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工艺美术”是个后起的语词，在中国的历史尚不足百年。在古代，它们通常是指含有艺术价值的手工制品，就生产形态来说，它们等同于手工业，而就文化形态来看，它们则属于造型艺术。根据材质，可以将工艺美术粗分为织物、陶瓷、漆木、金属、玉石和竹牙角玻璃六类；根据用途，又可分为蕴含艺术价值的日用品和欣赏品两类，但日用品和欣赏品之间，也并没有断然的界限，所有的日用品都能欣赏，而多数欣赏品也能日用，只不过，作为欣赏品的工艺美术品，在材质上往往更高贵，制作也常常更讲究。传统工艺美术研究的内容包含工艺美术品的造型、装饰、材料、技术、认识功能、审美意义、生产格局、时代主流、基本风貌和文明价值等。而工艺美术交流史，则着眼于一定时期、特定区域内，外来工艺美术在当地被吸收、融合之后，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工艺美术面貌，在此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的工艺美术之间，艺术风格发生了怎样的改变？造成这种艺术风格面貌改变的若干组成部分如造型、装饰、材料、工艺等因素的表现如何？以工艺美术为载体，传播、发扬或者拒绝、放弃了哪些文化因素？它们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条分缕析的层层深入，将是本书努力搭建的工艺美术交流史，进一步限定，我们关注的范围是中国与日本、韩国，讨论的时段是唐宋时期。

1.1.1　文化地缘意义上的中日韩三国

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文化研究，日本人最早具有这个自觉意识，据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的介绍，美国东方学者芬诺洛萨（Ernest F. Fenollosa，1853—1908）于明治十一年（1879年）受东京帝国大学之邀访日时，积极向日本学术界传播西洋哲学，并重新发现中国和日本美术在人类文化史上的意义。芬诺洛萨的“重新发现”，是对东洋的美术加以美学的批评，并以美术史的方法加以叙述。他说，各个时代的美术“在空间的配置、线条以及色彩之美各方面，都富有该时代的特色……可以从各时代的美术工艺品中流露出来的国民意识来进行考察”。⁽¹⁾也就是说要从东洋美术的内部来具体分析，“观察它线条、颜色的浓淡、表现技法的巧拙，以及如何以上述这些来表现伟大的创意”⁽²⁾，提倡以东西洋美术的共通原则来评价东洋美术。由芬诺洛萨所论述的中国、日本，以及古代朝鲜的美术史遗稿，经由他的遗孀玛丽以及日本诸门生的编撰，于1921年以《东洋美术史纲》之名出版，该书的结构是：“把中国美术史的起源和展开，置于‘受到太平洋美术的影响、希腊和波斯帝国美术的感化后，自立地开展’这样的观点来论述。也兼及古代朝鲜和日本佛教美术的成立与发展史（是受到中国影响，也透过中国而受到希腊美术的影响）。又论及中国和日本美术发达史，藤原时代、镰仓时代、北宋时代、南宋时代、足利时代之特色。最后几章是：‘近世中国美术：清朝，即满洲朝廷’（第十五章）、‘京都近代平民美术：四条派’（第十六章）、‘江户近代平民美术：浮世绘（版画、插画、风俗画）’（第十七章）。芬诺洛萨在这本书的论述中有一个明显的意图，明白表达在绪论之中：‘分别看待中国美术和日本美术的发展史，是本书的第三个特色。这两国的美术大体上密切相关———它们的关系不仅仅是像希腊美术和罗马美术之间的关系，而是各自在某个层面上起作用，彼此互相交错，就如同做工精细的花饰一般。换言之，和汉美术的兴衰，毕竟是同一出戏码的不同演出而已。这是本书所希望证明的。’⁽³⁾”京都帝国大学的考古学家滨田耕作有《东亚文明的黎明———由考古学观之》（1903年）进一步点明了把东亚作为整体研究的关注重心：

古来以整个中国为主，和东方毗邻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在天然地形上形成一个亲密的文化团体。此段历史毋庸赘言，我真正关心的是这个东亚文明究竟如何产生？文化又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而波及这个团体的各个个体？于何时发生？……问题。

因此，我试图以考古学观点略述以中国为主，涵盖朝鲜、日本之“东亚”文明的缘由。当中也将兼及当今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是我自己的看法。⁽⁴⁾

