本次研讨会认为，各国之间的信息流通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之上……信息流通应该为增强民族之间相互理解服务，应该为和平事业服务。这就要求各国之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歧视以及根除战争宣传。(24)
此时传播批判学者与不结盟运动国家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和平共处”“互不干涉”这些术语之所以出现在研讨会的结论当中，是出于史麦兹的建议。史麦兹此时刚刚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因此顺便将这些“中国智慧”引入到学术讨论中。不结盟运动国家与批判学者实际上共享了中国这个信息来源。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则要等到三年之后才算正式建立。1976年3月，不结盟运动国家在突尼斯召开信息研讨会。这次会议不仅仅代表了政治力量，而且也代表着学术力量。电视节目国际流通研讨会的学者发言与结论被用于起草这次会议的首脑发言。诺顿斯登、斯布利豪（Slavko Splichal）、帕夫利克（Breda Pavlic）等批判学者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学术与政治这两条原本平行的轨道碰到了一起。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各大阵营之间的分歧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信息流通原则上。西方提倡信息自由流通原则，东方与南方则认为由于各国传播实力相差悬殊，信息自由流通不能体现真正的自由原则，只能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新秩序辩论的大本营，在这个多边组织当中，随着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关于信息流通的官方口径见证了从自由流通到自由而平衡流通，再折返到自由流通的过程。1949年创立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提倡信息自由流通原则；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非拉国家取得了一些多边组织的多数席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提倡信息自由而平衡流通；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英以新秩序为借口，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使这个多边组织陷入财政困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任总干事梅耶重新回到亲西方立场，提倡信息自由流通。
从1970年到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信息领域的活动主要跟一份大众媒介宣言有关。这份宣言始自白俄罗斯递交的一份提案，主张“利用大众媒介反对战争、种族主义以及国家敌视”。这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捍卫和平的精神。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次全体会议通过4.113决议，要求总干事在下一次全体会议时递交一份关于“利用大众媒介巩固和平、增强国际共识、反对战争宣传、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的草案宣言。
瑞典法学教授艾科（Hilding Eek）撰写了第一份草案宣言，这形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COM-74/CONF.616/3文件。这份文件中有两个条款在接下来六年里引发了极大争议：第一条 各国既对本国大众媒介在国内的行为负责，也对其在国际范围内信息服务与行为负责。国际责任应符合国际法原则与规则，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第四条大众媒介领域的专业机构应该增强业界新闻责任意识，采取措施鼓励职业道德标准建设，加强国内外媒介从业人员培训，从而利用媒介增强和平信念，增进各国之间的友谊与理解。
这里的第一条只是简单地将国际法的精神贯彻到国际传播领域，第四条实际上体现了新闻业的社会责任理论。(25)1974年，艾科将草案宣言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专家小组会议进行讨论，争议主要在于难以在信息自由与责任之间达到恰当平衡。与会专家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18C/15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年召开的第18次全体会议并没有通过该文件，会员国认为应该慎重对待信息领域的问题，不能仅靠一次专家会议就草率行事。因此，该会议通过4.111决议，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5—1976年召开一次政府间专家会议，讨论18C/15文件，并向下一届全体会议递交一份修改后的草案宣言。
从1970年到1974年，一切看上去都波澜不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仍然是美国的地盘。按照“惯例”，美国只想在这里讨论会扩大其利益的议题，而根本不想讨论会触动其利益的信息问题。美国认为可以将大众媒介宣言议题无限期地搁置下去，直到将它挤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议事日程。苏联作壁上观，看起来也并不期待能够在信息领域有所作为。从这些现象来看，1975年在政府间专家会议上爆发的风暴来得毫无征兆，这场风暴持续升级，最后几乎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棵大树连根拔起。
1975年12月，按照4.111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政府间专家会议，讨论大众媒介宣言草案。85个会员国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会议尚未进入正题，就在导言内容上卡了壳。按照国际文件的惯例，在进入正式内容之前需要澄清该文件的来龙去脉，介绍跟该文件有关的重要历史文本。争议产生在是否应该引述联合国3379决议上。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一个月，阿拉伯国家刚刚在联合国取得重大外交胜利：联合国大会通过3379决议，将犹太复国运动定义为种族主义。受此鼓舞，阿拉伯国家希望扩大战果，在大众媒介宣言中引述该决议，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八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美国、加拿大、以色列以及奥地利代表团拒绝继续谈判，走出会场进行抗议。这使信息问题雪上加霜，自由与责任之争本来已经难分难解，何况又牵涉进来国际政治史上最具争议的阿以问题。
