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个重大原则
程恩富
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讲话。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也有这句话。也就是说，今后我们各项工作都要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那么，重大原则到底有哪些？这里，结合中央文件、中外经济现实和一些学术探讨，创新性地提出以下八个重要原则。
一、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就是生产力包括三个实体性要素：劳动对象、以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力。除了三个实体性要素，还有科技类要素、管理类要素、教育类要素，是渗透到生产力实体性要素之中的。生产力的系统论，还可以用三个力来表示：一是自然力，土地等自然资源都属于自然力；二是劳动力，不光是体力劳动，还包括管理劳动、科技劳动；三是科技力。自然力、劳动力、科技力的结合构成了现实的生产力。所以，在政治经济学中，人口、资源、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力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发展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后来，江泽民同志又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胡锦涛同志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当前，就是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要思想。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动力不足，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理念，解决发展动力问题。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创新”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创新包括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等，而狭义的创新单指科技创新。所以，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只有重视知识产权优势，从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才能围绕品牌、技术制高点及技术标准制定等构筑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优势。当前，在经济新常态的格局中，只有紧紧抓住创新这个发展第一动力，才能化解“三期叠加”风险、破解产能过剩难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坚持科技领先型的持续发展原则必须要纠正“原创不合算”的错误观念。比如技术原创，习近平总书记讲，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另外，还要纠正“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错误思潮。从短期来看，貌似买和租的收益更为合算，但是自主原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从长期来看，就产品的溢出效应来说，收益会大大超过成本。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静态地来掌握西方经济学所讲的“比较优势”，似乎中国只能生产一些低端的东西。“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把工业大国变成工业强国，把人才大国变成人才强国。
二、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
这也就是关于生产目的的原则。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就是不同社会、不同所有制具有不同的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私人企业家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私人利润。所以，他关心使用价值的最终目的是为个人赚钱。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直接和最终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以及“十三五”规划提到的生态环境的需要。比如，国有制追求国有的剩余价值，集体经济追求集体的剩余价值，都是靠各种商品（广义的商品也包括劳务服务）来实现的。价值形式和理论形式都是计算方法，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生产目的不完全一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民生导向型的生产原则。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要用更加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这一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良性发展。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包括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惠及人民三项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善民生就是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目的性原则和根本立场。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内在统一的。所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谋划几大领域的民生改善。第一，财富和收入分配。第二，扶贫。第三，就业。第四，住房。目前有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各级政府要想办法进行调控。另外，还有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这八个领域都是涉及民生的重要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这是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中尤其要贯彻落实的一个原则。
三、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就是生产不断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用马克思主义来表述就是经济的社会化、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矛盾，经济全球化和一般私有制甚至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都是相矛盾的。我们要看到所有制和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存在。