金山正好于1942年出版的《东亚佛教史》则以佛教为具体研究对象，践行了一番以东亚为整体的研究方法：“从印度、南海诸国开始，经过中南半岛，然后到（中国）西藏、西域诸国，再到中国（内地）、蒙古、满洲，又传入朝鲜半岛，最后进入日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播过程所涵盖的广泛地域内，各时代的佛教有非常多元的开展”。⁽⁵⁾与我们的专业相关，在佛教美术研究领域内，这种按照地域来讨论特殊题材和特殊样式的表现形式和演进过程的研究，早已取得丰硕成果，著名学者如日本的宫治昭教授和中国的李静杰教授都在研究佛教图像中土化的过程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而我们目下所展开的东亚工艺美术交流研究，主要着眼点也是关注工艺美术从中国本土到朝鲜半岛、再到日本岛国的演进轨迹，其中地缘和文化两个因素，是开始解读唐宋时期东亚工艺美术交流之前需要特别厘清的背景知识。

朝鲜半岛因与中国接壤，自古至今便因便捷的陆路交通而与中国往来频繁，无论是在人员流动还是在物资运送方面，他们都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与中国保持着至为密切的联系，这客观上也为工艺美术品和工艺家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新罗在唐居住者众多，关内、河南、河北、淮南、剑南、山南、江南7个道的19个州府（即归义、徐、泗、海、登、密、青、淄、涞、兖、金、江、台、楚、扬、池、宣州和京兆、成都府）均有分布，在新罗人聚居的地方还存在着新罗村、新罗院、新罗坊、勾当新罗押衙等新罗社区和机构，并允许在来华新罗人聚居的山东半岛及江浙部分地区，设立管辖新罗人的自治机构，使这些新罗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到中国来从政、从军、从商、从学的新罗人不计其数⁽⁶⁾。唐代前往朝鲜半岛的交通路线，有陆路也有海道，据贾耽记载，陆道为“营州入安东道”，海道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渤海是建立今东北地区的一个王朝，控制了辽东半岛一带沿海地区，这条海路即由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横渡渤海海峡，然后沿辽东半岛东南海岸线和朝鲜半岛西海岸线航行，到唐津浦口（今仁川南）登陆上岸，‘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今朝鲜半岛东南庆州）’”。⁽⁷⁾到宋代，高丽与北宋的交通主要以海路为主，海路分南北两条，北路由登州出发，向东直航，横渡北部黄海，抵达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北航线的另一支，则由密州板桥镇启程，出胶州湾，东渡黄海，直航朝鲜半岛西海岸。南路，则由明州、泉州、杭州、广州几个重要港口可至高丽。北宋前期与高丽的交通主要取道于北路航线，登州是两国使节、商人来往的主要港口。但随着与辽国军事竞争的开展，自1074年以后，则主要利用南路航线，明州和泉州成为两国航线的重要港口。

相对来说，在唐宋时期日本与中国的交通就要间接和困难得多。隋朝使节前往日本，先由陆路到朝鲜半岛的百济，再渡海经壹支（今壹歧岛）、竹斯（今筑紫岛），然后到达日本本土，这也是南北朝时的航线。日本遣唐使入唐有南北两条航线，一条是北路，即先渡海到新罗王城，然后经过壹歧、对马，到达今韩国仁川附近（朝鲜半岛南畔与济州岛之间），然后或通过海路直渡黄海，或再分成两路，一路沿朝鲜半岛西岸，一路沿辽东半岛东岸，达到登州登陆。南路有两条，一条从筑紫西岸南下，经南岛，渡东海，达到扬子江口；另一条则从今日本筑紫的值嘉岛（五岛列岛和平户岛的旧名）附近直接横渡中国东海。⁽⁸⁾北宋时，日本政府禁止百姓私自渡海贸易，犯者货物没官，本人定罪，因此往来于两国之间的商船都是中国的商船。它们一般是搭乘六七十人的小型帆船，从两浙地方出发，横渡东中国海，到达肥前的值嘉岛，然后再转航到筑前的博多，北宋末时，不少船只从博多（在今福冈）深入日本海，驶进越前的敦贺。南宋时期，日本政府转而采取开放的政策，日本商船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冒鲸波之险，船舻相衔，以其物来售”。⁽⁹⁾多时一年达四五十艘。宋朝对日本的贸易港口，主要是明州，其次是福州、泉州、华亭等，日本方面对中国的贸易港主要是博多。

