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的现实演进：资本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格局
（一）资本全球化及其表现形式
1. 资本全球化的概念界定：资本全球化的内涵
马克思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资本主体形态从商业资本、工业资本转变为金融垄断资本、跨国资本乃至跨国垄断资本，资本流动由局部国别间转变为全球地域间，资本全球化确实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与更为直接的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相比，应如何解释资本全球化？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资本全球化是“经济主体为达到资本增殖最大化的目的，借助市场经济及世界市场机制，使资本达到最大空间的运行，即进行全球化的运作，并在最短的时间、最大的空间内使资本达到最大规模的增殖”(3)。它主要体现为资本全球性自由流动和全球资本融资高度一体化。这个定义是中肯的，但概括的是资本全球化的表层现象。事实上，资本全球化具有3个层次的含义：首先，资本全球化涉及地理空间概念，即资本流动在空间上扩张至世界范围，资本自由化和资本国际化现象互为加强。其次，是一个总量概念，资本的大范围流动意味着资本积累量的迅速增长。因为在资本国际竞争和地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资本积聚和积累共同作用，资本集中的数量更为庞大。最后，也是经常为资本总量所掩盖的实情，即资本自由流动与资本数量集中的背后，资本全球化包含一个国别资本积累不平衡的结构性概念。依据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目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有选择地流动和积累，而并非在全球各地均衡分布。事实是在资本数量庞大的前提下，资本全球化意味着各个国家都可能形成竞争关系，为吸引资本而竞争，无论其经济实力如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或最贫困的边缘国家）。因而，资本全球化的实质建立在国别地理空间的各种差异（如经济基础、自然资源、劳动力、生产条件、政策环境等方面）上，资本流动有利于消化和吸收各种差异并迅速实现资本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加剧国别资本的不平衡积累；国别资本的不平衡积累反过来又会强化国别地理空间的差异，形成资本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格局。
2. 资本全球化的主力军：跨国公司与金融资本
资本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当代表现。它既保留了以往资本的具体形态及资本一般增殖形式，也催生出新的资本形态和资本增殖形式。新变化首先表现为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上台，英、美政府开始在国内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一系列包括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削减社会福利、减免企业税收、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等措施，尤其是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行业进行私有化改革（如出售大量国有企业），大力推进金融领域一体化。新自由主义浪潮刺激了英、美国内新一轮投资需求，为资本自由化注入了活力。实力雄厚的英、美大公司不仅在国内进行资本兼并与资本集中，而且与其他发达国家大公司一起交叉投资与资本兼并。随着苏联解体，原东欧国家也纷纷推行私有化改革，为跨国公司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由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积聚了数量庞大的资本，激发了新一轮跨国公司兼并热潮。联合国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发表的《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到，当时存在的37000家跨国公司实际控制着206000家子公司。随后的报告也指出最跨国化的前100家集团掌握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3，这一比例近10年保持不变，并且这些集团的总资产中约有40%分布在原籍以外地区。(4)尽管20世纪9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经历了不少波折和危机，但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即使在危机中也收缩有限，危机后回升迅速并带动国际生产和海外销售，可见资本国际扩张和集中趋势从未消退。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估算，全球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在全球的销售额和增值分别达到了33万亿美元和7万亿美元。其出口额超过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3。2010年，全球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外创造的增值约为1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1/4”(5)。从历史发展及现实数据来看，跨国公司是资本全球化的主力军，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当今资本全球化的重要形式。与流通层次的贸易全球化相比，资本全球化影响更为深远，带来的是生产领域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将资本母国和东道主国的技术、市场和社会环境纳入资本体系中。跨国公司资本使用权层层分解，然而资本所有权则越趋集中，资本扩张和资本集中的选择性也越明显：以美国、西欧和日本为首的“三极中心”地带往往具有国际正投资惯性(6)。可见，资本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不平衡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是根据国别差异不断重构世界经济等级结构。