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缺席的情况下继续讨论，最后这次政府间专家会议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全体会议准备了19C/91文件。在媒介自由与责任、媒介与国家关系上，这份草案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陈述：第五条 大众媒介不应该煽动、支持战争、暴力、种族隔离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仇视。第七条 各国对辖内大众媒介在国内与国际领域的所有活动负责。虽然这种简化论述出自苏联，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爆发的冲突实质上是南方与西方的冲突，而非东方与西方的冲突。这是西方媒介开始密集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时刻。1975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刊发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提及犹太复国运动”的报道。第二天，《纽约时报》又刊发题为“12国走出会场抗议反犹行为”的报道。
1976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全体会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在发展中国家领土上召开全体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莫布（M’Bow）事先做了协调工作，阿拉伯国家在是否引用联合国3379决议方面做出了让步。虽然如此，1975年爆发的争议仍然使这次会议布满阴霾。西方国家认为19C/91文件是在他们当中许多国家缺席的情况下产生的，并以此为借口拒绝承认该文件。他们认为苏联在文件当中提倡的责任论调是对言论自由的干涉。争议焦点是草案的第一条与第五条：第一条 政府应该鼓励大众媒介为促进信息自由与平衡流通做贡献。第五条对于战争、暴力、种族隔离与其他形式煽动国家、种族、宗教仇恨的罪恶行为，大众媒介有责任避免提供任何形式的辩护与支持。(26)即便在如此符合人类和平发展常识的文本上，各方也没有达成共识。
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决定搁置争议，取消就19C/91文件进行表决，临时成立起草与谈判小组，进一步讨论该文件。萨斯曼（Leonard Sussman）认为，成立这个起草与谈判小组的决定其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莫布的无奈之举。真正的情况是，美国在会议开始之前做出威胁，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重要争议问题上不能达到令美国满意”，那么美国将拒绝交付会费甚至退出该组织。莫布亲自派助手到美国会见时任国务卿基辛格，确认美国的威胁是否当真。等莫布了解到美国不是虚张声势之后，会议已经开始了，于是莫布做出了这个决定。事后发展情况证明，萨斯曼的猜测是准确的。起草与谈判小组经历了几周讨论之后，并没有达成一致。据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通过了4.143决议，决定将此问题推迟到下一次全体会议再进行表决，要求总干事“进一步开展协商，准备一份最终草案”。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次全体会议上，不结盟运动国家充分利用了美国与苏联的对立，在会上通过了4.142决议，主张建立并完善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体系，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特别关注不结盟运动国家在信息领域的活动……负责这些活动的具体机构是不结盟运动国家联合通讯组织，这涉及不结盟运动国家信息研讨会通过的决议（突尼斯，1976年3月）、不结盟运动国家联合通讯部长会议（新德里，1976年7月）以及就有关问题做出批复的不结盟运动国家科伦坡峰会（1976年8月）。不结盟运动国家认为，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扭曲了发展中国家的形象，过分报道负面事件与负面特征，成立一个不结盟运动国家的联合通讯组织（The Non-Aligned News Agencies Pool）有助于弥补这种不公平现状。
美国此时只想集中火力对付苏联，不想四面树敌，因此勉强接受了这种安排。这个决议打通了新秩序运动的任督二脉。根据这个决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决定成立“传播问题研究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全面地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传播问题”。到了1977年，传播问题研究国际委员会转变为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03次行政会议上，总干事莫布宣布该组织将由16名世界各地著名人物构成，由诺贝尔和平奖与列宁和平奖获得者麦克布莱德（Sean MacBride）任主席，并且“鉴于该委员会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委员会将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全体会议提交一份中期报告，而在1980年全体会议提交最终报告”。
（四）1976年：水酒互变的一年
总之，1976年是政治与学术相结合的一年。政治上，不结盟运动萌发于1955年万隆会议，经历了1961年贝尔格莱德会议、1973年阿尔及尔会议、1975年利马会议，在1976年又召开了突尼斯会议、新德里会议、科伦坡会议。学术上，在媒介与传播研究协会1966年会议、1968年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的1969年会议、1973年会议上，批判学者探讨了言论自由、信息自由流通、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与证据，坚定了对弱势国家的同情立场，并在1976年3月突尼斯会议上与不结盟运动国家会师，提出国际信息新秩序。不结盟运动国家与批判学者的这些努力在1976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全体会议上得到承认与支持。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不结盟运动国家论证并落实新秩序运动三大诉求的主要阵地。