那么，这里该解说的问题就有，在隋唐五代时期，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因为还能大体依靠陆路，因此交流也异常频繁。但日本与中国的交通则不可避免地要依靠海路，当时东方的航海事业还相当落后，鉴真东渡屡行屡败，遣唐使在往返的途中也多次遭遇风涛而颠覆漂流，因此与中国的交往相对来说是比较疏远的，又加之每次航海路线都要取道百济和新罗，则在工艺美术品的输入输出方面远远不及朝鲜半岛，不少物品的流通也间接通过朝鲜。而到宋代时，因为航海技术的逐步发达，日本和高丽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基本都是通过明州、杭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重要港口，日本从中国输入工艺美术品也不再需要经过朝鲜半岛，可以自由地按需所求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此外，虽然有遣唐使携往日本的正仓院宝物号称代表唐代工艺品的最高水准，但我们不要忘了，仅仅只是工艺美术品的输入并不能真正影响工艺美术风格的改变，重要的还是掌握工艺技术的工匠带去此项手艺，才能真正引起工艺美术的交流和融合，唐代正仓院宝物与同类日本工艺品技艺水准差异巨大的原因可从中索解，陈寅恪先生也早有明鉴：“综合隋代大工艺家宇文恺、阎毗、何稠之家世事迹推论，盖其人俱含有西域胡族血统，而又久为华夏文化所染习，故其事业皆借西域家世之奇技，以饰中国经典之古制”⁽¹⁰⁾。这当然是理想的工艺美术交流状态，唐代工艺美术中每染胡风也是得自于北方和西方工匠的入主中原。

不过，和与西方工艺美术交流追求形似不同，形似的背后不过反映的是一种风俗的接纳，唐时“人们慕胡俗、施胡妆、着胡服、用胡器、进胡食、好胡乐、喜胡舞、迷胡戏，胡风流行朝野，弥漫天下，因此，中国的工艺美术创作，尤如织锦和金银器，也常常浸染上浓郁的西方色彩”⁽¹¹⁾。东亚工艺美术交流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内在的“神似”，这种神似最直接的指向就是礼乐制度——代表儒家文化，代表王权，代表伦理和社会秩序，也代表当时最高的文明。新罗积极模仿唐制，比如，在与工艺美术密切相关的衣冠制度方面，于智证王三年（503年），仿中国定国号，制定丧服法，采用谥法。法兴王七年（520年）“春正月，颁示律令，始制百官公服，朱紫之秩”⁽¹²⁾。真德女王三年（649年）“春正月始服中朝衣冠”⁽¹³⁾，翌年，“始行中国（唐高宗）永徽年号”⁽¹⁴⁾。日本在孝德天皇（645—654年）即位后，以“大化”为年号，积极仿照唐朝的典章制度进行改革，名为“大化革新”。大化革新以后，于大宝二年（701年）制定《大宝律令》，又于养老二年（718年）制定《养老律令》，《养老律令》中的《衣服令》分皇太子、亲王、诸王、诸臣朝服、制服、服色、内亲、女王、内命妇礼服、朝服、制服、武官礼服、武官朝服等条目，其中的服饰制度也基本渊源自中国⁽¹⁵⁾。文武朝的遣唐执节使粟田真人到达大唐国土后，唐人见了便说：“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仪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岂不信乎”⁽¹⁶⁾。又评粟田真人说：“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¹⁷⁾。其时正处于在文化程度上几乎与唐朝对等的第三期、第四期遣唐使时代，遣唐使者的仪容堂堂，连素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人也不禁瞠目。

在对日、韩朝贡的回赐中，代表中华衣冠礼制的服饰品占据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比如紫衣、朝服、锦袍、腰带、金带、银带、鱼袋等。围绕礼仪制度的物质文化交流，除去衣冠以外，日、韩二国也频频请益诸如乐器和祭器等，比如高丽成宗二年（982年）五月，因为朝廷建立礼乐制度，对理论依据的需要日渐迫切，便遣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请来《大庙堂图》《社稷堂图》《文宣王庙图》《祭器图》和《七十二贤赞记》。再如高丽文宗三十二年（1078年）六月，宋徽宗遣使前往高丽颁赐“卿国信物”，其中就有“红黄牙笛十管”“镂金红黄碌牙拍板十串”“红黄牙筚篥十管”等乐器⁽¹⁸⁾。实际上，这些承载着制度传播的礼仪器物，也往往成为日本和韩国古代工艺美术生产中的重要样本来源，因为以官府生产为中心，所以不计工本；因为建设礼制的需要，所以积极引进技术，努力效仿形制。中华物质文明中的种种精髓，便因此礼仪制度而在东亚文化圈中得以神通并影响遥深。