当今资本全球化的另一表现形式——金融资本全球化，即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跨国发展，全球金融活动趋于同一规则运行，大量的金融资本通过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跨地区、跨部门流动。1973年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量仅为150亿美元，到1995年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量达到12000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额大于世界市场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每日金融交易与实物贸易有关系的不超过2%，金融衍生产品种类已达到1200多种。(7)资本全球化流动规模巨大并以虚拟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源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普遍推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打通彼此间的金融市场，还利用各种经济协议迫使东道主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放松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以此推动金融资本全球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极大地提高了资本流动和集中的效率，为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并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本。
金融资本最显著的特征是不经过商品生产领域（生产资料与劳动的结合）而直接从金融债券交易中增殖，其成立的前提是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形势以及生产能力的乐观估计。一方面，金融资本以其快速的循环及增殖形式，为跨国公司的国际并购和国际生产活动带来融资便利和效率。它既为生产资本的国际扩张提供金融支持，也在扩张自身范围——形成一个庞大的充满投机性的全球金融资本市场。另一方面，金融资本无须经过生产领域活动而获利，其虚拟性、投机性（有价证券脱离价值生产领域而被无限放大）易引发经济泡沫，为世界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见，金融资本全球化既能有效配置国际经济资源，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金融活动中资本雄厚一方往往更懂得资本增殖的技巧，更具抗风险的能力，因而这一进程中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可以把风险和损失转嫁给弱势国家，维持资本全球不平衡分布，强化资本全球化的等级格局。
（二）资本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格局：“三极中心”与“三级鸿沟”
二战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是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20世纪50—60年代，通过实行“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掌握了世界货币体系和金融市场的领导权。尽管之后经历了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丧失了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上的优势地位，但是依靠其强大的综合国力，特别是世界领先的科技产业和大量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美国仍然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生产活动中占据优势。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和日本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优势，一边接受美国大量的经济援助，一边发展电子工业、汽车制造业等关键产业，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培养科技人才队伍，经济实力和资本存量跃升世界前列。20世纪70年代之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滞胀”期，于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刺激下资本自由化加强，表现为以跨国公司大量并购、国际生产体系日趋细化为特征。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虽然世界经济波动，美、日、欧盟等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但凭借战后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所积累的资本、技术、人才等优势，世界经济的“三极中心”——美国、日本、欧盟已形成。它们既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际直接投资中资本流出和流入的主力国，在数量与质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2009年全球区域直接外资流量统计中，以“三极中心”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直接外资流入量占全球的50.8%，直接外资流出量占全球的74.5%，跨国并购交易的2/3以上仍涉及发达国家。美国显示出强大的资本实力，2008年经济危机过后，美国在直接外资流入量和流出量中仍排第一位。(8)与发达国家直接外资流入量普遍下滑的趋势相比（特别是欧盟的巨大跌幅和日本的下跌），美国的直接外资流入量强势逆转，在2010年增长了40%以上。可见，在资本全球化背景下，美、日、欧是资本运动的中心地带，也是资本集中的主要区域。
资本全球化格局并非一成不变，其中一大变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能力上分化并渐成鸿沟。新兴经济体国家吸引外资能力越强，其对外投资能力也越强，面对危机也越具弹性，反过来又巩固了它们与“三极中心”的相互依赖关系。从地理位置来看，几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都分布在“三极中心”附近，形成了世界经济结构的第二层级。至于弱小的不发达经济体国家，无论在直接外资流入还是流出上都处于劣势，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能力也更弱。资本越来越青睐新兴经济体国家，忽略弱小经济体国家，因而两类经济体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资本全球化下国别和地区间资本不平衡发展格局大体显现——更形象地说是“三级鸿沟”：美国、日本、欧盟组成的“三极中心”，与“三极中心”形成紧密联系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徘徊在全球资本体系边缘的弱小经济体国家。在这一体系中“三极中心”占主导地位，它们内部交叉投资频繁，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投资有增无减；处于上升期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外向直接投资活跃，资本运动显示出增强的趋势；弱小经济体国家处于资本运动的边缘位置，与前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资本流向和资本集中程度在国别地理空间上极不平衡，这是资本运动选择性的具体表现。