另外，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在客观上要求国家乃至全球都要加强经济调控。目前，全球经济调控还很不到位。三大国际基金组织都掌控在美国和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上，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垄断公司相互联系，对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不合理的交易政策、交易制度。这就违背了全球化的趋势，激化了矛盾的爆发。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的爆发。所以，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这是我们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做的进一步推进，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因而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搞完全的公有制，也不能搞完全的计划经济。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谈到国有经济，其中三句话尤为重要。第一，在国企改革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第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第三，在国企改革中“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基调是要进行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目的就是把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思想。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要有看齐意识，在所有制问题上尤其要头脑清醒，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支柱。当前，要落实这一点，重点就是要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这就符合了宪法、党章和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的要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发展各种非公经济。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取得更大实效。同时，依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华为企业的一些做法，我们也应当鼓励和引导私营企业开展职工持股的改革，以推动劳资两利，共同富裕。
四、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之一，就是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分配必然是按资分配，也就是说，不管从事哪个行业的生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那么，在私有制条件下，雇佣劳动者只能凭借法律上的劳动力所有权来获得劳动力的价值或者是作为其转化形式的工资。广义的工资也包括了奖金、津贴等。在这个框架和前提下，雇佣劳动者在某一企业的具体工资与其具体岗位和绩效挂钩，但这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按劳分配。因为按资分配的利润已经被拿去了，剩下来的尽管也在劳动者之间分，但不能说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和公有制相联系的。而某些企业、某些部门和全社会的雇佣阶级总体的工资状况，则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取决于与资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及其成效。西方国家经常爆发集体谈判、罢工，胜了就可以加一些工资，改善一下生活。所以，从理论上，劳动者的收入就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现实生活中，是劳资的力量对比。
资本主义以按资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存在着严重问题。2011年，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波及8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示威者将写着“99:1”的牌子挂在身上。就是说99%的民众和比尔·盖茨、索罗斯等1%的人形成了鲜明的阶级对立，或者叫贫富对立。有的凯恩斯主义者还写文章说，不只是99:1，甚至是99.9:0.1。真正的超级富豪在美国仅占0.1%，但是他们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2016年3月底，法国巴黎开始了一场“黑夜站立”运动，各阶层人士聚集到共和国广场开展辩论、提出抗议，起因是法国政府推出劳动法修改草案，放宽了雇主解雇的要求，对工资的限制等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不利于雇佣劳动者，引起了雇佣劳动者的反抗。这个运动波及法国的50多个城市和欧洲其他国家。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我们要维持社会稳定，就要顾及劳动人民的利益，真正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凭借产权的贡献参与分配这一基本分配制度。中外市场经济表面上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本质上是按生产要素产权的贡献来分配的。所以，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有五句话：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性、标志性的内容。十八大报告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同时，缩小收入的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产权贡献分配的机制。
根据近两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企业广义的收入提高幅度略微超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但其具有弥补性质。因为十几年前企业的工资增长一直低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不能因此就不再提高职工工资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劳动人民期望的。另外，怎样建立正常的保障机制？我认为，要通过立法建立正常的机制，把一般职工的收入变动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动挂钩，和企业的纯利润挂钩，和企业高管层的收入挂钩，当然，还要和当地的物价变动挂钩。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抓国企改革，国企高管层的收入和职工的收入原则上规定不超过8倍的比例。前几年，西欧一些国家20万人上街游行，要求实行工资比例不超过12倍，但运动失败了，议会不通过，因为议会是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上的。但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可以代表广大人民进行谈判。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广义工资的变动单靠某个企业做个别谈判，收效比较小，而且容易引起劳资矛盾。
目前，要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坚持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总目标仍然着眼于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到本世纪末要突出地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把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这里的本世纪末指的是上个世纪末。所以，我们要重点解决社会普遍关注的共享发展的难题，这是当前党政部门要尤为积极的领域。