1.1.2　工艺美术交流史意义上的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工艺美术交流，主要通过朝贡、贸易、宗教和文化四种形式进行，以下便分述论之。

1．朝贡

日本遣唐使从舒明二年（630年）八月派遣犬上三田耜开始，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九月停派为止，前后共任命过19次（其中包括迎入唐使一次，送唐客使三次）。其间共历二十六代、二百六十四年。遣唐使派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唐代的典章制度，他们既是朝廷使节，也是贸易使团，除了以进献和赏赐的名义与唐朝政府展开官方交流外，也从中国购买大量商品。遣唐使进献唐朝的物品，当然也具有朝贡意义，不过文献中却不多见，见诸记载者，比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日本国遣使来朝，献美浓二百匹、水织二百匹⁽¹⁹⁾；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遣唐使献牛角7800只⁽²⁰⁾；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入唐求法僧最澄抵达海郡（台州），拜谒台州刺史陆淳，献上金15两、筑紫斐纸200张、筑紫笔2管、筑紫墨4挺、刀子1架、斑组、火铁2架、火石8、兰木9、水精念珠1贯⁽²¹⁾；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国遣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²²⁾《延喜式》中“赐藩客例”记载：“大唐皇，银大五百两，水织，美浓各二百匹，细、黄各三百匹，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匹，叠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屯，布卅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判官，各彩帛廿匹，细布卌端。行官，各彩帛五匹，细布十端。使丁并水手，各彩帛三匹，细布六端。但大使、副使者，临时准量给之”。⁽²³⁾应是9—10世纪朝贡中国的定例，所出都是当时日本国土的特产。针对日本的朝贡，唐王朝的回赐物有朝服、紫衣、乐器（紫檀琵琶等）、漆角弓箭、甲胄、绫锦、白檀香木等。

宋代中日交流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入宋僧，他们也承担着一定的朝贡任务，比如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僧人奝然派弟子嘉因与唐僧祚干搭乘台州商人郑仁德的归船，向太宗献上的礼品便有：

贡佛经，纳青木函；

琥珀、青红白水晶、红黑木槵子念珠各一连，并纳螺钿花形平函；

毛笼一，纳螺杯二口；

葛笼一，纳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

金银莳绘筥一合，纳发鬘二头，

又一合，纳参议正四位上藤佐理手书二卷及进奉物数一卷、表状一卷；

又金银莳绘砚一筥一合，纳金砚一、鹿毛笔、松烟墨、金铜水瓶、铁刀；

又金银莳绘扇筥一合，纳桧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

螺钿梳函一对，其一纳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纳龙骨十橛；

螺钿书案一、螺钿书几一；

金银莳绘平筥一合，纳白细布五匹；

鹿皮笼一，纳<豸尼>裘一领⁽²⁴⁾。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成寻与弟子赖缘、快宗、圣秀、惟观、心贤、善久、长明八人与宋商曾聚、吴铸、郑庆等乘船入宋，于延和殿朝见神宗皇帝，献上银香炉、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装束念珠、青色织物绫⁽²⁵⁾。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日僧仲回搭乘海商孙忠的船，身携答信物和大宰府牒，抵达明州，献上200匹，水银5000两⁽²⁶⁾。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高丽国使栁洪，奉高丽国王之命，将日本制造的车进贡给宋朝⁽²⁷⁾。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日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王年代纪》各一卷。⁽²⁸⁾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寂照与弟子元灯、念救等八人入唐，“进无量寿佛像、金字法华经、水晶数珠”⁽²⁹⁾。南宋孝宗干道九年（1173年），日本太政大臣平清盛赠大宋国明州沿海制置使（司）返牒，并献上法皇和平清盛的赐物莳绘厨子1脚，收纳了色革30枚，莳绘手箱1合，砂金100两，剑1腰、手箱1合⁽³⁰⁾。

针对日本的朝贡，宋代朝廷的回赐物有紫衣（金罗紫衣）、僧衣、香染装束、束帛、绫锦绢罗、袈裟、茶器、琉璃灯炉、香料（丁子、麝香、甘松、衣香、甲香、沉（沈）香、欝金、苏陆、苏芳、同朸、槟榔等）、书籍、佛像等。