批判学术与不结盟运动的结合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从一方面来讲，这种结合具有正面意义，学术上的虚无概念转化为实质的政治权力，能够更有效地保护文化多样性，壮大发展中国家传播实力，维系民主。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是水，政治是酒，学术的水在1976年转化为政治的酒；从另一方面来讲，这种结合也有负面意义，并非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是从保护文化、关注民生以及维护和平的角度来利用学术概念，也有可能借此机会控制本国媒介，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是酒，政治是水，学术的酒在1976年转化为政治的水。
后来新秩序发展的情况发现了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因此，1976年是个关键转折点，正是在这一年，不结盟运动国家抓住了批判学术界传达的信息，提出了国际信息新秩序，文化帝国主义观点也从此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甚至学者们也必须根据意识形态而非通过科学探索来决定自己的立场。1976年，各大阵营在信息问题上形成微妙对峙关系。苏联想要用“责任”来对抗美国的“自由”，不结盟运动国家更希望使用“平衡”这个中性字眼。不结盟运动国家意识到，要扩大自己在信息问题上的战果，他们既需要苏联的支持，也需要跟苏联拉开距离。同时，美国意识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不是自己为所欲为的地盘，在信息问题上必须重视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主张，否则可能会将这些在国际多边组织当中占有多数席位的国家推向苏联。因此，各方力量在1976年以后进入了相持状态。
三、1977—1983年：国际信息新秩序的三个主要产物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媒介宣言》
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0次全体会议成立了东方阵营、西方阵营、南方阵营三方工作组。在会议召开之前，三大阵营已经各自提交了“西方文本”“社会主义文本”以及“不结盟运动国家文本”。这是冷战时代的独特会议分组和工作方式，到了现在关于互联网治理的国际辩论，我们可以看到更加灵活、多样的分类，商业力量和公民社会组织均被编入其中，从这些会议程序中，可以看到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46个成员国全票通过了该文件。经过八年的艰苦谈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媒介宣言》（以下简称《大众媒介宣言》）终于诞生。
这份最终文件主要是不结盟运动国家与美国进行交易的结果。如果以“责任”一词代表苏联立场，以“自由”代表美国立场，以“平衡”代表不结盟运动国家立场，那么“责任”仅仅在宣言中出现了一次，中间的几次修改几乎删除了关于国家、媒介责任的所有字眼，只有一句话含糊地提及“媒介应该以负责任的方式履行自己的功能”，“自由”出现了七次，“平衡”出现了四次。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为奇，毕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不结盟运动国家信息诉求的对象，而不结盟运动国家拥有西方国家维护既定游戏规则所需要的多数选票。
《大众媒介宣言》的完整名称叫作“有关大众媒介为加强和平与国际共识、为促进人权以及为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与战争煽动而做贡献的基本原则宣言”。哈梅林克（Cees Hamelink）认为，这份宣言的最大特点是缺少上升为法律文件的特点。(27)哈梅林克提出了衡量某项宣言的法律意义的三个标准：“（1）该宣言是否获得一致通过；（2）该宣言的措辞是否具备鲜明的、约束性的风格；（3）该宣言在通过之后是否在接下来的辩论当中被广泛引用，用来阐释现有的法律准则。”
哈梅林克使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大众媒介宣言》的法律意义，得出的结论是“极差”。确实，该宣言获得各国一致通过，但是，这个事实本身是大打折扣的。西方国家抱怨该宣言没有体现足够的媒介自由，南方、东方国家抱怨该宣言过于纵容媒介报道自由。这份宣言能够得到一致通过的关键原因是它在措辞上的模棱两可。(28)但是，“模棱两可”这个诊断也是从当时语境下得出的结论。
从现在回头来看，《大众媒介宣言》提倡尊重所有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权利和尊严，提倡媒介责任和媒介伦理，并且得到146个成员国的全票通过，已经是最为勇敢、进步的国际传播政策文本之一。至少，它在关注媒介和传播的核心命题。诺顿斯登总结道：“除了隔离主义之外，其他所有问题至今依然存在。事实上，媒介中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问题要比三十年前更加严重。种族和宗教仇视言论以及战争宣传不仅仍然体现在政治言论中，还作为当下世界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于战乱地区以及北方中心国家。”(29)虽然《大众媒介宣言》没有被升级为法律文本，也没有被广泛引述，但是即便是它从文件故纸堆里渗透出来的一点儿光亮，已经足够让大量眼下被技术和商业逻辑霸占的国际传播文本黯然失色。假如这份宣言能够像《人权宣言》那样得到重视，那么2005年丹麦《于尔兰邮报》就无法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刊登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更不应该出现2012年《穆斯林的无知》这类极端主义的电影。
除了通过《大众媒介宣言》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0次全体会议还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4/9.1/3决议与4/9.4/2决议。前一个决议进一步扩大了传播问题研究国际委员会（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在1976年被赋予的使命。在肯定了麦克布莱德委员会递交的中期报告之后，该决议要求该委员会16个成员“在准备该报告最后文本时，提出具体的、实际的建议，以便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有效的世界信息秩序”，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麦克布莱德委员会问题上的后续行动。后一个4/9.4/2决议是能够给不结盟运动国家带来具体物质利益的决议。该决议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这次全体会议之后，召集一次政府间会议，就发展传播的活动、需求以及计划，广泛征求意见。