根据西南财大、北京大学等单位的调研发现，我国现在财产和收入的分配差距都比较大，基尼系数超过美国，1%的最富有家庭拥有了全国家庭财产的三分之一，与美国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知道，贫富差距的第一指标不是收入，而是财富的存量。家庭净资产才是衡量贫富分化的首要指标。家庭净资产包括了家庭房产、各种有价证券、股票等，也包括了银行储蓄和手持现金。所以，有些舆论过分强调富豪是经济引擎，是社会楷模，不分区别地宣传这种观点，很容易导致社会的副效应。
那么，贫富差距的首要原因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贫富差距是由所有制造成的。资产阶级左翼认可私有制的生产方式，认可生产资料私有化、民营化，对于贫富差距，认为国家可以多收一点税，从国民收入再分配上着手解决。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投资一个饭店，雇佣了200名职工，大家都拿工资。那么，董事长和200名职工的差距就仅仅表现在工资收入的倍数上吗？不是的。收入倍数固然可以是10倍、20倍，但更重要的是，董事长有按资分配，经营利润是董事长的。所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在企业里进行的，靠税收手段缓和分配差距的作用实际上是很小的。
法国年轻经济学家皮凯蒂教授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很多国家的长期数据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一个能力社会，而是一个世袭社会，作为社会普遍现象，有钱的家庭50年、100年后还是有钱家庭。20年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作为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根本不是能力社会，贫穷不是能力原因，而是家庭财产的原因。当然，萨缪尔森、皮凯蒂等非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认为可以通过高额累进税，用投资者多缴纳的税来弥补劳动群众。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要通过公有制在初次分配中缩小分配差距，通过再次分配，再做调整。遵照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原则来改革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体制机制，真正使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落到实处，使广大劳动人民满意。
五、国家主导型的市场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或局部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这种矛盾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生产不断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的基本内涵就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按比例规律也是社会普遍存在的规律，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所占比例须符合社会需要，即同社会分配给这种商品的劳动时间比例相适应。
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由市场来调节，生产经营相对过剩，经常出现经济危机。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教授指出，次贷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尤其是住房生产相对过剩。加上当时的美国总统是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也呼吁公众买房。为了私人垄断组织的利润，住房开发商和金融家、政治家结合起来，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
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江泽民同志也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包含着有计划，包含着计划调控。现在，我们不用计划调控这个词，而用政府调控，更加准确一点讲，是国家调控，包括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个机制在进行双重调节，一是根据价值规律进行市场调节，市场在一般的物质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调节。
中央文件说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这里的资源是指一切社会资源吗？文件没有说。但根据中外现实可以判定，一定不是一切物质资源。比如石油、煤炭等地下资源的开采和河流、山川、森林的改造等，都是由国家规划决定的。当然，可以采取市场化招标的办法，但要不要改造、怎么改造的大规划是由国家通过法定程序来决定的。还有交通领域，航空、铁路、海运和城市的地铁等，都是由政府来决定要不要修建、如何修建。
所以，市场化操作不等于市场决定。市场决定说到底就是企业决定，因为市场首先是一种交换关系，不能决定生产，其次是一个交换场所，也不能决定生产。所以，生产最终是由自然人作为法人的企业组织来决定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这些一般的物质生产经营都是由企业来决定的。但是有些重要物质资源不是由企业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的。
那么，我们来看非物质资源。比如教育，是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不是的。大部分学校还是公立的，政府决定要不要建小学、中学、大学。至于在教学管理中引进的一些市场机制，并不等于市场决定。比如文化领域。中共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文件中都没有说市场在文化资源里起基础性作用，更谈不上是决定作用。因为文化有价值观导向，首先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然后结合经济效益来考虑。医疗卫生是不是完全市场化呢？也不是。现在，党中央已经明确公立医院以公益性为主，不以赚钱为目标。如果国家投入不足，公立医院被迫去赚钱，就会导致药价过高、过度检查等一系列问题。还有住房生产，完全由市场决定也不行。现在，国家建造公租房、廉租房也是由政府决策的。所以，只能说一般资源由市场决定，有些非物质生产领域，并不完全由市场决定。
当前，就是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的讲话精神，处理好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现在，我们讲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点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围绕两点更加准确，更加符合现实。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都与人相关，因为市场活动都是由人参与的。我们要发现、运用其中的规律，尤其是按比例规律、价值规律和国家调节规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调节，既要加强，又要改善，该放权的要放权。当然，不能事先放权，事中、事后都不管了。政府的工作越位或者缺位，都要批评。