朝鲜历代皆与中国保持臣属朝贡关系，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先后与朝鲜三国时代、新罗和高丽的朝贡关系为和平型，即不以武力相胁迫，而是名义上的宗主臣属，附属国的朝贡、宗主国的回赐，既出于双方自觉自愿，经济价值也大体相等。而辽、金、元与高丽的朝贡关系为武力型。在新罗遣使入唐的46次政治交往中，朝贡占了21次，唐朝遣使赴新罗共有15次⁽³¹⁾。新罗入贡方物中有锦、金总布、布匹、磁石、金银、朝霞、鱼牙、大花鱼牙锦、小花鱼牙锦、朝霞锦、白氎布、衫段、针筒、镂鹰铃、海豹皮、金银佛像、佛经等。唐朝回赐新罗的礼品有衣冠、彩绢、紫衣、腰带、彩绫罗、瑞文锦、五色罗、紫绣纹袍、金银精器、锦袍、金带、彩素、绯袍、绯襕袍、绿袍、银带、银细带、鱼袋、银碗、银盒、佛经、佛牙等。百济入贡方物见于记载的有铁甲雕斧、金甲雕斧，唐朝的回赐物有锦袍、彩帛等。

宋与高丽的官方往来也很紧密，据载，高丽遣使入宋共有67次，宋朝遣使入高丽至少也有32次，其中高丽遣使贡献方物有56次，宋朝回赐有37次⁽³²⁾。高丽入贡方物中有锦、罽、色罗绫、苎布、金银铜器、带饰、漆甲、青瓷等。宋朝回赐高丽的礼品，则主要有补服、绢、锦、缎、罗、绫、金银器、漆器、瓷器等。其中，丝织品是输往南宋的重要物品。

辽与高丽的官方贸易就更加频繁，仅见诸记载者，就有高丽遣使入辽共173次，辽遣使入高丽则至少有212次⁽³³⁾。高丽每年有贺即位、贺辰、贺节、问候等名义向辽遣使数次，贡纳金银铜器、鞍马、藤造器物、丝织品和苎布等物，辽也一年数次以册封、贺辰、横宣等名义遣使赴高丽，输送服饰、锦、绮、绫、罗、绢等丝织品，犀玉腰带、金涂银带、象辂、鞍等马具，弓箭、仪仗和书籍等物品。

公元12世纪，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崛起，建立金朝。早在建金之前，东女真的仆散部即与高丽接壤。同时，东、西、北女真的一些部落皆与高丽有过很频繁的交往，有的甚至归附高丽，向高丽献马、兽皮等方物，并接受高丽的封爵和赐物。公元1125年，金朝建立后，与高丽陆地接壤。金与高丽的官方交流也十分频繁，其中高丽共遣使入金174次，金遣使入高丽118次⁽³⁴⁾，高丽向金朝贡的物品有服饰和其他器用，金输入高丽的物品则主要有服饰、金银铜器等。

2．贸易

前文已提到，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既是朝廷使节，也是贸易使团，他们在归国时，往往购买大量的商品携回日本。唐制，在鸿胪寺下设置典客署，置有令（从七品下）、掌客（正九品上）等官员，掌管蕃客的朝贡、宴享、迎送等事，兼管在蕃客住宿的四方馆进行互市，因此，日本遣唐使也有可能和典客署进行交易。日本朝廷对遣唐大使、副使赐宴时，有时赐给大量的砂金，《延喜式》中记载遣唐使出发时，朝廷亦大量赐予、绵、布等，作为入唐的旅费⁽³⁵⁾。据《日本书纪》记载，白雉四年（653年）孝德朝遣唐大使吉士长丹回国时带回很多文书宝物。《续日本后纪》亦载，仁明朝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回到肥前国生属岛时，日本朝廷特派检校使指令由陆路递运礼物、药品等，然后在建礼门前搭起三个帐篷，称为宫市，向臣下标卖唐朝的杂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记载仁明朝遣唐即将回国时，甚至违犯唐朝的国法去购买唐朝的物品⁽³⁶⁾。遣唐使携回大批珍贵的文物，对日本的工艺美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仓院宝物中珍藏的唐代珍品，即多数是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天平胜宝八年（756年）的《东大寺献物的帐》中登录正仓院宝物，就极有可能是第9、10、11次遣唐使带往日本的，他们返回日本的时间分别是公元718、734、754年⁽³⁷⁾。