通过在《大众媒介宣言》方面的让步，不结盟运动国家换来了美国物质援助的承诺。美国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团长莱因哈特（John Reinhardt）在会前就呼吁开展切实行动，对美国认为合理的地区进行援助，具体包括职业培训、技术移植等。这是美国在信息领域实施的“马歇尔计划”。4/9.4/2决议就是这种物质承诺的体现。根据此决议，1980年4月，政府间会议顺利召开，会议建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次全体会议上成立发展传播国际项目（International Progra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二）《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报告》
1980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次全体大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这次会议不仅按照上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正式成立了发展传播国际项目，而且根据本次会议提交的《麦克布莱德报告》，进一步理清了新秩序的具体含义，这体现在4/19决议的内容当中：
第一条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可以建立在下列基础之上：（1）消除当前局势下的传播不平衡与不平等。（2）消除公共、私有垄断与过度集中造成的负面效果。（3）消除对信息自由、平衡、广泛流通构成障碍的内部与外部因素。（4）信息来源与渠道的多样化。（5）媒介与信息自由。（6）记者与媒介从业人员的自由以及与伴随这种自由的责任。（7）发展中国家自身传播的能力的提高。这些提高尤其体现在设备、员工、基础设施方面，通过这些努力使其媒介适应自身传播需要。（8）发达国家应该真诚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些目标。（9）尊重每个民族的文化身份，尊重每个国家向世界表达自身利益、观点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权利。（10）尊重所有民族在平等、正义、互利基础上参与国际信息流通的权利。（11）尊重公众、各种族、社会群体以及个人获取信息、参与传播过程的权利。
第二条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应该建立在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上，例如《联合国宪章》的内容。
诺顿斯登观察到，尽管第一条列举概括了新秩序的基本诉求，但是由于使用了“可以”二字，条目中的内容表达的仅仅是可能性，因此是亲西方的立场。第二条使用了“应该”二字，认为国际信息流通应该尊重国家主权与多边协商，因此却是亲南方或东方立场。(30)《麦克布莱德报告》后来成为国际传播史上的里程碑，本书下一章对此进行了专门分析。
（三）发展传播国际项目
发展传播国际项目也值得简要论述。这个项目是一件返祖产品，西方国家成功地用狸猫换了太子，传播结构问题再次被置换成一个技术援助平台，这是西方国家为了捍卫核心利益做出的一种点缀性的补偿。早在20世纪60年代，技术援助作为一种发展理论已经被证实存在缺陷，一些发展中国家意识到这种方式甚至加重了针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在国际传播政策的辩论中，技术援助成为西方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注意力的标准化操作。一旦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传播方面根本的、结构性问题提出了质疑，西方国家就“伸出技术援助之手”，诱使发展中国家放弃这方面的要求。
到了21世纪之初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数字团结基金项目简直就是发展传播国际项目的翻版。但是，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已经无法像在新秩序辩论中那样用技术援助来维持自己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核心利益，只有将互联网争议在政治上进行无限地上纲上线，才能继续遮掩下去。回到发展传播国际项目上来，尽管只是一个技术援助项目，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并未沦落，故而这个项目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自该项目1980年成立迄今，一共募集了上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在14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展开的1500多个项目。2010—2012年的出资国包括安道尔共和国、印度、瑞典、比利时、以色列、瑞士、丹麦、荷兰、美国、芬兰、挪威、法国以及西班牙13个国家。发展传播国际项目甚至资助了中国传媒大学翻译和评估“媒介性别敏感指数”，并在2012年启动了“提高中国大众媒介性别意识”项目。(31)
四、1984年：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失败
1981年是新秩序命运的转折点。保守主义在美国与英国抬头。美国里根政府在这一年上台，一反前任卡特政府在信息问题上的合作策略，开始全面反扑。世界媒介自由委员会在法国特里艾召开会议，吸引了主要由西方国家构成的21个国家的参加。这次会议通过了《特里艾宣言》。这个宣言表明了西方国家在新秩序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赖特（Rosemary Righter）认为，“在过去十年里，西方国家在这场漫长的冲突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直到这次会议，西方政府才扭转了局面，在反对政府干涉媒介方面找到了统一立场”。(32)诺顿斯登分析了这个宣言的结论，指出其中的荒诞与虚伪。针对该宣言认为“媒介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诺顿斯登反驳认为，个人才是国际法的主体，才是言论自由的所有者，这种自由被赋予个人，而非《特里艾宣言》中所称的媒介。