六、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绩效要相互协调，有较高绩效的增长速度是最佳速度；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较低增长速度，不利于充分就业、积累财富和提升福利，而资源粗放利用的较高增长速度，又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和积累真实财富。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GDP指标，不能过度追求，要看是什么样的生产经营活动导致了GDP的上升。假冒伪劣产品、产能过剩也能拉动GDP的增长，但不能带来真实的财富，反而带来资源的浪费。总的来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完全相等，经济学原理要求突出经济发展的整体绩效优先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强调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大体翻两番，而到2020年，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从2013年开始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标志之一就是GDP的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年均增长要保持在6.5%以上，大体上是6.5%到7.5%之间。因为从全世界看，3%以下是低速增长，发达国家大多数都是低速增长，4%到6%是中速，7%到9%是高速，10%以上是超高速。2015年，我们的增长速度是6.9%。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30%，对亚洲经济增长贡献率是50%。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中国经济绝对不会像西方媒体宣传的那样“硬着陆”，或者说经济崩溃。经济研究明确得出结论，我们的增长速度是可以保持6.5%以上的。
经济新常态这个词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先用的，那么西方国家讲的新常态是什么呢？是指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失业率很高，金融风险很大，贫富分化很厉害，甚至出现财政危机。在他们看来，今后若干年内，这种经济发展将是常态。他们的经济新常态是一种悲观的客观描述，而我们的经济新常态是要提质增效，同时速度适当下降。
中国的速度为什么下降？我认为主要是由四大规律系统决定的，一是经济发展规律；二是关系到民生改善的社会发展规律；三是生态环境和资源有效利用的自然规律；四是科技发展规律。当然，还可以扩展到国际经济发展的规律。四大规律共同作用，客观上要求我们放缓速度。这有利于提高经济质量、优化产业结构。所以，速度和绩效也是一对矛盾。
“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提质增效，尤其是要完善供给体系，提高供给质量，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我们现在强调的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等，都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展开的。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相联系的。新常态下，要向突出经济绩效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质增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心。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我国经济应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方式应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应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应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以便从总体上坚持绩效优先型的速度原则。
七、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就是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简称按比例规律）。什么叫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就是说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矛盾，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也有这样一个内在要求，人、财、物等社会总劳动要依据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去，以保持各产业和经济领域的结构平衡。那么，在社会再生产中，各种产出与社会需要在使用价值结构和价值结构上要保持动态的综合平衡，从而实现在既定的生产经营水平下以最小的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大的生产经营成果。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广义的经济结构协调的目标，就是使结构不断地合理化、高级化。低水平的合理和高水平的合理、一般科技基础上的平衡和高新技术上的平衡是不一样的。比如产业结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以及产业的内部，都要保持平衡。现在，我们的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大，但并不是说第三产业比重越大越好，还需要第一、第二产业有新的高度的发展。所以，像上海这些地方，中央不仅要求搞高端服务业，还要搞先进制造业。我们强调去产能，实际上就是因为产业结构有很大的不合理性。比如，钢材、水泥，特别是一般性的钢材、水泥大量过剩，但高端的品种钢材仍然需要进口。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反映出我们的技术结构、外贸结构有问题，所以，我们也强调外贸结构要优进优出。
还有地区结构。现在，经济区域化，我们有长三角、珠三角，有西部地区、东北亚地区，还有中原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过去也叫环渤海经济区），还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区域合作的内容非常广泛。但现在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结构不合理，产业趋同，各地区的产业有大量雷同化的现象，往往导致过度竞争，甚至恶性竞争。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在供求方面，不仅总供给和总需求要保持平衡，总体上还要塑造一个供给略大于需求的供求格局。但是不能大大超过需求，否则，会出现产能过剩、产品积压、经济效益下降的现象，甚至全行业亏损。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结构协调型的平衡原则。将来我们要解决很多现实问题，譬如刚才讲到的问题。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金融的发展要为实体经济服务。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的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比例不协调，虚拟经济过快、过度发展导致整个经济的混乱。最近两年，我们强调“四化”要相互协调，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当前，我们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这里，要克服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投资结构、产业结构政府都不用管，完全让市场说了算。这种新自由主义误论及其做法必然会导致严重的产能、库存过剩。