北宋时期，日本对外贸易颇有衰退的倾向，曾一度禁止本国人私自到海外，因此往来商船只有宋船，但到南宋时期，日本随着武家的兴起，采取颇为进取的政策，平清盛等大力鼓励对外贸易，开往宋朝的商船也很频繁。北宋商人输入日本的贸易品大概有锦、香药、茶碗、文具等物，这可从《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成寻入宋后在应对神宗询问日本需要哪些中国商品时的对答可以得知⁽³⁸⁾。宋仁宗天，美浓各二百匹，细、黄各三百匹，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匹，叠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屯，紵布卅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判官，各彩帛廿匹，细布卌端。行官，各彩帛五疋，细布十端。使丁并水手，各彩帛三匹，细布六端。但大使、副使者，临时准量给之。”（见皇典讲究所全国神职会．校订延喜式[M]．东京：大冈山书店，1929.）圣六年（1028年）九月，福州客商周文裔前去日本，进献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方物中，有翠纹花锦一匹、小纹丝殊锦一匹、大纹白绫三匹、麝香二脐、沉香一百两、丁香五十两、薰陆香二十两、石金膏三十两、可梨勒十两、各色纸二百幅、光明朱砂五两、丝鞋三双⁽³⁹⁾。而从日本输出的商品，基本也与前代相似，大致以砂金、水银、锦、绢、布等为主。南宋时期，因为日本禁海令的消除，前来中国的日本商船络绎不绝，宋朝的贸易港设置市舶司管理一切贸易，外国船一入港，市舶司的官吏便前来检查宰货，进行抽分、博买，然后再听任普通商人交易。所谓抽分，就是按照货物的几分之几抽取进口税，税率因时、因地、因货物的粗细而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是十分之一。所谓货物之粗细，是指量重体大、价格低廉的货物叫粗色；量轻体小、价格昂贵的货物叫做细色⁽⁴⁰⁾。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日本输入中国的细色货物有金子、砂金、珠子、药珠、水银、鹿茸、茯苓，粗色货物有硫黄螺头、合蕈、松板（文细密如刷丝，而莹洁最上品也）、杉板、罗板等⁽⁴¹⁾，此外，还输出了莳绘、螺钿、水晶细工、刀剑、扇子等日本工艺美术品。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扇子在当时的中国颇受爱重，据《皇朝类苑》记载：“熙宁（神宗年号）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扇者，琴漆柄以鸭青纸，如饼揲为旋风扇，淡粉画平远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为寒芦衰蓼，鸥鹭竚立，景物如八九月间。舣小舟，渔人披蓑钓其上。天末隐隐有微云飞鸟之状。意思深远，笔势精妙，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⁴²⁾。相国寺在当时的东京汴京（今开封），院落宽广，商旅云集，集市上竟然出现日本扇子，本来就极有趣，且又“意思深远，笔势精妙”，连有着极高艺术品位的宋人也自叹弗如，可见在当时的深受欢迎。而这一时期中国输入日本的商品，仍与前代类似，主要有香药、书籍、织物、文具、茶碗等，工艺美术品方面如源范赖于文治元年（1185年）十月二十日将唐锦十匹、唐绫帷绢等一百一十匹、墨十锭、唐席五十张献给白河法皇等⁽⁴³⁾。

唐与百济、新罗的官方贸易，主要以朝贡、回赐的形式进行，双方交流的工艺美术品已如前述。此外，唐与新罗的民间贸易也很发达，规模也相当可观，两国交流的物品主要有绫、锦、丝、布等纺织品，金、银、铜等金属，人参、牛黄等药材，以及诗文书籍等。到宋代时，宋与高丽的民间贸易就更加活跃，宋代对外贸易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四大港口，并在明州设立对外贸易机关——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征税，管理外商和出海宋商，收购舶来货物等。宋商运往高丽的物品主要有锦、绫、罗、绢、刺绣等丝织品，茶叶、瓷器、水牛角、犀牛角、象牙、佛具、染料、香药等。“高丽商人输入或宋商从高丽带回的商品，主要有高丽参、各种药材、各种布料、丹漆、铜及铜器、虎皮、弓矢等武器，以及折扇、高丽纸、墨、金银器具等其他工艺品。其品类很多，仅据《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高丽条记载，输入明州同工艺美术品有关的有：银子、大布、小布、毛丝布、、螺钿、漆、青器、铜器、席等”⁽⁴⁴⁾。

辽与高丽陆地接壤，因此高丽对辽持有很大的戒备心，高丽为巩固边防，一直强烈反对在辽丽边境展开民间贸易，但辽与高丽的民间贸易还是在暗地里进行，如在龙州的苎布库就常常进行丝绢交易。