（三）资本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格局：资本体系弹性与马克思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的延伸
资本全球化的实情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性流动和集中，带来国家间和地区间资本运动的“三极中心”和“三级鸿沟”，这与当今全球生产活动、市场导向和财富分配的集中趋势是一致的。某个地域越能吸引资本运动，其创造财富的机会越大，社会生产关系越发达，技术聚集效应越明显，反过来又会增强该地域对资本的吸引力，激发资本运动的活力。这是资本不平衡发展的现实逻辑，反映了资本运动与其外在条件的动态联系。以往不少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解释造成资本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回答为什么资本选择往这些国家或地区流动和集中的问题，给出的大多是具体的甚至是技术层面的答案。马克思曾对19世纪大工业时期的资本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对资本全球流动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作出过正确预测，那么他的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能回应什么呢？
资本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格局不可避免，源于资本增殖的要求——资本内在结构使然。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表明资本内在结构是资本运动的初始动力。资本利用生产领域中物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有差别的、制度性（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私有财产的绝对保护）的不平衡地位，为其增殖提供了空间，找到了资本运动的初始动力。这暗示我们，资本内在地要求并制造一种隐性的、经济性的秩序和权力结构，资本运动所到之处都会分离并再造这种秩序和结构。在今天看来，马克思对资本内在结构的二元阶级分析方面存在过于简化的局限性，但并不能否定他对资本运动规律的正确判断。资本全球化带来了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国际化，意味着资本增殖不仅仅包含资产阶级对工人劳动力的无偿占有，而且涉及雇佣劳动关系国际化带来国家间新的矛盾，如反全球化运动中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抗议本国生产日趋“空壳化”，反对本国跨国公司将国内就业岗位大量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工人，反对生产国际化挤压他们的就业机会。这些抗议反映了雇佣劳动关系国际化所具有的复杂性，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劳动力具有潜在的竞争关系。然而这仅是问题的冰山一角，隐藏其后的是跨国资本的理性选择，跨国资本利用国家间劳动力价格的差异，制造出国家间劳动力的竞争，加强了资本对生产领域的主导权，所以资本增殖仍需资本内在结构的权力等级性来驱动。所变化的是马克思理解的二元权力对比以更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是直接的劳资对抗或斗争，而是转嫁为劳动力国家间的竞争关系、跨国资本的竞争关系，其中实力雄厚的跨国资本在多方竞争角逐中获利并巩固对劳动力的支配权。当今劳动力的国别差异虽不是资本运动的唯一标准，但仍是资本流向选择时要考虑的基本要素之一。为了实现增殖，资本会寻找和利用各种差异，在资本全球化时代则演变为寻找和利用国家以及区域的差异，捕捉对劳动力以至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各类要素的相对优势，重组资本增殖所需的权力等级结构——表现为国家间在资本流动和资本集中能力上的“三级鸿沟”，因而资本全球化的等级格局是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的当代表现之一。
资本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处于动态中，随着资本体系的扩张、资本内外不对称的互动关系趋于明显，这是资本体系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的实质。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自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先后确立，欧美等国一直占据世界经济政治地位前列，从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日本，资本主义中心从西欧扩散到美国、日本，逐渐形成资本全球化的“三极中心”。这个过程中资本体系不断扩张并显示出弹性——利用资本生产和流通条件的国别差异，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国家并且引进市场、技术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兴经济体国家与资本“三极中心”日趋相互依赖。资本全球体系不能再以“中心—外围”进行划分，曾被依附论学者所强调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剥削与依附关系，也不适应资本体系的弹性变化——新兴经济体国家从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分离，资本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这是其主动适应资本“三极中心”的结果，资本主义外围地区已经分化并形成新的鸿沟。
马克思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的意义是，资本体系的辩证法——资本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不对称的相互作用，不仅加强了市场、技术和社会空间的聚集效应，隐蔽了资本的生产领域，而且将这种趋势延伸到资本流向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不难看出，世界市场、技术、社会空间呈现出新的分割状态——与资本“三极中心”“三级鸿沟”相一致。资本吸引力弱的国家仍处于边缘，而新兴经济体国家资本全球流动的形势，已建立起与资本“三极中心”相互依赖的关系。
资本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并非绝对，缘于资本内在结构及其外在条件的内涵均在时空中扩展。资本体系利用资本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地理差异，塑造了新的层级式资本关系，资本体系的辩证法仍会继续下去。这是马克思的理论带给我们理解资本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基本思路。正如弗朗索瓦·沙奈所言：“资本全球化既没有消除各民族国家的存在，也没有消除国家间政治上的统治与依附关系。全球化只不过改变了造成国家之间等级化的各种因素，同时重新划分了国家间等级关系格局并进一步加强了等级程度。”(9)