诺顿斯登还认为，言论自由这个基本人权还包括责任的一面，行使这种自由不能违背国际社会的关键利益，尤其不能违背捍卫和平的责任。(33)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诺顿斯登总结道：西方国家发起的抵制新秩序的运动是典型的奥威尔式的虚张声势：它们污蔑新秩序限制媒介自由，而事实上，新秩序的初衷却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信息平衡流通，增加言论多样性，旨在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信息自由。对于新秩序的倡导者来说，新秩序是一种外交工具，第三世界的独裁者们并不需要以此为借口来压制媒介。私有媒介力量发起了抵制新秩序的运动，是为维护自身意识形态做出的强词夺理，这场抵制新秩序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因为它借助了背后强大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将这场抵制运动称为“弥天大谎”。(34)
特里艾会议是进一步政治行动的前奏。美国副总统布什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停止干涉媒介自由的行为；助理国务卿阿布莱姆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借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来解决世界传播问题。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3年第22次会议，新秩序运动陷入困境，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发展传播国际项目陷入缺乏资金的境地；（2）原先利用新秩序圆桌会议长期讨论信息问题的计划泡汤；（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再考虑撰写与颁布一份专门针对新秩序的宣言。”(35)
这说明，在西方保守势力的咄咄进逼下，不结盟运动国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低调处理新秩序问题。从这次会议来看，东西南三方在信息方面的战斗硝烟看起来马上就要散去，新秩序运动的冲突朝着西方立场靠近。尽管如此，美国里根政府并不就此罢手，而是旧账新算，以新秩序为借口，在1984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标志着新秩序运动走向彻底失败。
经过一年的观望，美国在1984年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指控主要集中在一封通知书、一个备忘录以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言论中。1983年12月28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知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指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政策、意识形态重心、财政与管理方面的发展趋势正在破坏该组织的有效性”。(36)1983年12月3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Alan Romberg）在发言中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几乎所有项目上都过度政治化，敌视诸如市场自由、媒介自由等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以及在财政预算方面无节制地扩张”。(37)
1984年2月9日，美国国务院通信政策顾问哈雷（William Harley）在一份备忘录中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改正“项目导向、政治化、预算增长以及管理方面”的缺点。(38)总的来说，美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些官方指控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管理失当；（2）威胁媒介自由；（3）预算增长；（4）过度政治化。所有这些指控都是空穴来风的“莫须有”罪名。
就第一个罪名来说，即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存在管理方面的失当，那么这种失当也要由西方来承担责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中高职员当中有44%来自西欧与北美，而该组织传播部门则仅有一名来自苏联的员工；(39)就第二个罪名来说，跟美国观点完全相反，世界上绝大多数记者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媒介自由方面的政策。五大非政府记者组织领袖（代表世界四万记者）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联合国在促进记者之间交流、反对政府干涉媒介方面做出的努力；(40)第三个罪名也不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指出，该组织1984—1985年计划中预算比上一年削减了5600万美元。(41)
相比之下，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平行的国际组织当中，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及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的预算分别增长了4%、12%以及15%。(42)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财政预算实际上正在缩水。新预算数额甚至低于许多美国大学的预算(43)或建造一艘潜艇的成本费用(44)。因此，美国这方面的指控是无中生有；第四个罪名似乎难以澄清，因为无法定义“政治化”这个概念。美国这种指控实际上是一种双重标准的典型体现。在美国眼中，阿拉伯国家要求在《大众媒介宣言》中引用反对犹太种族主义条款是政治化的表现，而美国坚持在发展传播国际项目有关文件当中插入对韩国坠机事件的谴责却并不是政治化的表现，更认为其多年以来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于己有利的项目不是政治化的表现。
那么导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分析《传播杂志》1984年秋季专刊发表的文章，可以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在这期专刊的封面图片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当中“U”与“S”两个字母落了下来，象征美国退出该组织。该刊物发出40份信函，就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邀请“在此方面持有不同观点的机构、公共人物、学者发表意见，并尽量照顾到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平衡”。(45)这样产生了来自13个国家的16篇文章。