3．宗教

随遣唐使一道进入中国的，还有不少学习唐代先进文化的学生和学问僧，他们也从中国带回大量的物品。不过，与遣唐使不同，遣唐使带回的主要是彩帛、香药、家具等物，而学生、学问僧等带回的主要是书籍、经卷、佛像、佛画、佛具之类，其中的佛具包含不少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比如入唐八家之一空海携回的诸尊佛龛（见图1.1），现藏和歌山县高野山金刚峰寺，正中端坐的白檀木造优填王正是印度造像的特征。据空海法师的请来目录，此像最早由金刚智从天竺带来，传给弟子不空、惠果，作为法门传承的信物，惠果又将其传给了空海。再如法隆寺收藏的唐开元七年（719年）请来坐像一具、金堂舍利五粒⁽⁴⁵⁾，九陇县唐开元十二年（724年）铭墨漆琴⁽⁴⁶⁾，都是通过入唐学问僧携往日本的。其余如佛像、仗剑、袈裟、汤瓶、瓷碗、琉璃供养碗、柱杖等亦不知其数。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祥寺的开创者惠运于贞观九年（867年）勘录的《安祥寺伽蓝缘起资财帐》中登录了惠运等人从唐朝携来的物品，实可视为日本入唐学问僧回国时所携物品的代表：

金铜小佛像7躯。

法界、金刚、摩尼、莲花、业用的虚空藏佛像各1躯、八大明王像各1卷、文殊菩萨像1躯、僧伽和尚像1躯。

三股金刚杵4口、独股金刚杵2口、三股金刚铃3口、五股金刚铃2口。

佛舍利95粒（安置在波斯国琉璃瓶子中）、浴佛舍利塔1基。

诸仪轨。

五股金刚杵1口、率都婆铃1口、羯磨金刚杵4口、金刚簟1口、金刚橛4口、金刚指环1口、金刚粟文圆花盘5口、金刚子念诵珠。

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塔1基、绣额2条、绣幡8流。

白铜钟1口、金刚香炉1具、白铜澡瓶2口、白铜三脚瓶子1口、白铜沙罗9口、白铜盋盂8口、白铜写阏伽瓶子1口、白铜畳子20口、白铜酢勺子1柄、笛1口、白铜镜子1具。

大唐笠子1盖、义和槌1支、柽木经台1基、笠子1盖、漆泥椅子11台、白藤箱子1口。

大唐研钵3口、大唐瓷瓶14口（白2·青12）（以上为唐物）。

铁釜2口、铁钴母子4口、铁整2面、铁臼1口、熟铜悬1口、铁灶1脚、瓮3口。（以上，是唐人的施舍）

白铜畳子130口、白铜五盛垸8畳、白铜阏伽盏10口、白铜打成涂香盘8口、白铜圆匙10柄。（以上是新罗物）

白瓷茶瓶子1口、白茶碗1口、茶垸61口⁽⁴⁷⁾。

当然，不仅入唐学问僧归国时携回大量的工艺美术品，还有道明、道荣、道璿和鉴真和尚等入籍日本的唐朝僧人，他们也携去不少做工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尤以鉴真东渡携往日本的工艺品规格最高，也最富代表性：

漆合子盘30具、兼将画五顶像1铺、宝像1铺、金漆（染）泥像1躯、六扇佛菩萨障子1具、月令障子1具、行天障子1具、道场幡（幢）120口、珠幡（幢）14条、玉环手幡（幢）8口、螺钿经函50口、铜瓶20口、华毡24领、袈裟1000领、褊（裙）衫1000对、坐具1000床（介）、大铜盂（盖）4口、行菜盂（竹叶盖）40口、大铜盘20面、中铜盘20面、小铜盘40（30）面、一尺面铜畳80面、小铜畳200面、白藤箪16（6）领、五色藤箪6领、如来肉舍利3000粒、功徳绣普集变1铺、阿弥陀如来像1铺、琱白旃檀千手像1躯、绣千手像1铺、救世观世音像1铺、药师弥陀弥、勒菩萨瑞像各1躯、同障子、玉环水精、手幡4口、金珠□国琉璃□（？）、菩提子3斗、青莲华（叶）20茎、玳瑁叠子8面、天竺草履2緉、阿育王塔样金铜塔1躯⁽⁴⁸⁾。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鉴真东渡的过程中，还充斥着大量的外国人，其中有新罗人、日本人、婆罗门人、昆仑人、波斯人、大石国人、师子国人、骨唐国人、赤蛮人、白蛮人、胡国人、瞻波国人等⁽⁴⁹⁾。鉴真携往日本的舍利，就极有可能得自梵僧。而今天被列为日本国宝的白琉璃壶和包裹舍利瓶的方圆彩丝花网，都带有浓厚的波斯风格。这也可以视为梵僧向日本直接移植西域文化的例证。