八、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
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之一就是依据国际分工、国际价值规律、国际生产价格、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全球化等理论，在一国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经济适度对外开放，有利于本国和世界的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和技术互动、人才发挥作用等。一国对外经济开放的方式、范围和程度等，应视国内外复杂多变的情况而灵活有序地进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更要讲究战略和策略，因为开放的实际综合利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过去，芝加哥毕业的博士生回到拉美一些国家，叫“芝加哥小资”，在拉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结果使拉美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国民经济被跨国公司控制，引起通货膨胀、工人失业、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导致左翼政府上台，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尽管最近有些拉美国家左翼政权下台，但其中是有很复杂的原因的。资产阶级多党制加上私人垄断组织支持右翼上台，这最有利于他们获取垄断利润。而发达国家对外开放的顾忌相对较少，因为它处于强势地位，货币、技术、品牌都占有优势，“走出去”的多，发展中国家基本靠引进为主。这种开放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原则，也就是说，我们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导，自主创新，强调开放的自主性，包括货币发行的自主性、引进外资的自主性。优选优进，才能获得更大的效益。我们强调要运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文件对此强调。第一，总体上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第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们不搞霸权主义，也不只是简单地融进全球经济体系中，而是进一步和发达国家一起，探讨如何建立一种互利共赢型的全球治理体系规则。第三，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尤其是金融安全、产业安全。第四，要把“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后发优势与先发优势并重的方针贯彻下去。大力发展中方控股份、控技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品牌（世界名牌）的“三控型”跨国公司，建设更多的实业，而不是银行、房地产等。更多的工业制造部门要进入世界500强。同时，我们要防止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实行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第五，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这是一句新话，不仅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还要争取更多的发言权。
在人才战略上，不仅要“引进来”，也要大量地“走出去”。派更多懂金融、懂外贸、懂世界经济的人进入国际经济组织、进入联合国等去担任工作人员，使一些事情的处理更公正。
根据“十三五”规划的基调，我们强调要提高国际分工的层次，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的合作，妥善开展自贸区和投资协定谈判，在充分利用中资和外汇储备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资。要尽快借鉴日本、韩国、美国等对待外国企业的经验和措施，防止外企在中国的“斩首”性兼并行为支配日益增多的产业部门，包括大众化网站等，大力提高对外开发的质量、层次和绩效。加快“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和建设措施，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同时，积极利用人民币的国际化优势，但资本项目近期不宜开放，以有效抵御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国民利益。
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蒙代尔、梯诺尔，以及我国三位海归经济学家——林毅夫、郎咸平、余永定，都一致反对中国立即开放资本项目，认为这样对中国弊大于利。尤其是社科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的老所长、国际金融专家余永定，说得更加严重。他认为，如果要立即开放资本项目，我们在经济领域必然犯颠覆性错误。2015年，中国股市断崖式下跌，现在，我们的金融实力和金融监管能力还不能够支撑立即开放资本项目，等我们的金融实力更强了，监管能力更大了，再开放也不迟。否则，如果索罗斯基金冲击中国的股市、房市，那广大股民的利益受损很大。资本项目的开放是讲究战略、策略的。
有人讲得很好，说我们不能完全按照美国“教科书”来做，而是要借鉴美国实际怎么干事来做。比如，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提到知识产权优势和综合竞争优势，这两个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的教科书是不可能讲知识产权优势的理论和战略的。为什么？因为美国70%的收益都是靠知识产权，就像耐克鞋，技术研发是它的，市场营销品牌是它的，别的国家只收一个加工费。日本、韩国坚决抵制欧美到他们国家直接投资办企业，愿意借款引进技术，这样的话，利润是本国的，可以改善人民生活。而我们的GDP很大，但一大部分利润被别国拿走了。
总的来说，我们开放要更加讲究原则、战略和新理念。过去，我们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习近平总书记讲，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张德江委员长在“两会”期间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也说，高铁为什么成功？因为当时铁道部的技术战略是正确的。我可以买你的产品，但你的核心技术一定要转让给我。但是我们的轿车工业、飞机加工制造工业、钢铁工业，纷纷和外商合资、合作，肥水外流，内部形成了过度竞争和恶性竞争。
过去，我们在引进外资上有很多教训，现在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各级政府要有看齐意识，把我们的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更多地参与到国内外的中高端竞争，使国民能够获得更多利益，这是我们开放的最终目的。
以上八个大的原则，从大的方面来看，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搞清楚，结合中国国情和世情来制定我们的经济原则并灵活运用，通过制定各项政策和举措来落实这些原则的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会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人民获利也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