在这些文章当中，有10个反对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6个支持该决定。在10个反对美国退出的声音当中，都认为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出于对多边主义的敌视。这些解释包括：美国拒绝“一国一票原则”，(46)无法容忍“多极世界”，(47)设法“削弱多边组织的影响”或“攻击多边主义原则”，(48)规避“多边决策的风险”，(49)维护“美国超级地位”，(50)打造“霸权”，(51)反对“整个联合国体系与总体多边主义”，(52)破坏“大多数原则”。(53)
甚至萨斯曼（Leonard Sussman）这个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者也认为，“美国是在利用这个决定来改变联合国体系，或者从这个体系中退出”。(54)其他5个支持美国退出的声音大都认为美国退出该组织是因为新秩序构成了对媒介自由的威胁，但他们却没有找出任何具体的证据。因此，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因是为了敲山震虎，警告其他国家尊重美国霸权，放弃多边主义民主原则。
那么在涉及美国的36个国际组织当中，美国为什么选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达到这种警告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新秩序确实对美国坚持的市场媒介自由构成了威胁。在新秩序辩论中，一个关键辩论主题就是掌握在市场手中的媒介是否拥有真正的媒介自由。许多人仍然倾向于认为这可以代表真正的媒介自由。例如，在美国的拥护者当中，塔拓林（RogerTatarian）觉得在发展传播当中不应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55)斯莫尔（William J. Small）认为自由市场中的媒介能够为人民服务。(56)新秩序这场媒介改革运动要求增强新闻业的责任意识，的确对这种市场媒介自由原则构成了挑战。
其二，美国媒介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在传播领域的活动进行了长期负面报道。这种负面媒介议程转移到美国公共舆论当中，奠定了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民意基础。讽刺的是，造成这种负面报道的原因也正是不结盟运动国家发起新秩序运动的原因。本书第四章讨论了美国媒介对新秩序运动的负面报道。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新秩序运动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里还需要考虑一个时间因素，美国为什么不在1976年——基辛格第一次发出警告的时候——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是拖到1984年？实际上，到了1983年，新秩序运动中要求西方媒介承担责任的诉求已经基本上平息，西方国家已经基本上取得胜利，以物质援助的承诺换得发展中国家在此方面的让步。西方市场条件下的媒介自由原则毫发未损。如萨斯曼指出，西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的胜利是在1976—1983年取得的，并非是在1984—1985年。(57)
这里的原因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的政局变化与技术发展，这引发了去规制化、私有化、商业化的浪潮。在分析美国信息政策时，席勒注意到里根时代的两个重要趋势。第一，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与依赖新传播技术。第二，业界要求去规制化（deregulation）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席勒认为，这两个趋势为美国攻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奠定了基础。在70年代，美国仍然觉得有必要跟其他国家在一些国际组织中进行周旋以维护其游戏规则，但是到了80年代，新传播技术进步将跨国公司武装起来，使它们能够绕过国际组织，有效地进行跨国经营。
这些新趋势却并没有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过多地沉迷于教育与文化项目，没有感觉到技术方面的新脉冲。这些因素使美国能够绕过于己不利的国际平台，创建在决策与投票方面于己有利的平台。(58)这说明一条原理：只有道义、民主的追求还不够，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也应是弱小国家和进步学者的关注重点。中国便是这条原理的践行者，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励精图治，忍辱负重，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一心埋头做事，及至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外传播学者在哀悼、反思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国际信息新秩序时，意外地发现：中国已经从第三世界的阵营中脱颖而出，在经济层面已经能够跟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实现了国际经济新秩序所能梦想的所有目标。
虽然如此，中国实现国际信息新秩序的目标尚任重道远，但已并非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挪威学者加尔通（Johan Galtung）将此总结为日本经济模式（雁阵模式）与中国文化模式（儒家—佛教）的异军突起，并认为如果中国的大陆和台湾、朝鲜半岛的韩国和朝鲜能够完成各自的统一，那么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潜力更将不可限量。(59)但是，以短期来看，面对国际主导力量的干涉，这个经济、文化方面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东亚地区的各方合作经常陷入僵局。相反，以经济力量武装起来的金砖国家反而形成了一个更加显性的维度，成为互联网领域国际传播政策辩论中的重要力量。
(1) Michael Traber, Kaarle Nordenstreng. Few Voices, Many Worlds: Towards a Media Reform Movement.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1992. 1
(2) Alain Modoux. WSIS, Media and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Daniel Stauffacher, Wolfgang Kleinwachter, ed.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oving from the Past into the Future. The United Nation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ask Force. 2003. 205