到北宋一百六十年间，因为日本的闭关锁国，名留史册的日本僧人仅有20人，著名者也只有奝然、寂照、成寻等三四人。南宋时期，日宋之间商船往来极为频繁，见诸记载的入宋僧就有110人。入宋僧携来中国的工艺美术品，一部分用于朝贡进献朝廷，一部分则是作为供养品施舍到中国寺院的。较有代表性的比如宋僧念救归国时，右大臣施送天台山大慈寺的工艺品就有：木槵子念珠（6连，4连琥珀装束、2连水精装束）、螺钿莳绘二盖厨子1双、莳绘筥2合、海图莳绘衣箱1支、屏风形软障6条、奥州貂裘3领、七尺鬘1流、砂金（100两，放入莳绘丸筥）、大真珠5颗、橦华布10端⁽⁵⁰⁾。“安元元年（1175年），僧觉阿在赠给他的师父杭州灵隐寺佛海慧远的物品中，有水晶降魔杵及数珠二臂，彩扇二十把。又，建长七年（1225年），前关白藤原实经接受了东福寺辨圆的意见，督率同族的儿女昆弟等亲手抄写《法华经》四部共三十二卷以报答亡母准三后太夫人的恩德，装在镂金螺钿的分层匣中，施舍给辨圆师父无凖师范的塔院，也即杭州径山的正续院。建长八年（1256年），高野山禅定院的觉心（法灯圆明国师）曾以水晶念珠一串、金子一块赠给他的师父宋朝杭州护国仁王禅寺的无门慧开（佛眼禅师）”⁽⁵¹⁾。可见莳绘、螺钿、水晶、真珠、念珠等工艺品，是宋时中日宗教往来中常见的工艺品种类。

当然，作为东亚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佛教在朝鲜半岛也十分流行。有唐一代，来中国求法的新罗僧人就有173名。高丽王朝更是崇尚佛教，将其作为国教，加以提倡，并建立一系列的崇佛制度，比如在名僧中选拔国师、王师，聘为王室顾问，又在太学中增设僧科，对僧侣进行考试，授以法阶。为进一步发展佛教，又采取向宋请佛经、派僧侣入宋求法、欢迎宋僧前来高丽传法和刊刻佛经等措施。新罗向唐贡进的佛教工艺品有金银佛像、佛经，唐对新罗的回赐有佛头骨、佛牙、佛舍利、佛所著绯罗金点袈裟等。高丽输入宋朝的佛教工艺品有经像、佛像，宋对高丽的回赐有金函盛佛牙头骨等。

佛教工艺美术品的交流在东亚地区意义重大，因为在佛家看来，布施物越精工，信仰便越虔诚，因此这些工艺美术品总是采用最新的技术，使用最好的材料，而因为供养的需要，它们往往也促进交流双方悉心研究技术，努力精工细作。

4.文化

胡风盛行是唐代工艺美术中的重要特征，当然也间接地传入奈良时期的日本，前文已提到，随鉴真东渡的有胡国人、昆仑国人、瞻波国人等，这些来自印度、波斯、西域等地之人经过唐朝直接来到日本传播文化，他们携带大量具有西方风格的工艺美术品，比如盛放鉴真和尚舍利的金龟舍利容器，以及今藏正仓院的琉璃高杯、十二曲长杯等物，都体现着浓郁的西方风情。鉴真和尚的随从胡国人安如宝在修建唐昭提寺时出过力，后来又任少僧都，成为桓武天皇以下皇妃、皇太子、公卿等的戒师，塑造唐昭提寺讲堂丈六弥勒像及金堂左侧侍丈六药师像的军法力则是昆仑人，他们都对奈良朝的工艺造作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

宋代是内敛型的文化，在中华传统的审美风格上尤其精益求精，但辽、金等民族的崛起并峙也在中国与日、韩的工艺美术交流中产生过重要作用。辽、金具有民族风格的服饰品、金银铜器等大量输入高丽，双方因为地缘上的接壤，也不少工匠间的往来。

由此可见，唐宋时期在以中原王朝礼乐文化为中心的工艺美术风格东传韩国、日本的同时，也有域外文化、民族文化等异样多彩的风格因素间接流传，它们对中国工艺美术风格在向东演进的过程中，自然也产生过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