(3) Yuezhi Zhao, Robert A. Hackett. Media Globalization, Media Democratization: Challenges, Issues, and Paradoxes. In: Robert A. Hackett, Yuezhi Zhao, ed.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One World, Many Struggles. Rowan & Littlefiled. 2005. 4
(4) Paula Chakravartty, Katharine Sarikakis. Media Policy and Globalizatio 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30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世界，多种声音》，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二编译室，1981。
(6) 明安香：关于建立世界新闻新秩序，《百科知识》，1984年9月。
(7) Fred S. Siebert, Theodore Peterson, and Wilbur Sch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6
(8) Herbert Altschull. Agents of Power. Longman. 1984
(9) John C. Nerone. Last Rights: Revisiting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10) Clifford G. Christians, Theodore L. Glasser, etall. Normative Theoriesof the Medi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11) （芬兰）诺顿斯登：《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教训》，载《现代传播》，2013（4）。
(12) http://opinion.m4.cn/2013-01/1200196.shtml
(13) Kaarle Nordenstreng. The Context: Great Media Debate. In: Richard C. Vincent, Kaarle Nordenstreng, and Michael Traber, ed. Towards Equit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MacBride Update. 1999. 238-239
(14) Kaarle Nordenstreng. The Context: Great Media Debate. In: Richard C. Vincent, Kaarle Nordenstreng, and Michael Traber, ed. Towards Equit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MacBride Update. 1999. 238-239
(15) Robert Savio. Liv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rder. Unpublished article. 2011
(16) 1973年8月，阿尔及尔，会议摘要，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Institute资料，94页。
(17) Breda Pavlic, Cees Hamelink.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Linksbetween Economics and Communications. UNESCO. 1985
(18) 1976年3月，突尼斯，会议摘要，In: Kaarle Nordenstreng, Enrique Manet, and Wolfgang Kleinwachter ed. 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Sourceboo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Journalists. 282
(19) 1976年7月，新德里，会议摘要，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Institute资料，95～97页。
(20) Johan Galtung, Richard C. Vincent. Global Glasnost: Toward a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1992. 73
(21) Breda Pavlic, Cees Hamelink.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Linksbetween Economics and Communications. UNESCO. 1985. 13
(22) Johan Galtung, Richard C. Vincent. Global Glasnost: Toward a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1992. 73
(23) 杜鲁门，1947年，转引自Herbert Schiller.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Empire. Augustus M. Kelly. 1969. 6。
(24) 1973年5月，芬兰坦佩雷，会议记录，102页。
(25) Kaarle Nordenstreng with Lauri Hannikainen. The Mass Media Declaration of UNESCO.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4. 87
(26) Kaarle Nordenstreng with Lauri Hannikainen. The Mass Media Declaration of UNESCO.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4. 301-305
(27) Cees Hamelink. MacBride with Hindsight. In: Peter Golding, Philip Harris ed. 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Sage. 1997. 73
(28) Cees Hamelink. MacBride with Hindsight. In: Peter Golding, Philip Harris ed. 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Sage. 1997. 73
(29) （芬兰）诺顿斯登：《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教训》，载《现代传播》，2013（4）。
(30) Kaarle Nordenstreng. The Context: Great Media Debate. In: Richard C. Vincent, Kaarle Nordenstreng, and Michael Traber, ed. Towards Equit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MacBride Update. 1999. 251
(31) http://www.unesco.org
(32) Quoted from Kaarle Nordenstreng. The Context: Great Media Debate. In: Richard C. Vincent, Kaarle Nordenstreng, and Michael Traber, ed. Towards Equit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MacBride Update. 1999. 255
(33) Kaarle Nordenstreng. The Context: Great Media Debate. In: Richard C. Vincent, Kaarle Nordenstreng, and Michael Traber, ed. Towards Equity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MacBride Update. 1999. 256
(34) （芬兰）诺顿斯登：《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教训》，载《现代传播》，2013（4）。
(35) Wolfgang Kleinwachter. Three Waves of the Debate. In: George Gerbner, Hamid Mowlana, and Kaarle Nordenstreng, ed. The Global Media Debate: Its Rise, Fall, and Renewal.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3. 17
(36) 1983年12月28日，美国国务院信函。
(37) 1983年12月30日，《纽约时报》。
(38) 1984年2月9日，美国国务院备忘录。
(39) Kaarle Nordenstre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93
(40) Kaarle Nordenstreng. Journal of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93
(41) 1984年1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DG/1533文件。
(42) Tomo Martelanc.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119
(43) Tomo Martelan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120
(44) Herbert Schill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126
(45) Herbert Schill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81
(46) Kaarle Nordenstre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94
(47) Armand Mattelar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97
(48) Ian Reineck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99-100
(49) Cees Hamelink.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103
(50) Enrique Gonzalez Mane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117
(51) Fernando Reyes Matt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118
(52) Herbert Schill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126
(53) Toby Terra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129
(54) Leonard Sussm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162
(55) Roger Tatar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153
(56) William J. Sm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utumn Issue. 1984. 157
(57) Johan Galtung, Richard C. Vincent. Global Glasnost: Toward a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1992. 95
(58) Herbert Schiller. Is There a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Policy? In: William Preston Jr., Edward S. Herman, and Herbert Schiller, ed. Hope & Fol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ESCO 1949—1985.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307
(59) Johan Galtung, Richard C. Vincent. Global Glasnost: Toward a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199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